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宋教仁为迎接国会选举，大力鼓吹政党政治，在全国到处发表演说，为国民党树立声望，结果在北京参众两院复选中，国民党获392席，共和、民主、统一三党仅得223票，国民党取得占绝对多数的胜利。袁世凯惧怕国民党在未来的国会中取得多数，遂派特务将宋教仁刺杀，以打击国民党势力。梁启超、张謇等人也将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组成进步党，以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为尽快扑灭革命势力，未经国会同意，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以充战费，加紧军事进攻准备。一切就绪后，袁世凯下令罢免革命党人赣督李烈钧、粤督胡汉民、皖督柏文蔚的职务，革命派被迫起而应战，进行"二次革命"，但由于双方实力差距太大，革命军很快被袁世凯军队打败，孙中山等人再次流亡海外。不久，熊希龄、梁启超等人组成"第一流人才内阁"。
此后，袁世凯又通过一系列手段，为专制独裁扫清道路。他先指使亲信梁士诒成立公民党，作为自己的御用工具；强迫宪法会议通过并公布《大总统选举法》；强迫国会选自己为正式大总统；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另组行政会议，代行议会职权等。本年，康有为主编《不忍》杂志，鼓吹尊孔，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鸣锣开道：袁世凯亦通令"尊崇孔圣"，举行祝孔典礼；《中俄声明》签订，袁世凯承认外蒙古"自治"：毛泽东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至1918年夏毕业去北京。
江西民政长事件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的军政大权，落到了在革命过程中推举出来的都督手里。袁世凯虽不情愿，但被迫于1912年7月间正式承认了他们的地位。黎元洪为迎合袁世凯大权独揽的野心，早在4月间就提出了军民分治的问题，认为军人掌握政权，"流弊丛生"，主张"将军务、民政，划为二途"。袁对此主张十分赞赏，力图马上实施。
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起来反对。他通电指出：革命方法分军政、约法、宪政三个时期，革命后需要以"兵权保秩序，以图改革之进行"，都督"应统揽一省之治权"，目前还不应废除。随后广东都督胡汉民通电响应，认为目前还不宜实行军民分治，中央对"各省都督授以军政、财政两权，令其自行裁遣军队，整理财政，先使恢复旧规，然后徐图根本上之计划。断不宜大举借款，思以财政权操纵各省"。李、胡二人公开活动各省都督，抵制"军民分治"，还秘密联络南方各省，以建立应变联盟。8月12日，李烈钧密电四川代理都督胡景伊、民政长张培爵说："诸君……皆为创造民国巨子，敢请输诚联络，结一最稳健之政治、军事团体，对于中央为一致之进行。如政府能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维持拥护，互相协助；如政府夹有私心，藉统一之名，施专制之实，亦惟有群起力争，实行匡正。总以地方监助政府，不使政府操纵地方，庶不失权外人，复陷专制，种种险象，或可消弭。"孙中山坚决支持李、胡的做法，认为："中央集权，地方分权，本来不成问题，不过反对者藉此肆其鼓簧。……盖须相因而行，不能执一。民权为天经地义，专制恶风，断难久存于二十世纪。"
袁世凯对李、胡恨之入骨，但广东僻处南疆，鞭长莫及，便拿李烈钧开刀。1912年12月10日，南昌突发兵变，矛头直指李烈钧。事后查明兵变是在袁世凯的直接支持下，由原江西第三旅旅长余鹤松发动的。李虽知道兵变的背景，但他还无力与袁决裂，只好等待时机。为缓和袁的压力，李致电袁，对兵变引咎自责，主动请行军民分治，并特荐汪瑞堃为江西民政长。汪与李有师生情谊。汪处世温和，李想利用他来缓和自己和袁的矛盾，一再敦请汪出山。汪知悉李、袁矛盾，进京请求袁的任命。此举正中袁的心意，所以12月16日，李烈钧请简民政长的电文到达北京后，袁世凯马上发布了任汪瑞闽为江西民政长的命令。李获悉真相，大错已铸成。
在李暗中支持下，江西广饶协会等团体纷纷发表通电，谴责汪瑞闯在前清仇视革命的种种劣迹，坚决反对他出任民政长。但袁态度强硬，饬李烈钧传令广饶协会等团体必须遵守法律。12月20日，汪瑞堃抵南昌上任，共和党人及省临时议会对他十分欢迎。而李的部属却对汪讥讽讪笑。汪行馆差役纷纷离去，迫使汪称病闭门谢客。12月29日，江西军警两界数千人召开拒汪大会，主张"武力驱汪出境"。夜半，南昌广、惠两门出现暴动，全城戒严。汪逃离行馆藏匿。翌日，他函告李烈钧，称病赴沪就医，并致电袁世凯，称病辞职。汪于当日下午乘轮离开南昌，经九江、武汉前往北京。
年1月3日，袁准汪病假20天，责令李"从速筹备划分事宜。并敦促汪民政长迅行调治，刻期赴任"。但欢迎汪的江西共和党人，以江西省临时议会、教育总会、商务总会、共和党、民主党五团体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袁"迅派镇抚使率兵莅赣，协助李督剪除凶暴而靖地方"。袁也曾打算过派遣张勋、岑春煊及孙武前往江西武力对付李烈钧。张、岑等因种种困难，均未成行。
正在这时，李烈钧向日本订购的七千余支枪械及一批子弹于1月11日自上海起运，15日运抵九江。袁世凯即饬参、陆两部以该批军械未经陆军部批准为借口，密令九江镇守使戈克安予以扣留。戈遵令扣留了此项军械，随即以密电向参、陆两部报告，请求调兵增援。22日，海军六艘军舰驶抵九江，以一舰停泊湖口，准备对赣用兵。与此同时，李烈钧一面复电参、陆两部，要求将所扣枪弹放行，一面以冬防为名，向湖口增兵，积极备战。
月20日左右，黎元洪派遣程守箴、邓汉祥前往南昌调解。24日，黎向陆军部密报江西军队调动情况，要求陆军部将此批枪械放行，并说："即令李督有何野心，此区区之军火亦何济事？"对于派遣镇抚使，他主张："果有其事，即令取消，否则请设法和解。"27日，海军楚谦舰奉令提取枪械，赣军声言如敢装运，即开炮攻击，双方剑拔弩张。楚谦舰长王光熊电告海军部："查浔、赣各有军队保护军火，内地毗连租界，若果强取，必动武力，实与大局有关，因此未敢妄动，听候中央和平了解（结）。"李的强硬迫使袁让步。
在调解中，黎元洪向双方提出和解条件："非水陆退师，无以保地方之安宁；非发还军火，无以平赣人之疑虑；非迎回汪民政长莅职。"要求李"将怀夹私忿、造谣生事之人量加处分，以除祸本"。黎的调解，对袁有利，李复电拒绝了上述撤兵、迎汪、惩凶三条件。理由是：湖口设局征兵属于永久计划，反对民政长属于舆论，汪去赣无人胁迫。袁也不再让步，仍坚持迎汪莅职的前提条件，并威胁说："苟反乎此，则国法具存，断不敢博宽大之名，贻分裂之祸。"黎的调解没有成功，戈克安密报段祺瑞说："李督现正多方布置，一意反抗中央，志极坚定。"2月3日，南昌召开公民联合会，宣布省议会成立之前，"凡属赣省大事，对内对外代表，暂以本会为总机关"。大会提醒各省，袁对江西的压迫，不是孤立的事件，"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今日如此，他日可知矣"。会议指责袁的倒行逆施。
江西民政长风潮继续扩大，除黎外，程德全、柏文蔚、朱瑞、谭延堃等也纷纷出面，主张和平解决。在北京，王芝祥为避免战争，向袁表示愿去江西调停。袁即乘机要他出任"镇抚使兼理江西都督事"，以调李人京。王没答应。2月16日，王离京南下。袁派耿毅作王的副手，亲自交给耿一封密信指示机宜"一、汪瑞闾到省长任；二、枪支不发；三、蔡锐霆、陈廷训重办；四、李烈钧下野"。耿本是革命党人，耿与李关系也好，他先王芝祥到达南昌，着手与李密商对付袁的策略。
月1日，王芝祥到达南昌。他一面责成取消公民联合会，一面向袁表示，赣人对汪恶感甚深，请改任赵从蕃出任民政，则江西风波易平。袁无力南顾，只得同意妥协。同时，英国公使朱尔典也致函外交部，为太古洋行索取枪械的"耽延赔偿费"，自1913年1月28日起，每日索价二百两。政府承受不了，便从速解决江西事件。3月11日，袁世凯发布赵从蕃署理江西民政长命令，参、海、陆三部也电令发还扣留的江西械弹。
但是，李烈钧坚持原来的立场。他把民政长一案交给省议会，这届议会已改变了共和党人占优势的局面。江西省议会讨论民政长一案，根本否认袁有任命民政长的权力，并致电袁说："省官制未经参议院议决，实无承认之理由。……大总统简任之命令，实非根据法律，未敢服从。"袁大为恼怒，即电告黎元洪，指责江西省议会"蔑视约法"，扬言"若仍借端反对，则惟有执法进行，以维持大局"。但江西省议会痛斥袁实行专制，表示要为"维持约法，保障民权"而斗争。慑于江西民众的压力，赵从蕃裹足不前，害怕重蹈汪的覆辙。
李烈钧于3月15日接收了被袁扣留两月之久的军械，对戈克安采取了断然措施。他发布命令，改编金鸡坡炮台及驻浔上下两炮台为上三台，湖口东西炮台及马当炮台为下三台，任命陈廷训为上三台总台官，任命陈传曾为下三台总台官，命令驻浔第九团编人第一师，把戈克安作为九江镇守使的职权剥夺。接着，他又向九江——湖口一线增兵，命令第一师长欧阳武在沙河设立司令部，压迫戈部。王芝祥从南昌赶到九江调停。袁世凯只好让戈离职赴京，任命王芝祥暂兼九江镇守使，节制浔、赣各军，李烈钧于4月2日通告"地方安宁，人心大定"，实则宣告对袁斗争的胜利。
自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同袁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胜利。李在江西民政长事件中的胜利，是当时革命党人唯一的一次胜利。它证明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必须用武装斗争来保卫，离开武装斗争，革命党人就不可能在同袁的斗争中取得胜利。
宋教仁被刺案
年春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宝座之后，立即着手实行反动的集权统一，逐步确立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他毕竟受到《临时约法》的制约，不能一下子撕下"忠于共和"的假面，所以又试图以政党对付革命派的政党政治，因而拉拢立宪派组织拥袁政党，旨在造成议会多数，压迫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范。这种局面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在中国实现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前景充满幻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宋教仁。宋教仁是一个留学日本6年、熟读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十分倾慕欧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临时政府北迁后，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联络，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结合其他几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欲借国民党实现其政党内阁的宿愿。因此，国民党成立后，立即将国会选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不但国民党本部特设"选举"一科，还要求各分部专注于筹备选举事宜。宋教仁向党内强调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再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1912年底、1913年初，在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共计870个议席中独得392席，占全部议席的45％强，而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总和仅223席，不到总议席的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