叔叔是个农民，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说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是因为他的营生不在种地上，而是用“望闻问切”的手段给病人治病，那些病好了就去麦地里寻吃找穿的种地人都叫他“大夫”。未宋村和未宋村周围的人都这么叫，而不叫他“郎中”或“医生”。他们觉得，“治病”的跟“种地”的不是一样的人。叔叔不觉得不一样，他总坚持说：嗨，我是个庄稼人。这句话仔细琢磨没错，他是给生病的农民治病的庄稼人。
叔叔是他们那个大家庭唯一没有走出麦地的人。他的大哥——我的伯父，十几岁的年纪就从北平的一所学校跑到了陕北、走进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他的二哥——我的父亲，在抗日战争末离开了麦地、做了一个吃部队食堂的人；他的姐姐——我的姑姑，也跟着她的南下干部丈夫南下了。这些走出去的哥哥和姐姐及他们的子女最后都住进了城市，做了看不见麦熟麦香的城里人。在我的想象中，叔叔一次又一次坐在了未宋村那片麦地边，眼睛望着姐兄走出去的方向。
我离幵平原村庄的时候尚在母亲的襁褓中，因此我不可能记住叔叔与我们分别时那忧郁的神情。但在我的揣测中我总看见叔叔捋下一把麦穗，放到手上搓一搓，然后再搁进嘴里咀嚼着，叔叔说：今年的麦子不孬。
我记得，1994年5月9日——在我父亲去世三个月后，叔叔来到了安庆——这是他人生的第5次安庆之行，他要为他的弟兄扫墓。他对我说：这怕是最后一次见你们了，我兄弟和凤荣（他的姐、我的姑）都走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下一个该是我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很难受，我知道叔叔前两年因胃出血住了好长时间的医院。为了使失去兄弟的叔叔心里得到平静和安慰，也是为了怕应验叔叔“怕是最后一次见你们了”的这句话，我们兄弟姐妹都接叔叔去自己家里吃饭，并围着叔叔要他给我们切脉，但叔叔郁闷不乐地说：咱可不会给家里人把脉。当我把那篇发表的散文《北方叔叔来我家》（写1990春天叔叔的安庆之行）拿给叔叔看时，叔叔的脸上像是有了松动。在这之后的5月15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安庆市青年书画展”在工人文化宫开幕，我想带叔叔去看看，叔叔高兴地答应了。那天天气热得厉害，我见叔叔穿的衬衣很短也很紧，便劝他换上那件才买来的短袖衬衫，可是叔叔不换，我只好领着头戴草帽，身穿长衫长裤，脚踏草绿色军用球鞋，一身土气的叔叔去了书画展厅。后来叔叔在一幅斗方写意画面前站住了，其实那幅画很简单：三四个葫芦自肥美的绿叶间滴溜到地上，两三根长藤柔韧地穿过了画面，有几只红嘴红掌呱呱叫的雏鸭嬉戏其间，其中有只鸭子竟蹦上那个最大的葫芦，但很快就要滑下来。我看见叔叔在这幅画面前待得太久，便有些不好意思——这幅“田园小景”是我的手笔，因笔力不够，我只好让鸭子跳上葫芦。叔叔又看了一会；笑了，他说：北方水少，没见人家养鸭子，只养鸡。他在回去的路上又对我说：我的字不好，只能写方子，医术也不及你爷爷，你爷爷你没见着过，他用药真胆大，想学都不敢学，也学不了。
叔叔住了一段日子便回北方了。1995年的夏天，我和大哥回到了未宋村。叔叔对我们的到来异常兴奋，他和婶子拿出了所有的酒与我们没日没夜地长谈。我从叔叔散发着酒气的言语中知道了发生在平原村庄及麦地里肤上阡陌纵横的汗水渐渐冷却，失望地湿软了他那浆洗过的衣装；家人的冷漠，使他汗流浃背、引锥刺股地发奋读书，他的汗水终于在赵王那里得到了结果，这吋的苏秦已经成功地为宰相，洛阳的父母清扫了厅堂和道路，张罗设宴出城30里迎接他的到来；妻子侧着眼儿看他模样，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嫂子匍匐在地不敢直行，四拜请求原谅过去自己的不炊。
汗水地流淌在苏秦身上已是绝版，六国的使命系于一身，不愿“连横”的秦国在“合纵”的政治谋略中感到了危险的孤单。
汗腺闭塞的日子难以度过，没有汗出的楚太子的病体已不是针灸药石所能治愈，吴客的“要言妙道”才是一剂“发蒙解惑”的良方。广陵江边状如奔马、声如雷鼓的惊涛骇浪隐喻着天下的精微、万物的是非，激醒了太子的汗腺，水淋淋的太子拍案跃起，霍然病愈。“发汗”是驱邪扶正的一种方式，这样的道理，在我们的生活中年复一年地被实践、被检验，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或许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西汉枚乘的《七发》就曾指出了它古老的力量。
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一个人的微笑上，这就像我注意一个人的痛苦或喜悦是怎样地显露在他的脸上。在我们的日历中，有很多人的疼痛和快乐是埋藏在心底的，读出彳也们真实的内心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现在，这个微笑站在一座空城的敌楼之上，他执扇的手操抚在琴弦上，望着城下统率着15万精兵的司马懿，把华美的五音化作了千军万马。可是狐疑的司马懿立马的地方太远，看不见孔明沁出皮肤、渗在额角、甚至飞溅在抖颤琴弦上的冷汗。孔明的汗水与孔明的微笑是不一样的——它不因为智慧者的城府而可以深藏。那里的汗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事实，但我在《三国演义》第九十五、第九十六回中没有找到它的踪迹，它再一次被忽略。
我看到的是电视剧中那个诸葛亮的汗水。那汗水点点滴滴穿过一个千年后的又一个八百年，湿透了他的后背，漫流在抚琴人的座椅上……当15万兵马退去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诸葛亮的汗水在散尽乌云的天空中喷薄地飞翔，就像是雨后的一道絢烂的彩虹。
我们当然不会忘记历史上也有这样的汗水，它们的流淌，竟是为了把南方的荔枝一骑一骑地传送到西京（长安）城外骊山的华清宫。几千里的汗水唐玄宗是看不见的，他看到的是杨玉环那双纤巧的手，正在剥着一颗鲜红的荔枝……
汗，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多么的重要。我们都在汗水中活着，很生动地活着。早1976年夏天，我目睹过一头牛的汗水，它浑身上下除了牛角与尾巴末端的长毛外，汗水像雨一样洒落在田间犁开的泥土里，那是一条在“双抢”中太累太疲惫的牛。队里的劳力昼夜轮番上阵，它已整整两天没有休息。最后那头牛病倒了，一盆豆浆搁在它嘴边也不能引起它的食欲它的眼睛望着无边无际的田野，目光总是躲避着我们所有人的脸孔。几天后，它终于死去。在这之前我听说过马会流汗，并且知道有一句成语叫“汗马功劳”来比喻一个人的劳苦功高。马的汗水我没能见到，马背上的骑士更不在我的视界中，我见到的仅仅是田野上那头牛的汗水，它使乡村的景物湿漉漉的，在我的眼里永远弥漫而灼烧。
汗水圆滚如珠渗出他们的皮肤，在烈日的照耀下从忙于农事的身体上坠落，如雨地奔向他们脚下的水田或旱地，使每一粒稻米或麦粒中都包藏着咸涩的劳累；汗水圆滚如珠渗出他们的皮肤，在士兵的队列中从挺拔的躯干淌向裤脚，湿透了他们投在地上的身影，使我们的土地具有了浓重的意志；汗水圆滚如珠渗出他们的皮肤，在考场的铃声中从试卷之上的睫毛滴落，洗亮了父母或至爱亲朋们眼眶里的渴望……
汗水渗出皮肤，降低着灼热的体温，缓解着紧张和沉重，排出我们身体中的废物。古埃及人每个早晨见面时不说“您好”，而是互相问候，“您出汗多吗？”这样的问候，是一种健康的致意和祝福，今天重温这句话，我们感到了古老的事物有时其实很新鲜。
汗水渗出皮肤，它们的流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水雷
0
〇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海军的实力就与日本海军相差悬殊，（就吨位而言为1：30），并因为经过沿海以及长江沿线的系列战海军舰艇丧失殆尽。
〇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海军中将陈绍宽指令将东流至武汉河段分割为十个布雷区。在这之前之后，还有另外三次大规模布雷行动，甚至在1939年1月，失去海洋、失去舰船的中国海军，还正式组建布雷游击总队，以3~5人为行动小组，从后方湖南西部的辰溪（水雷制造所地址多次搬迁）领取水雷后，潜入敌后，在长江上布雷。
〇八年抗战期间9共计布雷：16567枚。其中，锚雷15000枚、漂雷1100枚、盟国飞机空投水雷467枚，使日本舰船321艘被击伤击沉5000名官兵伤亡3有效地阻止了日军从水路方向的进攻。因遭遇战+而牺牲、被俘获、被杀害的布雷队员姓名与人数，现已难以确定。
〇抗战结束16年之后的1961年1月，在长江首次军地联合扫雷中，因起爆水雷的炸药意外爆炸，东海舰队有两名战士壮烈牺牲；另外有4名航道职工负伤，其中1名水手双耳出血昏厥，至今仍有严重耳鸣。
——摘自我的笔记本：《水雷》
1
我再次看到了那枚水雷。
水雷不在水里，它在水的滩边，在东流水道河床边缘的淤沙中，被我们小心翼翼地起出，置放在东流镇乡间公路西去8公里处——路旁那个院落里有好些年了。再一次见到它时，已是两年前夏日的一个晌午，是因为坐落在这里的库房已经准予报废，不再担负河浅滩清障爆破供药的任务，因此，作为航道疏浚参照实物标本的这枚水雷，再也没有理由存放在这个将无人守卫的院落。其实，水雷存放在这里一直是我的忧虑，尽管它的触角、引信、发火装置、装药雷体等等，都被拆卸，但“装药雷体”中的“药”——硝酸甘油、或者黄色火药，仍被“雷体”那巨大而坚固的容器封闭——没有呼吸地在那里昏睡了几十年，我惧怕它们会由于某一个偶然的原因突然惊醒。因为我知道，即使历经几十年江水的冲刷或泥沙的淤埋，那“雷体”中的药也仍然有效，甚至不减当年的猛烈，仍具有足够大的能量，或于我们不经意之间，在容器中燃烧，瞬间地爆炸，然后：爆轰！——迸裂这圆柱状的铁壁。这瞬息之间的连锁反应，让空气中呼晡着铁的碎屑、飘荡着血的腥味，还有死者那再也听不见的恸哭！
2
江水就在乡村的堤岸下奔涌。堤岸上的这个院落偏僻，它圈起的实际上是一座矮个子的山，从紧锁的那扇钢管制造的山门里，我看到有几十棵桃树在院子的右边坡地上疯长，或许是疏于管理，它们的姿态极其療草，甚或是放恣，看上去，就像是一群想怎么闹就怎么闹的野丫头，枝丫疯疯癫癫地乱舞，失去了桃花盛开时那份是热烈也是稳重的温馨粉红。但桃林对面坡地上的梨树身姿静美，它们要比桃树高，而且躯干挺拔、树皮青白地光滑，风吹过，枝条和枝条高处的那几个没有摘下的果，优美地轻轻摆动，让那些穿过枝叶隙缝间的阳光犹豫不定，似乎也和那些树叶、枝条一样，有了窸窸窣窣的动静。院门紧闭。此刻，门正被门里面的那个人打开。首先，伸过来的是一双手；再就是：手上的钥匙。钥匙不是一把，而是很多把，它们被一根废弃的红色铜芯起爆线串起，由于那双手的抖颤，那挂钥匙在我眼前发出了金属之间轻轻碰撞的响声，可我却不能辨别出这细碎的声音中，哪些是属于铁的，哪些又应该是属于铜的？——其实我知道，这样的疑问不会有任何实质意义，但我每次来到这个院落门前，看到开门的那串钥匙，便不由自己地有了这个疑问。那双手似乎对这串钥匙中的每一把都很熟悉，捏住其中一把，对准锁眼，轻轻插进去，似乎“拧”的动作未曾出现，我便听到“咔嗒”一声——那把锁已被打开。
水雷就在那个角落。这里灌木丛生，最多的植物是刺蔷薇，它们简直是荆棘载途，时时挂住了我的衣服，甚而刺伤了我裸露出的手臂。穿过桃树或梨树林相夹的那条甬道，再沿着棕红壤土的坡地缓缓向上，在一排青砖库房前，我和刚才那个打开院门的人同时停住脚步。库房早已年久失修，门上蓝灰色的漆有了剥落，裸露出红松醒目的木纹，但墙体要比通常的房屋厚得多，望上去，仍是那样坚固。它没有一扇窗户，能透气的地方只是尺寸不大的那些矩形气孔，它们在库房墙壁周围贴近地面的地方。库门的锁被那串钥匙中的另一把打开，推门时，门发出了“吱呀”一声响，门的声音如此滞重、潮湿，颤颤的，拉得很长，而且充满着陈旧的意味，像从老远的地方，或者久远的那个时间里，流水一般，“哗啦啦”地流过来一“哗啦啦”的一缓慢地流过来……
现在，我看到了水雷。它就置放在门内左侧的墙脚。有多少年了——这具没有被拆除雷体的水雷，一直沉没于水中，或者，在河的底部，与泥沙一起被流水巨大的力量搬动？只不过它位移的速度非常迟缓，多少吨泥沙从它面前流过，流过它的身体，使它钢壳表层不再像是铁的黑，有了与江水相差无几的颜色，并且锈迹斑斑、凹凸不平，无论怎么看，也看不出当年它作为兵器中“水中杀手”的模样。
3
我蹲下身去，用一只手再次抚摸着它。水雷高大约77厘米、直径大约85厘米，呈圆柱状体的上部平面有着装药时的螺旋封盖，上次我曾试图用加长的（在扳手的手柄加上水管）一把12英寸活动扳手，将它旋转，再打开，但没有锈蚀的铜盖竟深吻着铁，不见一丝愿意离开的迹象。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能拧开这黄铜封盖，将药倒出来，那样，后面的事情就简单多了。对炸药的基本知识我是了解一些的，因为枯水期河床浅滩清障爆破每道程序我都得参加。但我并不熟悉这水雷的内部结构，如果不能从铜盖那里——这唯一安全可靠的地方拧开它，我哪又敢对它下手？
水雷，这漂泊于水面或埋伏在水底、努力狙击舰艇进攻的利器——在它刚刚诞生之时，本质上只是守卫者用来阻击敌方从水域方向进攻的铁盾。而战争演绎到今天，水雷被携带至本国以外的水域，以取得战争的控制权，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最初的水雷出现在何时、何地，可以说至今仍是众说纷纭，但我宁愿相信水雷最早出现是在中国9这不仅因为已被史册记入，而且“那个”水雷5与现在我面前的这枚水雷，所阻击的是同一个敌人。不过在1558年明朝唐顺之编纂的《武编》中，那个侵略者我们还不叫它日本，而是叫它倭寇，并且阻击的地点也不在长江，而在中画沿海。
如果我们的记忆还能被江水洗亮，那么我们便会记住这样的事实：这来自东流水道的水雷不外乎是抗日战争那四次大规模布雷行动留下的。今天，有些记忆已不在我们的记忆中，它们模糊、远去，就像没发生，是没有尘封的档案将它们带到了我们面前。
烈性炸药燃烧后化学反应的一种形式。
海水是那么的蓝，比1937年秋天9月的天空还要蓝，在舰的舷身吃水线下波光荡漾，再将阳光反射向舰的甲板、甲板上那寂静的黑色炮筒……看上去，这幅画的色彩过于鲜艳，它或许只是画作者对那个事物最深切的怀念，似我觉得，“怀念”的笔触之所以饱蘸了色彩的浓重，因为那个早已远逝的舰船“宁海”，在他的想象中是如此刻骨铭心地被他“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