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爱国运动中成立的学生组织。1919年5月4日北京青年学生点燃的革命火把，迅速传到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在各大城市风起云涌，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根据运动的发展，各地的学生们感到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1919年6月1日，京、津、宁、沪及留日学生代表在上海环环中国学生会召集全国学联的筹备会，会议议决全国学联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并向各地学生联合会发电，要求各地派代表赴沪，商订章程及办法。6月12日，上海各界庆祝"三罢"斗争的胜利，示威游行，并行开市。同日，在上海的全国学联筹备会召开常会，确定运动的目标是"一为外争外交，一为内惩国贼"。6月16日下午2时，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大东旅馆六楼召开，北京、上海、留日学界、天津、武昌、南京、杭州、济南、嘉兴、松江、崇明、南通、九江、保定、吉林、安徽、宁波、河南、唐山、苏州、扬州等各地代表共50余人与会。除各地学生代表外，参加大会的还有许多来宾，计有教育界人士蒋梦麟、黄任之（炎培）等20余人，商界人士10余人，工界人士6人，报界人士戈公振等10余人。许多学生代表和来宾都在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表明了各自的态度。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京学生代表段锡朋当选为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为副会长，北京学生代表陈宝锷当选为评议长，干事长则照章由会址所在地（上海）的学生会评议部选出。全国学联成立后，进一步组织各地学生投身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此后，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政治领导下，组织学生先后开展了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和蒋介石新军阀专制统治的斗争，其间，几经跌荡，时断时续。1935年华北事变爆发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和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各地学生掀起抗日救国的怒潮。为了统一全国学生的救亡行动，1935年12月26日成立的平津学生联合会，勇敢地担负起筹备全国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重任。从这年年底开始，平津学联分四路沿平沪路、平汉路、平绥路、北宁路出发，到各城市发动和联系。同时，中国共产党北方局和中国共产党江苏省临时委员会分别选派干部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建工作。经过广泛宣传和严密的组织准备，1936年5月29日，中国学生救国大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20个城市的28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纲领》和《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章》，规定中国学联"以团结全国学生、促成全国统一战线、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为宗旨，任务是"勇敢地领导着全国学生走向民族解放的征途，将进一步团结无数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粉碎民族敌人的堡垒。"大会还通过了派人帮助未成立学联的地方建立组织、加人世界学联等四项提案，最后选举了中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中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联成立后，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学生运动的联系，从而把中国青年抗日救亡运动与世界青年反法西斯斗争结合起来。仅仅半年之内，中国学联就与英、美、法、德、日、缅、新（加坡）、菲（律宾）等国青年学生团体建立了联系，还在海外华侨学生和留学生中组织了各种抗日团体，积极领导学生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之中。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组织学生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和腐朽统治，争民主、争自由、争生存权的斗争，在国统区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第二条战线。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大大促进了整个人民革命运动的高涨，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第一条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年2月1日，在中国解放区青年联合会的倡议和指导下，由中国解放区青联、国统区中国学生联合会、原解放区学生联合会和从国统区来解放区的各地学联负责人等27名组成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自1919年五四运动以来已召开过十三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经过_个月的紧张筹备，1949年3月1日至6日，中华全国学生第十四届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来自西北、东北、华北、北平、天津、中原、华东、沪杭苏、南京、广东、武汉等地区及中国学联的20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学生运动的当前任务》的决议。大会通过的《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规定，全国学联是包括全国各大中学生的全体学生组织，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全国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出的执行委员会在闭会期间由主席团负责领导会务。1949年3月5日，大会选出由42人组成的全国学联执委会，由执委会选出7个直属区学联组成的主席团。中华全国学联的性质是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学生会的联合组织和中国大中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指导和帮助，任务是团结全国学生贯彻执行党的总任务和教育方针，使广大学生不断提高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觉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长建设社会主义的才干，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同时，培养学生具有国际主义精神，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贡献。中华全国学联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实行团体会员制。凡承认全国学联章程的全国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会均为全国学联的团体会员。中华全国学联目前共拥有10万多个团体会员，到1995年为止，共召开了22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
《湘江评论》创刊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主办的著名周刊。1919年7月14日创刊，共出版五期，还有"临时增刊"第一号（7月21日出版）11开一张。《湘江评论》的创刊宗旨是"宣传最新思潮"。该刊在形式上和《每周评论》一样，四开一张，分四版，分栏也大体仿《每周评论》，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其最大特点是文风新颖、笔调尖锐、通俗易懂，它着重宣传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大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激发人们向旧势力、旧习惯作斗争。
《湘江评论》的一些重要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五四运动后，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学生运动时，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宣传，以很大的精力来主编《湘江评论》。他在"西方大事述评"和"世界杂评"栏目中，以很大篇幅介绍并赞扬英、美、法、德、意等国的工人罢工运动，揭露了英、美、法在巴黎和会上的分赃活动，斥责"满嘴平等正义"的法国总理克里蒙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美国总统威尔逊不过是"一类的强盗"。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如果有战争，"就是阶级战争"。而战争的结果，必然是东欧诸国共产主义的成功。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这篇著名的时文中指出："历史上的运动，不论是那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历来宗教的改革和反抗，学术的改革与反抗，政治的改革与反抗，社会的改造和反抗，两者必有其大联合"。他认为，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人民大联合的结果，因此号召进行中国民众的大联合。"放言"和"杂评"是《湘江评论》中引人注目的栏目，虽然三言两语，常常是针对人们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宣传。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5期，但却对湖南新文化运动起了较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这一影响还同时波及到全国特别是华南地区。当《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之后，李大钊对它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每周评论》还专门为此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北京《晨报》也予以介绍，说它"内容完备"，"魄力非常充足"。对于毛泽东《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每周评论》认为："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湘江评论》从其一创刊，即以犀利的笔锋，坚决的态度赢得广大青年的喜爱。创刊号当天即告售磬，后来重印2000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5000份。《湘江评论》的巨大成功很快就引起湖南军阀的仇视和守旧派的反对，1919年8月，当《湘江评论》第五期正在付印时，就被当地军阀张敬尧查封了。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7、8月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的一场思想论争。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各种文化思潮蜂涌而至，中国思想界呈现出错纵复杂的局面。其中，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在五四爱国运动后有了进一步的传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根本解决"的主张，在社会上的影响日益扩大。同时，作为"新思潮"之一的实验主义和以它为哲学基础的社会改良主义，也在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在杜威来华之后更是风行一时，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日益尖锐，从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杜威（JohnDewey），美国哲学家，实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胡适留美时曾在该校学习，成为杜威的学生和实验主义的信徒。胡适回国后，1919年2月和4月，先后发表了《不朽》和《实验主义》两文，介绍了实验主义的思想。接着，胡适又通过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联名聘请杜威来华讲学（后来这4个单位组成了一个讲学社，专门聘请欧美名流学者来华讲学）。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前往迎接。杜威到北京后，作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教育哲学》、《思想之派别》、《现代之大哲学家》以及伦理讲演等5种长篇讲演，单是《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一题就讲了16次。根据其讲演辑成的《杜威五大讲演》，在其未离开中国以前就已出了10版。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1921年7月11日离华），先后在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巡回演讲。杜威的讲演被译成中文，从1919年7月起，大量刊登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新潮》、《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和《学灯》等著名刊物上。杜威在讲演中全面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实验主义，并对当时中国思想界正在讨论的中国社会改造问题俨然以指导者的口吻评论道："中国常有人问我‘改造社会当从何下手？’我的答案必说该从一事一事上下手。如家庭、学校，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没有一处不应改的。在这个时候，大家只有各做各的事，那种笼统的理论最容易被人利用，是没有用的。"作为"实验主义的信徒"的胡适，对"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也"看不过了"。1919年6月，随着陈独秀被捕和李大钊因避免追捕准备离京之机，接手《每周评论》，并在7月20日出版的第31号上，发表了他亲自写的"政治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挑起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胡适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适用性。他要求人们多多研究每一个个案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认为不去研究具体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要夸口说"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胡适在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后，又连续发表了三论、四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反对各种"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反对对于中国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首先著文反对的是《国民公报》的编辑蓝公武。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并逐条驳斥胡适的文章给宣传"主义"列举的三条"教训"。但是，由于蓝文侧重于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对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一要害问题，未能直接予以反驳。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李大钊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强调，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能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1919年1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一号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以回应李大钊的反驳。他在文中提出了"研究问题、输人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16字主张，欲图把新文化运动引到纯学术研究的圈子里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歧路上去。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七卷二号上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指出新思想是因中国社会经济情况的变化、社会的新要求而发生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至此，从1919年7月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便基本上结束了。此后双方虽仍有言论发表，但主要是各自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采取论战的形式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实质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论争。这一论争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深刻影响，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围绕着对待"主义"问题开始了分化。这场论争，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作用。
山东惨案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济南镇守使马良镇压爱国民众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