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家，我和弟弟相处时间最长，小时候我和弟弟打架，困难时期一起共度难关，应该说我和弟弟感情最深。如今，弟弟已去世二十多年，我还有件事一直觉得对不起弟弟。那是弟弟六七岁时，一次二哥回家，我把二哥的钢笔弄坏了，二哥问是谁干的，我就说我看见小五子动过你的兜。二哥气坏了，幸亏当时弟弟不在家，否则准会挨一顿揍，即使他辩护谁也不会相信，因为在家里谁都认为弟弟讨人嫌，是惹事精。有了坏事不找他还能找谁。我记得当时父亲也气得唉声叹气，一劲说：这个“多余”，净惹祸。
直到三年饥荒，弟弟才体现出他在家里的重要性。那时我才体会到，在干活方面，男孩就是比女孩强。瘦猴似的弟弟成天跑东山奔西山，挖野菜，拾柴火，挑水浇菜，推磨轧碾……没有弟弟，我真不知父母和我能不能度过那个困难时期。
“文革”初期，父亲在大小队挨斗，父亲当时有病，弟弟跑前跑后扶持父亲，去给父亲请假。而好多四类子弟在那种场合都躲得远远的，怕人说没跟家庭划清界限。
现在，三哥看到初中毕业不了了之地回到生产队干活的弟弟，觉得解决弟弟的问题是当务之急，虽然弟弟还不满十八岁，但命运和前景似乎已被安排好了，村里那些年过三十还打光棍，今天被叫去训话，明天不知为点什么事又被弄去批斗的四类子弟，就是弟弟的未来。况且我们家连个窝都没有，土改父母没分上房子，以后自己也没力量盖房子，四类子弟又寄人檐下，那前景就更是雪上加霜了。
听说让自己离开父母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去给长那么大还没见过几次面的姨姨当儿子，弟弟想也不想一口拒绝。父母就动员弟弟：你不想去你姨家，以后娶不上媳妇怎么办？
打光棍！
三哥考虑得更实际：打光棍还是小事，只怕以后你没有落脚之地。父母没有房子这些年已遭够了心，你也想这样过一辈子？
没有房子确实是个大问题，土改时，分给我们的是一家中农的房子，全家搬进去后，土改又实行纠偏，中农不在被斗范围内，那家中农就把房产权要了回去，以后好几年，都是房主想要回房子，我们家没地方住腾不出来，两家闹得不可开交……村里不能解决，母亲和房主打官司打到区里，区里判定我家每年要向房主交纳房租。但房主是户极不讲理的人家，每到交房租时，就要找一番别扭，不是不接钱要要回房子，就是在原判基础上要加房租，母亲不同意，结果就再打官司……
直到1958年，生产队要用我家住的那所房子做食堂，才给我家又找了个住处，但不是独门独户，和另一家合住，当地称这种住法叫对面屋。两家合住几间房，母亲个性又强，两家就时时产生矛盾，两家一直矛盾到1961年秋，原来的生产队要一分为二，又要占用两家合住的那所房子做生产队，就又把我家倒腾到水淹区下洼子小队。
1963年的初春，我从学校回家过星期天，回去看到的是一户陌生人住在我家，父母和姐姐弟弟都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这户陌生人是这几间房子的原主，现在人家回来了，毫不客气地把我家撵了。这次大小队也不再给我家安排住房了，母亲只好去求贺延杰他妈，由贺延杰他妈说情把我们一家安排到他亲戚家住对面屋，才没使一家人流落街头。
以上这些颠沛流离的经过，弟弟都看到了也亲身经受了，所以三哥提到房子他不吭气了，弟弟可能想到，如果没有他，家里房子还不是大难题，剩下我和两个老人还好对付；如果他留在父母身边，父母兄长又要为他，为房子一事操心了。
小姨家离我家一百多里地，住在城子坦镇后边的一个山沟里，和舅舅家离得很近。小姨结婚后一直没有生育，早年小姨最喜欢姐姐，但那时她没料到自己会一辈子不育，所以也没想到要把姐姐要去当女儿。现在小姨已经四十多岁了，对自己的生育已不抱希望，就动了要儿子养老的心思，只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
三哥在征得弟弟同意后，就去小姨家征求小姨和姨夫的意见，小姨和姨夫都见过弟弟，初中毕业的弟弟虽没有几个哥哥长得排场，但也出息成个相当不错的大小伙子，且相当能干，所以三哥到小姨家一商量，一辈子以活计为重的姨夫就同意了。姨夫同意，小姨当然不会有意见了，但是，他们有个条件，弟弟去后必须改姓，跟他们姓张，必须改口称他们为父母。这对弟弟是个大难题，但弟弟答应了。
弟弟过继给小姨一事进展得很快，三哥走时，把具体事情交代给我要我去办。怕夜长梦多，怕下洼子小队以留壮劳动力的名义从中作梗，我用一天的时间转好了弟弟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并当即用挂号信把一切手续邮往姨夫工作的盐场。我还给弟弟起了新名叫“张悦”，潜意识是祝愿弟弟走向新的生活后心情愉快，万事如意。这是我在那些年里唯一一件办得顺利办得成功的事。
在以后的若干年，弟弟在小姨家过得很不顺心，为此，母亲还曾埋怨过我，说我往外办弟弟那么积极，如果当时缓一缓，弟弟或许就去不成，去不成，也就没有弟弟去了后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烦心事了。
1981年，弟弟在他工作的单位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弟弟去世后我心里难受了许久，的确如母亲所说，当初弟弟如果不去小姨家，也许不会英年早逝；当初如果我不那么快就把弟弟的事办好，往后拖一拖，弟弟也许就去不成小姨家。因为弟弟的户口和粮食关系办走后，小队大队果然有人提出异议，说怎么把一个好劳动力放了，更有甚者说怎么把四类子弟放走了……当时我还庆幸，庆幸幸亏事情办得急办得及时，如果拖延几天，事情就可能泡汤，然而……
我平生办的最痛快的一件事也成了我最痛心的一件事。
1968年，我继续在果树队干活。这一年，果树队又新增添了几个人，其中一个跟我命运的变化似乎有举足轻重的关系，他叫魏清，是复员军人，大队的文攻武卫队队长。
还有一个也需要一提，她是丁队长的千金，原来凭老爹的关系，在公社企业配件厂当工人，配件厂经营不善，成了陪钱厂，最后解散了，她才又回到生产队，在生产队干了没几天，人家就不用征求任何人意见，不费任何周折地来到环境好，工分比较高，谁都想来却来不成的果树队干活了。
去年，果树队是果树小年，果树队的收入低于一些小队，凡是收入高的小队都按大队的规定找了补差，就我例外。一些人为我不平，我倒挺坦然，虽然曾有过评标兵的不愉快，但像郭云红那样拿我当四类子女待的人毕竟不多，大部分人和我还很友好。有个舒心的工作环境，少挣一点就少挣一点吧，还是那句话，鱼和熊掌，不是为我这号人准备的，我能拥有一样就不错了。
现在生产队队长的女儿也到果树队干活，果树队的人都对我说这下可好了，生产队队长的女儿来，小队还能不给你找补差？这回你就跟队长闺女沾光吧。
可我不那么认为，那年月凡是好事就很难临到我这种人的头上，我只求能平平静静干活，不要再节外生枝就知足了。我担心的倒是因为队长女儿来了，在今年的秋后分配上，我会再一次受到伤害。
然而怕什么就有什么，1968年的秋天，在果树队干活的人不再按上年的随高不随低小队找补差的分配方案，而是干脆全部转回小队分配。这样一来，即使我想躲都躲不掉了，结完帐后，我和丁队长女儿的工分一起转回小队，那天，我拿着我的工分结算单硬着头皮去交给丁队长，丁队长斜眼看了看工分单，冷冷地说：就凭果树队自己评了能算数？谁不知果树队工分比小队高，你们的工分小队还要开会重新研究，让大家评议，小队评了才能算数。
我知道麻烦又来了，心里惴惴不安，不是担心工分将要减少，而是害怕集体评议时的那种气氛，以前在生产队，每次面临评分，我的脑袋都会膨胀得有笆斗大。
唉，我真是个扫帚星啊！
果然，当天晚上小队就招开全体社员会，小队知青点刚来没几天的知青也全部参加。那天晚上会议最后一项就是讨论我和丁队长女儿的工分，会计先提丁队长的女儿，公布她评的是几级，工分是多少，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参加会的人都说没意见，就按果树队评的上帐吧，于是全体一致通过。
队长的女儿评完，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怦怦跳着，知道一场伤害在所难免，不管从当时的国家形势出发，还是从丁队长个人的愿望出发，我都不会跟他的女儿放在一个天平上。
果不其然，当会计提到我的名字时，谁也不吭气了，会场的人谁也不看我一眼，他们或抽烟，或沉默，或小声说话，故意用说话来回避。冷场了半天，终于一个女知青说话了：给梁素评四级好不好啊？好！其他知青一致同意，本队个别妇女也说同意，还说梁素以前在生产队就挣这个级别。丁队长见有人挑头，也不看同意的人数是否超过一半，立即顺水推舟说好，就按四级上帐。
很明显，那个小气的丁队长已提前作好了知青的工作，让他们在会上放炮，要不，知青们从没跟我一起干过活，他们有什么权利发言，怎么知道我该得几级？本队社员毕竟还讲点情面，拉不下这个脸。
可这一次我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了，也许在果树队二年和其他妇女劳动力平吃平坐已经习惯了，这一习惯了就又忘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也许在这之前我还没有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没把情况想得那么遭，尽管我明白自己无法跟队长的女儿平起平坐，但我想小队也许压我一级就够可以了，再怎么歧视，饭还得让人吃不？谁想现在一压三级，而且一压就是一年，这大大超过我的心理防范，我气得脑子发空，浑身发抖，硬着头皮壮着胆子站起来想申辩两句，想问问丁队长凭什么要压我三级，可我刚要张嘴说话，丁队长就问大家：谁还有事没有？没有散会。
于是人们一哄站起来走了。
就这样，我连申辩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想听有线广播里播放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了，因为戏里有那么一个片段：当栾平在座山雕过生日那天从夹皮沟逃回威虎山，在他已失去众匪首信任时，就一个个去央求匪首们放他一马。当央求到杨子荣面前，杨子荣理也不理一声高喝：时候已到，给三爷拜寿——这一声吆喝等于宣判了栾平的死刑。
从那次评分后，我莫名其妙地把当时评分的场面跟《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片段联系到一起，把自己跟土匪栾平联系到一起，尽管我不愿意把自己跟一个戏剧里的土匪相提并论，可评分当时的场面跟剧中那个场面何其相似，当时的我是那样的孤立，那样的无援，跟戏中的栾平又何其相似……栾平说的话是真的，他对座山雕是忠诚的，可没人向着他，他只有死路一条。我呢？我所得的工分级别名副其实，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的劳动态度绝对端正，对集体对社会主义绝对忠诚，可没有人向着我，没有人敢违背队长旨意也可以说是违背政治气候替我说句公道话，所以我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
后来再一听有线广播里播放京剧样本戏《智取威虎山》，我就把有线广播关了。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十年以后，我成了大队专管一方妇女的诸侯，丁队长曾在果树队干活的女儿借老子的光，才当上了小队的妇女队长，成了我麾下的兵马。那一年，丁队长最小的没结婚的女儿在大队的一个专业队干活，被一个干部搞大了肚子，当时没有地方的介绍信医院不给做人流，而开介绍信队长家又丢不起人，所以就那么一直拖着，一直拖到孩子快七个月了，当妇女队长的姐姐找到了我，求我给想想办法。想什么办法？我偷偷领她去医院做了就是了。那时我搞计划生育工作已好几年，经常领妇女们到这个那个医院治病或者引流产，县里哪家医院我都有熟识的妇产科大夫，我可以不用任何手续，单凭跟大夫的私人关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在队长一家看来难于上晴天的大事。
那一次，为了保密，我领丁队长的小女儿去了一家较为偏僻的医院，顺顺利利做了引产术，为他们一家解决了这件棘手事。事情过后，下洼子知道这事的人说我没长脑子，不借这个机会报复报复反倒帮他们忙，就应该让他们把一个大活孩子生在家里炕头上出出他们的丑，想想丁队长当初怎么对待你了？我笑笑没有回答，过去的恩恩怨怨何必记一辈子呢？再说，如果没有那个时代那个背景，丁队长即使想坏我，也找不到理由。一向因为小气因为会算计而闻名远近的丁队长不过是借了阶级斗争的东风，为小队省了一点开销，也在生产队派性斗争中显示了他清白的阶级立场，那个年月，有多少人为维护个人利益而陷他人于不义，所以我没有必要去记恨他。
魏清从部队复员回来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深入到农村，复员军人，在革命队伍的大熔炉中锻炼了几年，革命造反的积极性自然比普通农民高，所以文化革命一深入到农村，魏清立刻模仿城里造反派的模式，拉起一帮人打起革命造反旗号来，但不知怎的，反也造了，权也参与夺了，在大队却没捞到重要位置，只当了个文攻武卫队的队长。
文攻武卫说白了就是打人，文攻武卫队就是一群打手队伍，魏清就是这个打手队的队长，在四类分子和倒了霉的当权派眼里，文攻武卫队就是阎罗殿，队长就是阎罗君，他们想打谁就打谁，反正那个年月人的性命也不买保险，不值钱，打死人不偿命。
那个年月发生的一些事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连我自己都无法相信。
在我教学后，一个同事给我讲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她们学校的一件事，有一天她们学校全体学生集合席地坐在操场听传达最高指示，一个女学生一时疏忽，把一张报纸垫到屁股底下当了垫子，那张报纸刊有毛主席和林彪副统帅并肩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广大红卫兵的照片，这一下可不得了了，周围的学生说她仇恨伟大领袖，仇恨林副统帅，立即群起围攻，拳头，脚，皮带一齐上去，谁不打谁就不爱毛主席，谁能不打？谁敢不打？可怜那个十五六岁的花季女孩也许还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就被当场活活打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