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在喂猪的实践中有多大的令人惊喜的发现，我对内外交困，疲于奔命的日子还是厌倦了，每到春播，有畜力的人家有条不紊地播种下种，我们只能等着，等人家都种完了才能轮到我们，因怕误了季节，我只好东求人西求人，说尽好话……水稻插秧时，人家现场有人，就能抢上水，等你去了，水没了，只能再等两天。秋天也不好过，割好的水稻没有车拉不回来，堆在场院里的花生没时间打，一场秋雨落下，白花生变成了黑花生……
在县政协会上，几个政协委员提出了我的问题，要求县里把我调到文化馆或文化局，安下心来搞点创作。县里领导却打官腔，说农民业余作家，就应该扎根基层嘛，到文化单位还叫农民业余作家？
有人对我说，什么事就怕拖下来，一拖下来就难办了，有的人只写了首诗或谱了首曲子，很快就能从基层调上来，你发了这么多作品等于白发。
是啊，什么事情到了我头上就不好办，我还是那个扫帚星的命，克不了别人，就克自己，克得自己诸事不顺。
1981年农历五月，端午节过去没几天，33岁的弟弟突然去世，扔下了三个孩子。几年时间，我送走了婆婆，送走了父母，现在又送弟弟。
细算算，弟弟去小姨家已经十三年半了，在这十三年半中弟弟可以说受尽了委屈。而这些委屈又无处可诉，只能憋在心里，久而久之，抑郁成疾。父母双双去世，弟弟回来才诉说为人之子之难，说到难过处，姐弟俩相对而泣。
客观地说，弟弟和小姨姨夫的矛盾，起因在于一个心理障碍，同样的事如果放在亲生父子之间，拌几句嘴生点气过后就没事了，而在他们之间，拌一次嘴就生一次气，生一次气就多了一层隔阂。
姨夫家住在比我们家还偏僻的山沟，是中国典型的农民家庭。小姨的老公公就像朱德笔下的祖父，属于那种一刻都闲不住的庄稼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一天除了干活再没有别的嗜好。姨夫在离家二十多里外的一个盐场当炊事员，视财如命。
东北有句俗话是：孤髅甜儿（不长棒的苞米杆，东北农村在收秋季节有嚼苞米杆的习惯，苞米杆里含有糖分，像甘蔗一样可以放到嘴里嚼）艮（不脆的意思），孤髅（没有生养儿女的人）人心狠。我想不是孤髅人心肠都狠，而是他们没有生儿育女，缺少一份为人父母的慈爱之心。姨夫在干活方面也像他的老爹，一刻不闲，但比他老爹又多了层霸道和自负，这可能与他是工人阶级每月有一份固定的经济收入有关。弟弟去了以后，他们无意中就把自己的传统强加在弟弟身上，让弟弟也像他们一样天天忙得像个陀螺。
弟弟不是懒汉，但中学毕业，在父母身边自由惯了的弟弟，哪能习惯这种日子，有时难免就反抗一下。在弟弟心里，想的是到底不是自己亲生父母，使唤起人来像周扒皮；在姨夫心里，想得更多的是到底不是自己养的儿子，犯生！
时间长了，爷儿俩之间的隔阂越积越深，最后就到了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的地步，姨夫也就索性拉下了脸，对弟弟不客气了。特别是姨夫退休弟弟顶替当了工人，姨夫对弟弟就越发颐指气使了。
有一次，姨夫要弟弟到外村换稻子，弟弟骑车回到家才发现麻袋破了个小口，路上撒了点稻子，姨夫这就不得了了，非逼弟弟去路上把稻子一粒一粒捡回来；还有一次弟弟从井里挑水浇菜，把扁担勾掉到井里，姨夫硬逼弟弟把扁担钩捞上来才准吃饭……邻居看不过去，说弟弟；不用捞了，我家有个钩，你去拿了还给那个老东西。
在弟弟的婚事上，我和余福江犯了个错误，错把余福江姐姐的小姑子福云介绍给了弟弟。弟弟二十多岁时自己谈了个对象，女方是本屯的，漂亮也能干，两人在生产队的集体劳动中建立了感情。但女方的哥哥老怀疑弟弟出身有问题（或许已经知道了弟弟的真正家庭背景，姨夫一直自作聪明地隐瞒父亲的问题，其实是掩耳盗铃），三番五次，五次三番地搅和，坚决不准妹妹嫁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我和余福江才一气之下决定给弟弟在这边找，结果就找了小学毕业的福云。
福云名字起得不错，其实无福也无运，人看似精明，其实在好多方面应了一句古语：头发长，见识短。福云嫁过去后大多时候大多问题她是站在姨夫母一边，她有她的道理，她说：咱在这边没根没底，靠老人关系，靠老人家底过日子，咱不讨好老人怎办？再说老人督促咱干活也是为了咱好，他们死了还能拿了走？归根到底还不都是咱的。
弟弟死后我想了许多，当初若不为赌气，如果让姨夫母或弟弟自己在他们屯中或者附近找一个媳妇，弟弟或许还能多个保护人，还能多条路。
姨夫并不因为弟弟给他们当儿子而领我们的情，他说我们这样做是为给弟弟找出路，我们还得承他们的情。弟弟结婚后生了三个孩子，姨夫就叫喊家口多了，养活不过来了，逼弟弟向这边的哥哥要钱，姨夫的意思很明确：你们不能光送走弟弟减轻负担，你们还得在经济上帮扶他，你们都挣工资，得帮助自己弟弟养活老婆孩子。
有一次姨夫家要买个什么东西，明明手里有钱，却硬逼弟弟向哥哥们借了几百块钱。钱借去了姨夫根本就没打算还，而哥哥们每月就挣那么四五十块钱，家家日子都捉襟见肘，哥哥们还好说，嫂子们对姨夫这种等于讹诈的行为就不满意了，在这种情况下，哥哥们只好写信去要，要了两次姨夫非但不给还火了，说梁家把弟弟推出去就不管了？帮弟弟养活老婆孩子是他们应该做的，想要钱，没门！弟弟夹在蛮横的姨夫和贫穷的哥哥之间不知所措了，精神几近崩溃。
母亲还在时，弟弟就得了一种病，精神恍惚，浑身无力，姨夫母开始还以为他装病，骂他甚至打他，后来看他确实有病了才开始治疗。那个时期，弟弟回来住了一段时间，人像个傻子，母亲看在眼里，真是难受极了。二哥住的地方有个有名的老中医，二哥领弟弟去瞧了，中医说弟弟是长期精神郁闷，导致肝气不舒，肝脾不活，下一步就是精神分裂。二哥给弟弟抓了几副价钱昂贵的药，弟弟吃了那几副药大见效果，回去后病才慢慢好了。
在弟弟和姨夫之间，小姨是什么态度呢？
用母亲的话说，小姨这个人脑袋没缝，只比死人多口气。意思是说小姨心眼太少。小姨早年喜欢姐姐，原因是姐姐的性格跟她相似，都那么少言寡语，都那么不出头不出脑。像这样性格内向的人，又没为丈夫家留下一男半女，自己自然就萎懦了，自然是成天看丈夫脸色行事。
弟弟得病后，小姨精神压力相当大，她认定自己命毒，自小丧母，出嫁后又不能生养，要个儿子还克出了病。小姨领着木头人似的弟弟东找大夫，西求大神，用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偏方。小姨不知听哪个大神说弟弟的病是“恹恹鬼”缠身，需用一托长的线麻烧一百次，才能把“恹恹鬼”赶走。小姨听后找来一绺长长的线麻，就那么用火柴点着，再用碗扣死，再点再扣……
小姨为弟弟治病虽愚昧但不失积极，但伤起弟弟也够厉害。有一次她领着弟弟去看病，她竟当着弟弟的面对看病的大夫说：原以为要个儿子老年好有个依靠，谁知要了这么个东西，平日不听话，死犟，现在又得了一身病，早知这样还要这个儿子干什么，为了他，俺两口子能少活十年。
弟弟虽然病得近乎痴呆，但小姨的话他还能听明白，听后精神更受刺激，病越发沉重。
弟弟的死不管对小姨姨夫还是哥哥姐姐，都是个严厉的精神惩罚。小姨姨夫一下子苍老了，姨夫不再是那么一副惟我独尊的家长派头，抱着弟弟四岁的儿子显得可怜兮兮。他们悲痛不安还有个原因，原来弟弟去世之前是怄着气从家里走的。那天是端午节，弟弟和福云一早去房后的自留地里栽地瓜，栽完回来弟弟累了，躺在炕上小憩。姨夫看见就不满意了，嘟囔道：干那么点活就累了？养活三个孩子，你不撒野干靠谁？
弟弟那天可能心也不净，就和姨夫顶了两句，说真看不是你的亲生儿子，连口气都不让喘。小姨一听就帮姨夫骂开了，说你要是亲生儿子你爹那么说说就坏了？早知道这样生分当初就不该来……
弟弟再没和小姨辩驳，爬起来饭也没吃，空着肚子骑车去盐场上班了，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弟弟一走小姨就后悔了，天天热粽子鸡蛋等弟弟礼拜天回来吃，四天后我接到噩耗赶去，小姨家还留有一些粽子。
对弟弟的死我最悲痛，也许因为我和弟弟在一起的时间最长，患难与共地走过了最艰难的岁月，也许是我一手办走了弟弟，而且对弟弟后来的遭遇又一清二楚。
弟弟去世前一个星期突然回来看望我和余福江，用村里人迷信的话说那是弟弟回来辞路（临死前跟亲人告别），弟弟说快过端午了，他没有钱给姐姐姐夫买东西，只能载一包咸盐回来，在盐场，盐工吃咸盐不用花钱。
那包盐有一百多斤，够我一家吃几年。也不知他怎么从一百多里外的盐场载来的。盐场工人在旧社会被人称为“盐驴子”，他们终年在寒冷潮湿卤气重重的环境里晒盐，扒盐，抬盐，老了腰腿都落下病。解放后盐业工人的待遇提高不少，但寒冷潮湿卤气重的环境无法改变。只因为每月能拿到活工资，退休后有劳保，盐工用盐免费，所以在人们的眼中盐业工人的地位还是远远高于种田的农民，谁能到盐滩当个盐工，就被大家羡慕死了。
弟弟回来的那天晚上大队放电影，弟弟累了，没去看，我和余福江去了。看完电影回来还唠了半天。弟弟说没想到咱们还有今天，二哥平反又当了馆长，二姐虽然还是农民，但是如今名声在外，大哥三哥四哥大姐更不用说了。可惜父母都去世了，咱妈再多活几个月，不就什么都看到了？真没福啊。
弟弟说这话时兄弟姐妹除了二哥，其他人还都没有什么变化，大哥还是公司里的一个采购员，三哥在一所大学里教书，每月挣54元工资，四哥虽然是县农业局的副局长，可每月的工资也只有47元。姐姐沾姐夫的光，在姐夫单位找了一份当保管的临时工作。但即便这样，弟弟仍然为哥哥姐姐高兴。
弟弟去后的几年，梁家兄妹才真正步上了新的台阶，二哥负责的图书馆成了全国的先进单位，不断地到其他地方开会，介绍经验……二哥到了退休年龄从单位退下后个人又开起了复印社，属于先富起来的一批人。
三哥呢，自打改革开放后一帆风顺，1985年晋升为副教授，继而就是教授，成了梁家人里职位最高的一个。
生不逢时的四哥也不错，在他们单位又是农业局局长又是高级农艺师，从农业局局长位置退下来后又步入商海，在商海里呼风唤雨，得心应手，成为梁家第一个挣大钱的儒商。
性格相对懦弱的大姐也找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大姐先在县里当了几年工人，随姐夫迁往沈阳后，又去了一家招待所，干上了最适合她性格的工作。
我是梁家兄弟姐妹中最后一个改变命运的人，在三哥的帮助下于1984年离开了辽南的黄土地，在异地他乡当上了中学教师，由工分族变成了工薪族。
可惜，所有的这一切弟弟都看不到了，如果弟弟再多活几年，大家就会有能力帮助他，他生活的路也许会宽泛一些，也许不至于这么早就因郁闷而去。
那天晚上我问他近日家里怎么样，他说还那样，老头（姨夫）还是天天挑刺，怎么看我也不顺眼。秋天老头要翻房子（把旧房子拆了重盖），等翻修房子时我又有气受了，你怎么干他都说你不对，你累死累活地干他也不会心痛你。我叹口气说咱家谁都好了，就你还没有翻身解放，实在不行就把家分了吧。弟弟说不能啊，当初去当儿子为的是让老人晚年有靠，现在小姨不开口我怎么能先提出。再说两个老人不喜欢我对孩子却亲得要命，我要分家把孩子领了走，等于要了他们的命，还是凑合过吧。
唉，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小小的农村家庭竟也如此的复杂难缠。阶级斗争这把剑能让你伤痕累累，家庭矛盾这把剑也能让你累累伤痕啊！
第二天，弟弟推着自行车和我一起走到大队，说二姐我走了，就翻身上车。我目送他远去的身影，怎么也想不到这竟是永诀。
弟弟是半夜心肌梗塞死在盐场的集体宿舍里，睡在一铺大通炕上的工人半夜听弟弟喊叫，还以为他作了噩梦，没理会，天亮发现弟弟身体已经僵硬，可眼睛还大睁着，弟弟真是死不瞑目啊！接到噩耗我和二哥最先赶到弟弟家，见停放在灵床上的弟弟仍然大睁着两眼，二哥哭着为他合上了眼皮。
弟弟走了，和父母一样没留下只言片语，和母亲一样最后身边没有任何亲人。可怜的弟弟，活着时孤孤单单，走时还是孤孤单单。弟弟说他平时在盐场呆得乏味，想孩子，可姨夫不到星期天不让他回家，说怕他影响工作。我想姨夫这是借口，更主要的原因还是他不想多看见弟弟。
弟弟走了，走完了他短暂却又多灾多难的人生。少年时代，伴随他的是家庭中的饥饿、贫困，社会上的歧视、侮辱，青年时代，伴随他的又是家庭中的纠纷、苦恼，精神上的压抑、苦闷，他不像父母，他已经赶上了好时候，但仍然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苦命的弟弟啊。
多少年后的今天，当梁家的兄弟姐妹都各得其所，事业有成，在城里都有房有车，都过上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富足日子时，我常常感到内疚，觉得对不起弟弟。倘若当初哥哥姐姐不读那么多的书，（尤其是我和姐姐，还都读了个半途而废）都早早干活，早早挣钱养家，帮父母盖所房子，父母就不会过那种大半辈子流离失所的日子；有了房子，弟弟也不会人到成年还要去为人之子，最后还英年早逝……可以说，如今梁家兄弟姐妹的幸福，是建立在没过过一天好日子的弟弟的痛苦上。
现在，令哥哥姐姐们唯一欣慰的是弟弟留下的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弟弟的女儿在城坦小镇开了家服装店，生意不错，两个儿子在做农资生意的四哥帮助下，也在城坦小镇做起农资生意，而且做得有声有色，如今哥弟两个已成了富甲一方的商人。
母亲去世三周年的时候小姨来了，小姨哭着说弟弟是让母亲领走的，理由是弟弟恰恰死在母亲去世的第三年。
小姨这样说大概为自己的心能得到点安慰，得到点解脱，也让为弟弟的死痛心不已的哥哥姐姐们得到点安慰。我想，若母亲真的地下有灵，领走弟弟也有道理，弟弟真是活得太难了，弟弟是母亲最疼爱的儿子，活着时不能相依相守，愿父母和弟弟在那世相依相守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