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傅斯年，更多的人知道的是他“五四”冲进赵家楼的热血之举，而他所兴办的《新潮》似乎一直被《新青年》所压制而不为人知。事实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的傅斯年，不但维护着《新潮》鲜明的批判、自由之特色，而且还在《新青年》《北京大学日报》等刊物上发表评论、文章六十多篇，其锐利的笔锋、辛辣的语气都十分引人注目。胡适评价《心潮》说在某些方面《新青年》都有所不及。这个评价准与否不说，但起码说明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罗家伦在回忆文章里说：“我们坚决主张反封建、反侵略我们主张民族的独立和自觉。《新潮》能有这种成就，得力于孟真为最多。”
在史学研究上，他开创了所谓“实证主义”的优良学风。一九二八年国立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诞生，第一任所长即是傅斯年。就如何看待已有材料、挖觉整理和研究方向提出了三个标准：
一、凡能直接地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便退步。
二、凡一种学问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便退步。
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所研究时应用的工具，则进步，不能的便退步。
正因有此治史理念，他在任所长其间，能“事必躬亲，不避危难，努力以赴，终至有辉煌灿烂的成就”，而他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观点，更是亲自践之。对殷墟的考古发掘，找到大批的甲骨文和殷商实物，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厚重的基础。而今天我们知道有郭沫若而不知有傅斯年，就唯有叹息了。
同时，他非常反感以政治的名义来委曲历史。他说过“学问之道，全在求是。是之所在，不容讳言其丑。今但求是而已，非所论于感情”。而且指出：把一些现实的所谓名人、大人的主观意志，混同于治史来研究、考证者，不能算是我们的同志！
在身体力行从事史学研究的同时，对于珍贵史料的抢救和保护，傅也是功不可灭。当故宫的大量明清史料面临被日本人买走时，先生多方奔走，恳请蔡元培先生出资买下，避免了国宝的流失。他始终把所谓馆藏之宝以己性命相待之，并经常自费寻找收购书籍以充馆藏。流传较广的“读书最乐，鬻书亦乐；既读且鬻，乐其所乐”的名句就是先生因经常购书对一张姓书商所书的条幅。
贯穿于傅斯年终身的就是教育，他历任中山大学、北大、台大校长，其治学、为学甚至为人的认知都深刻地影响了很多人，而他最突出、最鲜明的贡献也反映在教育里面。
傅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应该办平淡无奇的教育”，也就是学校的独立，学术的自由。对于政治干预，对于所谓思想“连坐”，他可以愤而为全校师生担保，并怒斥“学校不兼警察任务”，“也不兼办特工”，努力地维护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也正因如此，蒋梦麟说傅乃北大“功狗”。除了在竭力追求教育良好的外部环境外，傅还对大学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和实践。在台大，他首创考试印题“人闺”制度，严防抄袭之风，并以“敦品、励学、爱国、爱人”作为台大的事实校训。经过他的努力，使台大在短短几十年间，已有与北大、清华相争抗衡之本。而在抗战结束后，傅任北大代理校长其间，争校产，除伪教，整肃纪律，都使北大在短期内面貌为之一新。
但回过头来看，傅对学生不应沦为党派斗争工具的思想，对一些集会或抗议带有的不理智甚至是暴力倾向的忧虑，其实都是对“五四”以来学生运动的反思。我们在经历过“文革”后，对真正的思想、学术自由，对所谓民众的力量造成的横扫一切，都有了更深人的理解和认识，也就对傅的担忧心有戚戚焉。
其实，傅在办学治学中持有的独立和自由之风范，即使在今天也都有鲜明的现实意义。如不以功利为目的，不能让政客和无术之辈进人学府，针对学校的区别教育方法等等，与现在的大学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普遍存在的浮躁、抄袭之风，权势和职称、地位挂钩之举，都使人想起傅之所谓“真正的大学的自由传统”的可贵和难求。
一直以来，傅斯年似乎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关系，甚至是傅为蒋的座上宾而使我们所不耻。作为一个一生致力于教育救国、文化自由的学者，一个致力于谋求政治开明、心存忠君而又怒责腐政的传统文人，事实上也在对中国向何处去、党派之争孰对孰错等争论有着不断的思考和无奈。
一九四三年，傅在和陶希圣谈话时说“适之是自由主义者，我是自由社会主义者”。并问陶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什么就没人能知道呢？而他谋求以办报监督政府之行为，进而谋求自由平等之社会想法，也就只能是遗憾了。所以，先生“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的话，是发自内心的一种济世之想，并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谋求政治资本和晋升之途。说到底，傅是个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代表人物，固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其的影响深厚，忠诚和反叛的矛盾，在他心里也斗争了一生。“我拥护政府，不是拥护这班人的既得利益”，就是他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而自比田横归骨于田横之岛”的誓言，不过是传统知识分子忠臣不事二主的又一见证而已，似乎与他所谓鲜明的政治态度无关。
先生已离我们远去，但先生的“拙、丑、支离与破碎”，决非那些“巧、媚、轻滑、圆融的人”所能比拟。想想我们熟知的那些和先生同时？代的所谓“名人”，那些“见势力则崇拜，遇反对则退缩，虚名归人，实利归己”的“大家”，我们对先生的尊敬就更是值得了。
事实上，翻开久远的回忆，对所谓的信仰和从事的事业，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地相信并死心塌地的践行？或是权宜之计，或是作为谋求功利的桥梁，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动不动就给你背后捅刀子，人前当奴才，甚至以同志和事业为代价，苟全自己，血染顶子，在文化界、艺术界这样的人还少吗？从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傅斯年与我们在阵营上是不同的，但其铮铮之骨、谔谔之态，是我们都该景仰的。
傅斯年已成为过去，但傅先生之学问道德，非一人之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