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哥笑周围的几个乘客也笑，笑得我红了脸，又跑去看厕所。听说火车上的厕所没有底，人在里面拉的屎尿都漏在铁道上，我要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没容我把一节车厢看遍，四哥已站起来拖行李，说到了。我一惊：这么快？
在另一个县城车站，火车撇下我们和一些客人，又长啸着远去了。我站在那里，像掉了魂，不胜怅然。四哥说：你光想坐火车，不想早点看到二哥了？我一听马上就能看到二哥，才又高兴起来，跟四哥走出站台去存行李。
存好行李，四哥领我往郊外走。沿路所见都是废弃的枕木和一堆堆石灰砖头混合在一起的垃圾，还有炼铁炉里创造出来的焦碳渣和废铁渣……狼藉不堪，一片荒凉。我问四哥：怎么有人说二哥在这儿蹲监狱？四哥说：别听他们瞎说，二哥是右派，不是犯人，犯人才蹲监狱呢。
那二哥在这儿干什么？我小跑着跟着四哥问。
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比蹲监狱好？
当然好了，劳动教养比较自由。
那么，二哥能领咱们去逛逛城市吗？我满怀希望地问，我太想在城里逛逛了。第一次进城，什么稀罕物也看不到，回去怎么向伙伴和同学交代？早晨在县城，四哥光想买丸子，哪儿也没领我去。
能……吧。四哥回答得不那么肯定。
四哥领我走了一段不比坐火车时间短的路程，终于来到一个地方，我一看，差点叫起来，这是什么地方啊？周围一圈铁丝网，网了个不知多大面积的场地，迎面一排平房，平房中间有两扇大门，门口站着两个拿枪的公安。一群灰尘遮面，衣衫不整的人从大门走出来，个个面色紧张而又颓唐，队伍外边走着几个拿枪的公安，显然是押解这群人的。
四哥脸色骤然紧张起来，瞪大眼睛在队伍里搜寻。我问他找什么，他随口说看二哥在里面没有。我一听二哥会在这些人里面，浑身立即抖起来，天哪，二哥会在这里？就那么蓬头垢面？就那么让人拿枪押着？我吓得紧贴着四哥，也紧张地看着那群人……
总算好，那群人里没有二哥，我松了口气，四哥也松了口气。四哥领我走进一间平房里，向一个值勤的公安报名，登记，那人记下二哥的姓名，所在的中队，说了声在这儿等着，就走了。
不知等了多长时间，我乱哄哄的脑袋也不知都想了些什么，才见那个值勤的领着一个人进来，跟刚才过去的那些人没有多大区别，也是满身满脸的灰尘。我还没回过神来，那人笑了，叫了声四弟，小妹……啊！是二哥。这次我看清了，正是两年不见的二哥，除了蓬头垢面，脸还又瘦又黄，只在笑时，一口牙是白的。
十分钟接见时间，抓紧点！那人吼了一声，干别的去了。四哥扑上去抓紧二哥的手，叫了声二哥，声音就哽咽了。二哥也眼圈含泪，说：天天盼你们，天天盼不来。今天没敢抱这个奢望，你们倒来了。
二哥看我还愣在那里，忙拉住我的手说：小妹，不认识二哥了？也别说，你也长高了一头，我都差点认不出……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结果什么也没说出，眼泪倒先掉了下来……
看你，四哥推了我一下，然后转身对二哥说：二嫂挺好，两个孩子也好。二嫂说过些日子来看你。二哥点点头，问四哥考上什么学校，四哥说农专。二哥说都怪我和父亲，要不你能考上好大学。
别说这些了，农专也好，三年就毕业。四哥说。
四哥梁积华，和二哥长得极像，是四个哥哥中学习成绩最棒的一个，初中三年，成绩年年在年级里名列前茅。因为学习好，长得帅，又是班级团支书和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四哥成了班级众多女生追逐的对象，课桌里经常发现这个那个女学生偷偷塞进的情书。为此，三哥爱开四哥的玩笑，说他是现代的贾宝玉。四哥在众多追逐的女学生里，和一个他认为最漂亮、学习最好的女孩好上了。
四哥初中毕业那年，全国正在大规模地搞工业建设，急需大批人才，所以全国各地中等专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都大规模招生，和四哥相好的女孩也报考了沈阳一所著名的中等专业学校，并要四哥和她一起报。可四哥一心一意要上县城高中，拒绝了女朋友的劝说，拒绝了能很快毕业很快挣钱的诱惑。
四哥有他远大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友好，各中学都在培养留苏预备生。四哥还在初中时，由于品学兼优，学校就把他作为留苏预备生培养。四哥上高中不用考，学校保送。所以当时四哥的心比天还高，他早就下定决心：即使不能去苏联留学，也要考上清华北大，和三哥并驾齐驱。
升入高中后的四哥仍然是命运的宠儿，在班级的几个保送生中，惟有四哥又当选为团支书和学校的学生会干部，倍受同学的注意和老师的青睐，就在他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最终实现去苏联留学的愿望时，一场病把他撩倒了，他得了让人谈虎变色的结核性胸膜炎，需要休学治疗，四哥只好暂时离开他心爱的学业回家养病……
1956至1957年，四哥在家养了一年病，养病期间的四哥，还那么浪漫，那么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在家看书，吹笛子，写诗，朗诵，到野外踏青，散步，沐浴阳光……我记得他在1957年春天写过这样一首诗：百花盛开百鸟叫，身在病中亦逍遥。绿茵为毡地为床，瓦蓝天空白云飘。
我常听他朗诵的诗里有这么两句：生活，多么美好，生活，多么芬芳。
那时，国家物质供应还算可以，我家当时条件还行，母亲倾全家所有，每天五顿饭好饭好菜侍侯四哥，侍侯得四哥的腰肥得像碾砣子，病很快好起来，转过年就复了学。在四哥得病这件事上，我看到了母亲的伟大，恐怕天底下谁侍侯病人也不会有自己的母亲那样上心、那样尽力。
1957年的秋天，四哥复学，就在那年的夏天，国家开始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各地的地主富农和父亲那样历史有问题的人都被集中到一起劳动，边劳动边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父亲那次在离家二十多里地的一所水库工地干活，每天抬大筐，一干两个月，中间不让回家。那次劳动教育结束，父亲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就地管制劳动，一直到死，父亲都是管制劳动的历史反革命，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中的一类。
时间到了1959年，阶级斗争日趋扩大化，且一天比一天尖锐，家庭出身好坏已成为决定学生前程和命运关键的关键。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四哥别说去苏联留学了，就是在国内上大学的希望都很渺茫。为了高考时有个好鉴定，以弥补家庭出身的缺憾，四哥不顾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主动要求暑假寒假留校护校，过年也不回家，留在学校喂猪（那时学校一般都种地养猪），干杂活……即便这样，他的名牌大学梦还是破灭了，和他保持了几年联系的女朋友也和他分道扬镳。
二哥和四哥四目相对，千言万语正不知从哪说起，那个值勤的回来了，仍那么虎着脸说：时间到了，回去！就去推二哥。
等等，四哥赶紧把手中的包袱递给二哥说：妈给你准备的换洗衣服。
打开检查！那人命令。
四哥打开衣包，露出里边的几个烧饼，那是他在车站用粮票买的。
不行，烧饼不准给，场里有规定，一律不准给犯人送吃的！
就这几个。四哥恳求。
一个也不行！那人脸板得像铁板，没有半点商量余地。
四哥无奈，只好把烧饼放回书包，瞅那人转头工夫，他迅速抓起我们在车站买的那包丸子就往二哥衣兜里塞，不巧，二哥兜里装了副手套，丸子没塞进去。待要把手套掏出，那人已转回头，大声喝问：干什么？
这点丸子让他留下吧。四哥低声下气地恳求。
说不行就不行！你们快走，接见时间过了。那人一边往外撵我们，一边猛力往里推二哥。
二哥突然激动起来，脸涨得通红，说：就这么点要求你都不准吗？
怎么？那人瞪起眼，你敢违犯场里规定？
二哥不再说什么，低头跟那人走了，而且一直没有回头。我和四哥呆呆站着，直到看不见二哥的背影，四哥才拉我走出劳教所的大门。
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长年累月忙个不停的农民来说，一年的希望全在于秋天。秋天，地倒场光，草进家粮进仓，如果这一年的收成好，粮多草足，锅上有吃的，锅下有烧的，人们就高高兴兴，正像20世纪50年代初流行的一首《四季歌》里所唱：秋天里庆丰年，嘿粮食堆满山，有吃又有穿，快乐过冬天。
然而，1960年秋天，山上的粮食不是堆满山而是少得可怜，缺粪少肥加上人们不去积极莳弄，满山遍野，只见苞米长得稀稀疏疏，里边跑个兔子都看得清楚。大豆地瓜都躲在深深的荒草里，可谓“藏在深闺人未识”了。属于高产作物的地瓜，用老百姓的话形容长得还没个卵蛋大。至于花生，由于去年收拾不及时，大部分扔在山上被风雪寒流冻坏了，连个种都没留下，所以1960年的秋天，经济作物一向以耕种花生为主的辽南地区，满山遍野很难看到一块花生地，所见之处，都是秋风瑟瑟，荒草萋萋，所种作物在荒草的包围中有气无力地挣扎，最后能活下来就不错了，还指望它们丰收？
收秋完毕，交上征购粮，生产队分到社员手里是每人每天三两带皮的毛粮，草根本就没分。没有草，人们还不恐慌，过惯了穷日子的庄稼人，只要肚子里有东西填，其他的都能想办法对付，没有草燎锅底，大人孩子可以起早贪黑上山搂树叶子，搂茅草，像蒙古人一样捡牛粪晒牛粪饼，胆大一些的还可以上山砍树；没有穿，破衣烂衫能遮住丑就行，天冷没棉衣抵挡风寒，有个不出门够了。
唯有肚子，不好对付。
那一年，父母加上我和弟弟，全家四口人，扣去了秋天提前借吃的部分，一年的全部口粮只分了几十斤苞米，几十斤稻子（稻子是从有水田的大队调来的），另外还有点大豆，全年的口粮即使一家人勒着裤带吃，也只能吃两个月，剩下的日子呢？
秋收结束，地倒场光，村村户户，愁云惨淡。人人头脑里一片茫然，不知怎么打发以后的日子。大饥荒的恐怖很快波及到机关工厂学校，机关里的人无心上班，工厂里的工人无心干活，学生到校无心上课，大家心事重重地集聚到一起，议论的话题除了粮食还是粮食。为此父亲还嘱咐过母亲、我和弟弟，说不管别人说什么咱可不要说，越到这个时候国家的政治形势越紧张，咱这样的家庭比不得别人，不说话都有乱子，所以这个时候一定得把嘴巴封住，可别叫人抓了典型。
父亲混了大半生也算混出了点经验，对政治形势多少也有了点估计。有些估计不到的还真为抱怨或发牢骚惹了祸。我那班有一个学生，学习好，说话也幽默，有一天课间几个学生又议论起家家户户分的那点粮食怎么吃时，那个学生就说：怎么吃？用线串起来，挂在墙上，一颗一颗数着吃。此话后来不知怎么就传出去了，那个同学因此成了对现实不满，说怪话，抵制三面红旗的坏分子，好在因为他出身好，年龄也不够，学校只给了个开除学籍的处分。
我上了高中后还见到过这个同学，已经成了生产队的劳动力，小小人儿已经一脸沧桑，看见了我直叹气说：当初我要不是图嘴痛快惹了乱子，现在不是和你们一样，还坐在教室里？唉，为了卖弄一时的小聪明，贻害了终生。
我们上了高中的同学也都为他惋惜过，惋惜一个人才的夭折。如果那年他不被学校开除，他肯定能和我们一样升上高中，而且凭他的学习成绩，凭他的出身，以后肯定是优秀的大学生，没准还是国家的栋梁。
对到手的粮食人们倒是没用线串着吃，而是用小瓢端着到生产队的集体磨房里磨，不管是苞米还是稻谷，一律连皮带肉磨到一起，磨成细细的糠面，然后把磨扇掀起来，把糠面细细地扫干净端回家，好用来凝聚大量的野菜或“淀粉”。
用瓢端着吃，而且不是一家一户，这恐怕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奇迹。
就在家家为吃而叫苦连天的日子里，公社的党委书记魏挺峰在一个晚上突然去世，他的突然离世轰动了全公社上上下下，公社各个单位都派人去参加盛大的追悼会，我所在的中学还派去了几个学生。
党委书记魏挺峰得的是脑溢血，人们虽然饿着肚子为他开了追悼会，但并不同情他。大家分析他得脑溢血的原因，说他是在看到全公社面临严重的饥荒又急又吓上了火把脑袋里的血管蹦裂了。这位书记在任时和全国其他干部一样，把牛皮吹得天大，也是全公社粮食产量达到多少多少斤，某某地单产越万斤，平均亩产过长江等等。结果牛皮吹了无数，卫星也放了无数，最后放得大家集体饿肚皮，他无法收场无法自圆其说，只好一死了之。
但我觉得这位书记还是有良心的，当时哪位干部不吹牛皮？哪位干部不虚报产量？那牛皮吹得连个影儿都没有，那大话说得连个边儿都不沾。记得1958年秋的一个夜晚全大队干部社员在小学那个用两间教室拼凑的“礼堂”里开秋收誓师大会，一个小队的队长抢先发言：我们小队，坚决不影响壮劳动力外出大会战，留在家里的劳动力保证在两个月内干净利索地完成秋收，保证不让一个花生落在山上。另一个队的队长一听，也立即站起来说：你在两个月内完成还算快？我们小队保证在这个月的三十号完成，最迟也不超过三十二三号，保证叫它一个花生叶也落不到山上。
当时坐在下边的社员都哄堂大笑，笑两个队长牛皮吹得一个比一个大，笑第二个队长连一个月有多少天都不知道。有的社员在笑声里起哄：他不知道一个月有多少天还罢了，你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怎么写？
这当然也不能全怪那两个队长，那个年代上级就喜欢用这样能夸夸其谈，爱哗众取宠的人物当干部，管他有知无知，管他有能力还是无能力。当时谁不说不吹谁不执行上级精神谁就没有好下场。我那大队的前任大队长就因为反对在秋收时把人马拉出去搞深翻搞大炼钢铁被罢了官，这笔帐还一直算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作为阶级异己分子揪出来批斗，在“喷气式飞机”高压下流的汗水溻湿了脚前的地皮。
至于虚报粮食产量，已经成了不正常中的正常现象，谁不虚报那才叫不正常呢。虚报产量从小队开始，一级一级往上报，除了睁着眼说瞎话的胡吹，像哪块哪块地放了卫星，亩产几千斤或者上万斤乃至十几万斤，全大队平均亩产越过长江等等；还有掩耳盗铃的假设，假设社员秋收没收净扔在地里的是多少多少；假设妇女在扒苞米时不细心，每捆苞米里漏掉没扒的苞米是多少多少；假设在地里在生产队的场园里被老鼠吃掉的是多少多少，假设秋天在地里被小偷小摸摸掉了多少多少……然后把这些假设的数字一一加进当年的粮食产量里。
生活在今天的人，听到当年那些子虚乌有的胡吹和假设，也许认为是荒唐，是脑子有病，可在当年，这样的胡吹假设是普遍的，不这样吹，不这样假设，平均产量怎么能跨过黄河，越过长江？跨不了黄河，过不了长江，地方干部又怎么能显示出自己的政绩，怎么向上级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