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政府十分震惊。5月4日，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办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发电报。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但同时北京政府又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且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将来临，不得不于5月7日释放了被捕学生。同日，北京各校学生一律复课。北京政府在京师各校学生复课以后，继续实行镇压政策。5月8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将释放的学生送交法庭审办，随后北京警察厅传学生预审。5月9日，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北京政府胁逼下辞职离京。5月1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表挽留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贼的命令，并连续下令镇压学生运动，要求军警"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照前令，依法逮惩"；各级行政机关切实约束学生，对那些"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
北京政府的这些反动措施进一步激怒了爱国学生。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实行总罢课，参加者除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学生，共达2.5万多人。北京各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也纷纷加入到学生的斗争行列之中。罢课后，学生们组织"十人团"（每个讲演团10人左右），开展讲演活动，在城区及昌平、南口、长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出版《五七》日刊等刊物，扩大爱国宣传。同时，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还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
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大为恐慌，日、英、法、美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小幡于5月21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严厉责问的照会，要求取缔反日言论和"过激"言论，并威胁说："若放任此等风潮，不仅酿成贵国内政上意外之扰乱，且引起两国国家上重大之交涉。"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对学生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从5月25日开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各街道来往穿梭，夺走学生讲演团的旗帜，撕毁传单，驱散听众，封闭爱国报刊，派军警包围校舍。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6月1日，徐世昌下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同时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强令学生立即复课。京畿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按照命令竟然逮捕贩售国货的学生。从6月3日起，北京20余所学校数百名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晚，学生遭逮捕者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学生比前一天加倍出动上街讲演，又有700多人被捕。学生毫不屈服。6月5日，上街讲演的学生多达5000余人，他们还结队前往拘留所，要求军警拘捕，誓与前两天被捕的同学一起坐牢。
北京政府对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5月9日，上海学生停课一天，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天津学生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并致电北京政府，誓与全国学生一致行动。从5月23日起，天津15所大中学校的一万多名学生实行罢课，并以天津学联名义发表了罢课宣言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相勾结侵占中国领土主权，镇压各地学生爱国活动的种种罪行，宣言最后提出了拒签巴黎和约、取消二十一条、诛卖国贼等六项要求。天津学生在罢课期间，走上街头，深入到郊区农村，进行爱国宣传活动。同时，天津学生还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活动。在学生的宣传和推动下，天津商界也投入到这一活动中来。6月9日，天津公民大会在河北公园举行，与会者群情激愤，一致要求商会罢市。6月10日，天津商界在上海"三罢"斗争的影响和学生的推动下，开始第一次罢市。同时，天津工人也在酝酿罢工。天津总商会在给北京政府的急电中要求政府速做决断，以免演成危厄之局。在京、津学生罢课期间，济南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多人冲破军警阻挠，于5月7日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要求收回青岛。5月23日，济南中等以上学校一律罢课。6月10日，济南商界开始罢市。湖南学生联合会于5月28日成立后，立即组织学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6月3日，长沙各校一律罢课。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很快影响到各界各阶层。湖南省国货维持会、救国十人团、湖南各界联合会迅速成立，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的有力指导力量。武汉、广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纷纷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从而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学生爱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北京政府在上海"三罢"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压力下，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
月中旬以后，巴黎和约签字日期迫近，全国人民积极开展了拒签和约的斗争。6月17日，北京政府顺从帝国主义旨意，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立即号召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并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6月19日，山东各界请愿团80多人到京，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了支持山东人民的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27日派出10名代表赶赴北京，与山东、北京、陕西等地代表联合向总统徐世昌请愿，言词激烈，据理力争。上海各界人民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月21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23日，上海商学工报各界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共谋抗拒签字，急毁中日条约二十一条及其他一切密约"。同日，上海一些群众团体直接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警告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和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群众召开万人大会，上海各界代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旅居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了中国代表团驻地，要求拒签和约。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火烧赵家楼
五四爱国运动期间爆发的一次著名事件。
年5月2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京师各校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们迅速筹备集会游行，部分激烈分子则秘密酝酿采取超越法律规范以外的暴烈行动。5月3日夜，北京大学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召集全体学生及13所中等以上学校代表参加的大会，议决次日举行学界大示威。与此同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学会的会员在该校操场北端的西花厅也举行了秘密聚会。会上在讨论游行形式时，一些同学主张进行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一些同学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进行暴动的提议在群情激愤下得到了通过。但怎样进行暴动，用什么武器暴动，与会者并没有加以慎密的考虑，而只是要个人自己想办法。同学们在前门大栅栏一带的相馆中设法搞到了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的照片，以便暴动时有所对证。学生们还议决带上铁器、小罐火油及火柴等物，预备毁物放火。会议推举北京高师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匡互生为负责人，形成一个秘密行动小组，分头准备，有的同学甚至向亲友托付了后事。由于工学会是小团体的秘密活动，所以五四游行时除极少数参加核心小组的学生外，大多数学生是没料到会演出火烧赵家楼和殴伤章宗祥等暴力事件的。
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齐集天安门金水桥前，集会演说，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北洋政府的卖国媚外。大会决议先向各国公使馆游行示威，再向总统府请愿，要求惩办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拒绝对巴黎和约签字。短暂的集会之后，游行队伍向使馆区进发。在东交民巷西口，游行队伍被外国巡捕房和北洋政府的军警强行拦阻达两小时之久。学生们悲愤至极，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后，决定去找卖国贼曹汝霖家示威。当游行队伍到达赵家楼曹宅门口时，已是下午4时左右。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正在总统府宴请刚从日本归国的章宗祥，出席作陪的有钱能训、曹汝霖、陆宗舆等。当学生游行及要求惩办卖国贼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无视这一劝告，认为军警完全可以把赤手空拳的学生镇压下去。下午3时左右，曹、章回到赵家楼胡同曹宅，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加派了200名警察到曹宅守卫。因此，当学生们到达赵家楼时，曹宅内外，警察林立，门窗紧闭。学生们高呼口号，在叩击大门时与护卫的警察发生争执。学生们一面和警察辩论，对其宣传爱国思想，一面绕屋而行，寻找破门之路。几个预备牺牲的同学跳上围墙，捣毁铁窗，冲人院中，打开大门，学生们冲进了曹宅。曹、章二人仓促间一个躲入了箱子间，一个钻进了锅炉房。学生们在厅内遍寻曹、章二人不见，愤怒之下，将厅内陈设的一些家俱抛出室外，将悬挂的日本天皇像摘下摔在地上。匡互生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在客厅中纵起火来。火起之后，章宗祥自锅炉房中窜出奔向后门时，被学生当场包围群殴，学生们用手执的小旗旗杆对着他的头乱戳乱打，章宗祥被打得头破血流，后被一日本人救出后门，始得逃脱。曹宅起火半小时后，北洋政府步兵统领李长泰和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军警赶到。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经离去，未及走逃者遂被反动军警逮捕。被捕学生共32名，其中北京大学20名，工业学校2人，中国大学1人，汇文大学1人，吴炳湘率队将学生逮捕后，立即向曹汝霖道歉，并派车将曹及其全家送往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章宗祥也被护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此时消防队也已将曹宅的火扑灭。当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在家中召开紧急会议，密谋对付学生的办法。同日晚，北京各校学生也集会讨论了如何营救被捕同学和如何坚持斗争。蔡元培参加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大会，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并表示要负责营救被捕同学，但劝告学生不要罢课。北大学生没有采纳蔡的意见。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门以上学校学生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各方，请其支援。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校长组成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营救被捕学生。但校长团在与北洋政府警察厅、教育部、国务院和总统府交涉释放学生时，均遭拒绝。消息传出，举国震动。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和社会各界纷纷发出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迅速释放学生。北京的社会名流汪大燮、王宠惠、林长民等也联名写信，保释被捕学生。在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压力下，5月7日上午，被捕学生获释返校，受到各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上海"三罢"斗争
五四运动中上海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支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