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中国现代史上最为著名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成立，沈雁冰、郭沫若、朱自清、郑振铎等文学巨匠乘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风，开始了新文学之路的探索。而与新文学运动同时开展的是北京大学等八校教职员为抗议北京政府积欠经费而举行的罢教风潮，在全国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提出解决教育风潮的五项办法以平息事态。同年，在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催生下，各界妇女要求男女平等、教育平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继1920年2月北京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人文科旁听之后，各校开始正式招收女生。从此，全国高等学校男女同校的风气，逐步传播开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教育史和妇女运动史上的一件值得纪念的事情。
新文学社团的涌现
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冲决了封建专制思想的禁锢，迎来了中外文化思潮的大交汇，一个空前规模的新文化运动迅速高涨起来。从1921年开始，新的文学社团开始大量涌现，其中，建树重大、影响深远的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为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周作人、孙伏园、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朱希祖、蒋百里、耿济之、瞿世英等，朱自清、谢冰心、王鲁彦、瞿秋白等稍后参加。文学研究会的规模是当时新文学社团中最大的，成员共近200人，后来成为"将军诗人"的陈毅也是该会的成员。研究会在成立《宣言》中明确主张：要把文学看作"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重要的一种工作"，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强调时代环境对作家的影响，强调文学为人生并改造人生的重大意义。这一态度在当时是被理解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或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为人生而艺术"一派的形成，它突出地显示出该流派的两个基本特征：即注意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和"写实"的创作方法。该派以改革后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为会刊，自14卷起改由郑振铎、叶绍钧相继主编，至1932年初停刊。其间还陆续编出《文学旬刊》、《文学》、《文学周刊》、《诗》等月刊，出版《文学研究丛书》125种。其突出的贡献是：（1）传承了《新青年》关于文学服膺于"思想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创作出一大批产生过广泛影响的"问题小说"、"乡土小说"以及"哲理小说"；（2）大量译介了俄国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理论和作品。其中译介的最多也最有系统的是俄国有关文学的社会功利性的论述，如耿济之译托尔斯泰的《艺术论》，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郭绍虞的《俄国美论及其文艺》等，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高尔基的论著也都相继引入，《小说月报》还出版过《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以及《泰戈尔号》等专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创造社。1921年7月成立于日本东京，主要成员前期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王独清，后期有冯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镜我、李一氓、穆木天、华汉（阳翰笙）等。创造社的酝酿大致与"五四"文学革命同步，早于文学研究会，但正式成立却比文学研究会迟了半年。在新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被认为是"组织较广，历史较久，影响最大而对立也最强烈的"新文学团体。与文学研究会"为人生而艺术"相对应，创造社以"为艺术而艺术"驰名并与文学研究会并驾齐驱。创造社的主要发起人郭沫若、张资平最早想创办纯文学杂志声援国内的新文学运动，命名"创造"，目的在于强调对新文学的建设性的创造。他们表示要怀着"创造者"的孤高、苦恼、狂欢、光耀去"努力创造"，以促使那"火山之将喷裂，宇宙之将狂飙"。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大多留学日本，深受19、20世纪初年欧洲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乃至早期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初期崇尚"艺术至上"，提倡浪漫主义；后转而强调"阶级意识"，倡导"革命文学"。该社自成立至1929年2月被查禁，按其发展演化及对新文学运动的贡献，可以1925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的创造社宣称"没有划一的主义"，强调以创造精神建设新文学，但一般更注重本我、神会及艺术的非功利性、超功利性，文学主张似乎也有些自相矛盾，有时主张"艺术无目的"，创作源于"直觉"与"灵感"，不可以规矩来测量，认为文艺是"内心智慧的表现"、"天才的自然流露"，作家要本着内心的要求，充分自由地表现自我，解放个性，追求艺术的全与美，明显地否定艺术的社会功利性而过分强调其自身目的性；有时却又强调文学的时代使命，认为"我们是时代潮流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色彩。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从而使一般人"对于时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该社还明确表示："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反映出创造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创造社在文学主张上的矛盾现象，反映出他们探索艺术与人生现实关系中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创造社最初出版的刊物是1922年5月在上海创刊的《创造季刊》，后又陆续创办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幻洲》、《流沙》、《思想》、《新思潮》等杂志。创造社的文学影响，特别是郭沫若的新诗、郁达夫的小说散文、田汉的剧作，在短期内即形成与"为人生派"众多作家相抗衡的局面，有力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展。其重大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两个方面：（1）该社前期以异军突起的声势，掀起了浪漫主义热潮，给中国新文学带来了拜伦、惠特曼式的勇猛豪放和卢梭式的情感忏悔、反叛礼教，开拓并发展了"五四"新诗的格局和现代抒情小说的文体，不过同时也给新文学带来了"世纪末"的杂色和浪漫主义的忧伤；（2）后期以浪漫形式倡导革命文学、"普罗文学"，率先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鸣锣开道，开辟无产阶级文艺之路，但因涉猎未深，同时也显露出机械论、教条主义以及极"左"姿态的最初痕迹，以激烈牺牲精神投入"普罗文学"创作，也开创了公式化、概念化以及漠视文艺自身特性的先例，形成优长与短陷、贡献与局限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效果，这都与该社一向的浪漫激情、行为方式紧密相连。
新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的标志，新文学开创期最重要的作家如鲁迅、郭沫若、沈雁冰、郁达夫、叶绍钧等以及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家，都是以有关文学社团的刊物为创作园地，发表他们饱含人生阅历和深厚才学的作品，通过对历史现实的揭露批判和对光明理想的渴慕追求，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迫切愿望和历史要求，并以其特有的形式推动着中国历史的前进。
马林使华
7月，共产国际在彼得堡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号召进行欧洲革命，要求把俄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和俄国革命的教训传播到西方国家中去，并提出支援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由此共产国际开始重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于1921年春派马林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1年4月，马林由莫斯科启程，6月上旬到达上海。
马林，荷兰人，1900年开始投身工人运动，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后赴荷属爪哇从事革命运动，被驱逐出境后辗转来到莫斯科。马林受派到达上海后，先同北京的俄国代表与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局建立了联系，并通过他们先后在上海、北京同李达、李汉俊、李大钊、张国焘等人商谈建党问题。经过多次商谈，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一大上，马林发表了讲话，建议中共应特别注意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等。中共一大后，马林力劝陈独秀自广州回上海主持党的工作。1921年9月，陈独秀辞去广州政府的职务，回上海专做中共工作。12月10日，马林离上海，经武汉、长沙，于12月23日抵达桂林，会见孙中山。在桂林。双方就中国革命、俄国革命、孙中山与苏俄合作、国共合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多次交谈。根据双方讨论问题的要点，马林在离开桂林之前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题目是《中国的复兴与对华关系》，主要内容有：第一，华盛顿会议表明，主要强国之间的战争推迟了，它们当前的合作将使中国和俄国成为他们的牺牲品，因此，中俄有必要实行合作和联防；第二，在中国，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具有真正独立性质的中央集权政府不单是中国一国的问题，而是具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国际意义；第三，要建立这样的政府，就必须进行"纯粹民族主义"的宣传，只有通过这种宣传，国民党才能发展成为一个能够"完成其革命使命"的政党；第四，国民党不能指望得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甚至争取他们中立，苏俄则坚决支持所谓落后国为政治独立而斗争；第五，中国革命政府应当同苏俄合作，尽快与苏俄达成明确的协议，以增强国家的地位。这样，就会使中国人民以有别于看待其他军阀头目的眼光来看待南方的革命运动。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开始后，马林离开桂林前往广州考察，并同国民党领导人陈炯明、汪精卫、廖仲恺等进行了接触。1922年4月2日，马林返回上海，召集中共领导人开会。在会上，马林提出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改变国民党的策略，并应继续在工人中建立自己的活动和组织中心。马林的建议遭到中共多数人的反对。4月24日，马林离开中国返回莫斯科。7月17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情况的详细报告，着重阐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状况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马林的报告对共产国际产生了极大影响。共产国际执委会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联合发出委任书，委任马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委员会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1922年8月，马林受共产国际派遣，作为苏俄特使越飞的助手，与越飞一道赴华。马林到中国后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说服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根据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于1922年8月底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马林以服从共产国际为由，使会议作出了中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人国民党的决议。由于马林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陈独秀发生了争论，难于同中共领导人合作，而且在中东路问题上与苏联领导人存在着分歧，1922年底，马林被共产国际召回了苏俄，此后不久，苏俄改派鲍罗廷和魏金斯基来华指导工作。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共产党的各地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以上海为中心的建党活动不断发展，各项实际工作也逐步展开。党组织的不少成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努力传播马克思主义，积极从事工人运动。通过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工人中的先进分子接受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阶级觉悟不断提高，并且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斗争，使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结合。同时，先进的知识分子经过工人运动的实践和锻炼，逐步转变为言行一致的愿意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日臻成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性的集中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2月，时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份党章由广州寄到上海后，继陈独秀之后代理上海共产党书记的李汉俊看后甚为不满，认为陈独秀要在党内搞个人独裁。于是李汉俊也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使中央成为一个有职无权的机关。陈独秀看到李汉俊起草的党章后大发雷霆，加上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和意见，两人关系愈加恶化。李汉俊不愿再担任代理书记，把代理书记之职交给了李达，由李达负责上海党的工作。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并兼有赤色职工国际使命的尼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一到上海，即与李达、李汉俊建立了工作关系。通过交谈，国际代表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一些基本情况，认为正式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提出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根据原先的酝酿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议，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于是，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组织和党员，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党的各地组织或党员接到上海的通知之后，积极响应，纷纷派出了各自的代表。北京方面，李大钊因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北大教授并兼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又值学年终结，公务繁忙，无法亲自赴沪，乃公推张国焘、刘仁静为代表；长沙党员代表是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党组织代表是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党组织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党员代表是周佛海；广州党组织代表陈公博。原共产党武汉支部负责人、时在广州《新青年》杂志报馆工作的包惠僧受陈独秀的委派出席会议。上海党组织代表是李达、李汉俊。7月23日，各地代表全部到达上海，外地来沪代表除陈公博夫妇住大东旅舍外，均住宿在李达夫人王会悟事先安排好的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今太仓路127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