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台记者又要去，我很烦但不得不去。就修了一条路，就为远处深山的百姓修了条能走四轮车的路，就避免了年年百姓为出山而人摔沟牛摔死的命运。
又来到了这个三县交界处的山村，看着破烂依旧的茅草屋，看着因为没处上学而四处玩耍快乐的孩子，我的眼睛有点酸涩。记者一再要我面对镜头说说修这条路的经过。我实在是没什么说的，就强拉那个看起来傻傻的干起活来却不要命的村干部来说，没想到这个汉子什么都说不出，却满脸的汗。几个看新奇的老头反倒无拘无束地说了记者想要的话。在大功告成即将回去的时候，那个汉子，那个村干部冒出了一句，没说的，我给你磕个头。说着就要下跪。在这五月的高山巅，在雪还漫布农家屋院的时候，我狠狠地擂了汉子一拳就走了。
那年腊月末，冰雪肆虐了半个中国。我去新的单位象征性地报了个到，就蜷在家。坦率地说，我不想去哪个地方，苦了多少年，也身心疲惫了多少年，只想有个安稳的窝就可以了，至于再去开拓什么真的不想。那个腊月的下午，雪成团地砸，有两个人进门。满头满脸的雪和冰，红黑的脸，无措的手，就那么呈现在我面前。他们说是那个村的干部，想给我说说开年了给他们修条路。村名是我没听过的，人是我不认识的，再加上多年官场的历练，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叫他们喝茶抽烟。冷场了半天，他们只是低头喝水，我不得不再三起身给他们添水。终于他们说要走，我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们在一个看不到颜色的包里拿出了两瓶茅台酒，没等我反应过来就做贼般地走了。过那个年，我面对那两瓶酒都有芒刺在背的感觉。
一上班，我就问那个村的情况，除了说那个村位于三县交界处，是全市海拔最高的村以外，再说不上什么，都没去过。我说修路如何，都摇头，说成本太大，那么边远的山村没人去。我下意识地在等那两个村干部，可是几天过去了没有人来。
我想去，我想知道在那个人均收人只有一千多块钱的地方，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能花两瓶茅台酒的代价。坐车两个小时后，满眼的山，漫山的雪看不见路，看不见人。司机说没路了。我问他去过那个山村吗？他说没有但知道大概的方位。于是进沟爬山，下山再转弯再爬山。远远的几十户农家散落在坡上、沟底，没有鸡鸣，没有狗吠，没有人影，似乎没有任何的生气。我见到了来我家的那个村干部，也不管炕上的被子是如何的破和脏，我赶紧上去钻到被窝里。看着一个劲搓手的汉子，我有点生气。这么远的地方，几乎是人不能生存的地方，还修什么路？汉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快。村子由五个自然村组成，每个村都相距十几里呢。他的意思在表达修路的必要性，没想到更坚定了我不修路的决心。我下山了，不顾汉子全家的阻拦下山了。
走到半路，在一片雪雾中，在连脚都几乎放不下的路上，有十几个黑点在缓慢而坚决地移动着。近了，到跟前了，是十几个十来岁的孩子放学回家了。每个孩子的头上都顶着亮晶晶的冰块，脸上衣服上除了白再没有其他颜色，只有因为粗重的呼吸而看到一团白气能证明这些孩子是活的移动的。我站住了，他们也站住了，由于看到生人而害羞，他们的脚在地上无意识地搓着。搓一会儿，红红的脚指头从破成洞的鞋里不时地探头张望。这时候，我想到和他们同龄的女儿，心突然狠命地疼疼得我全身发软。“孩子，我的孩子！”我上去把两个孩子揽在怀里，我哭了。这是我的孩子，是我的百姓的孩子，我能有什么理由放弃他们，有什么理由不管他们吗？身后传来一片抽泣声，那么多的老人、孩子、女人在汉子的带领下来了，来到我的面前。
孩子上学要走二十里的山路，孩子太小，路太窄太陡，于是那么多的孩子就都缀学在家。粮食收成运不出去，得个病也送不到山下都耽误了。我们都老了没什么指望了，可孩子，孩子都要重复我们的日子吗？几个老人的声音越来越大。
都回吧，明天我给你们修路！都回吧！
雪在五月的时候还在下，我们的干部带着机械进沟修路了。那天晚上气温降到零下十度，一早我急忙赶去，怕冻着人。早上八点，雪凝成冰在下，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女人和老人都在修路，都在笑着修路。我远远站着，就那么站着，看着因为晚上看护机械而燃起的柴火灰烬，看着一件破旧的羊皮袄，我知道这路没有问题能修好修成。只是不知道，是我改变了他们，是路改变了他们，还是他们改变了我。
我暂时改变不了孩子几十里外上学的问题，但我至少可以让我的孩子们脚下的路能平一点，能宽一点。我也暂时改变不了这个山村穷苦的日子，但至少可以给他们一点希望，可以让他们走出大山，看看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日子。
我的孩子，我的乡亲，我还能给你们什么？我真的想给你们所有的快乐和笑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