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上午10时半，张作霖派出宪兵和警察各百名、便衣警察150名，闯入东交民巷苏联使馆所属之远东银行、庚子赔款委员会，以及中东铁路管理局驻京办事处，进行大搜捕。这一天，正是清明，天气非常温和。李大钊的夫人领小女儿炎华去兵营那边散步，大女儿星华坐在外间的长木椅上看报，李大钊则在里间屋里伏案写字。突然，外边响起了尖厉的枪声，星华有些惊慌，李大钊镇定自若，告诉女儿别怕，便领着星华来到院里，进入一间僻静的小屋。不一会儿，宪兵、侦探与警察蜂拥而人，并带来了前些天被捕的阎振山。敌人指着李大钊问阎振山认识否，阎振山摇头说不认识。敌人狞笑着说："你不认识？我可认识他！"于是，李大钊及其夫人、女儿全部落在了敌人手中，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人士等，总共60多人。
李大钊的被捕，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谴责奉系军阀的暴行，一致呼吁释放李大钊等人。北方铁路工人立即组织了劫狱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营救李大钊。李大钊得知后，不愿同志们做这种无益的牺牲，便劝阻了这次行动。广大的青年学生和教师，也纷纷起来奔走营救。4月9日，北京9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开会讨论营救办法，派出北大校长余文灿、师大校长张贻惠，代表九校师生，于10日向张学良提出五点意见。其中有一条谈到："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讯；李大钊之两女，请即释放。"4月12日，北京25所大学的校长又召集会议，进一步讨论营救办法。推定法大、朝大、北大法律系教员对于东交民巷事件，根据学理发表一建议书，希望奉方取宽大主义，一并交法庭审办。驻在陕西的国民军也发出通电，警告北京政府不得杀害李大钊。与此同时，杨度、章士钊等人也为营救李大钊四处奔走。
由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各界的营救，北京政府对迫害李大钊等革命者有所顾忌，内部产生了分歧，张作霖对杀害李大钊等也开始了动摇迟疑。但正在此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致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此外，奉系军阀张宗昌也从山东前线拍来电报，谓李大钊是北方革命领袖，必须处决。在反动势力的怂恿下，张作霖决定迅速处决李大钊等人。
李大钊不愧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战士，虽然身陷囹圄，受尽折磨，仍不动摇革命意志。在敌人的严刑逼供下，李大钊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在就义之前所写的《自述》中，李大钊慷慨陈词，重申了自己的革命抱负，痛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表达了为争取祖国的民族独立和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政治主张。
4月28日，张作霖慑于李大钊的威望，不敢公开审判，而是在警察厅南院偷偷摸摸导演了一场"军法会审"，仓促宣布判处李大钊等20人死刑。随后，便秘密地将李大钊等用6辆汽车拉到西交民巷的看守所执行绞刑。下午2时，李大钊第一个走上绞刑台。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面不改色，从容镇定。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终年38岁。与李大钊同时就义的还有：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劫、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山、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等19名烈士。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3月，随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集团也加紧了反共步伐。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随即与在上海的国民党右派分子、资产阶级头面人物和上海的青红帮首领打成一片，谋划反共清党。
月1日，上海资产阶级向蒋介石提供资金300万元用于反共活动。上海青红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秘密组织了"中华共进会"，准备对付中共领导的工会组织。4月2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古应芬等人召集了所谓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紧急会议。会上，吴稚晖提出了"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称"现在汉口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共产党及附和共产党之各员奉俄国共产党煽动员鲍罗廷而盘踞"，因此，"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会议最后决定，"照吴委员所拟办法，备文咨送中央执行委员会"。会后，吴稚晖等人即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咨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要求对他们开列的19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
就在所谓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开会之际，为"复职"回国的汪精卫到达上海。为了拉拢汪精卫一起反共，蒋介石偕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于4月2日拜会了汪精卫，并于4月3日发表了拥汪通电，声称他以后要"独司军令"，"所有军政、民政、财政，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从3日到5日，蒋介石、吴稚晖等多次与汪精卫密谈，策划"清党反共"。但在是否立即反共问题上，蒋、汪存有分歧。蒋介石要求立即反共，汪精卫则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建议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在蒋介石等人积极策动反共部署时，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则表现出了严重的右倾麻痹。4月5日，他与汪精卫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这份宣言完全否认蒋介石有反共的可能，并为蒋介石等人辩护，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即或有些意见或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宣言要求"国共两党同志们，……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实行"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份宣言麻痹了共产党人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斗志，大大便利了蒋介石反共活动的进行。
就在陈独秀与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的当天，蒋介石开始了在上海发动反共事变的紧急部署。他首先查封了迁至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将自己不信任的第一、二师调离上海，另调新近归顺的孙传芳旧部周凤岐的二十六军来接替"上海防务"。接着又宣布上海戒严，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指派白崇禧、周凤岐任正、副司令。并公布"战时戒严条例"，下令禁止集会、罢工、游行。在发动反共的一切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蒋介石于4月9日离沪赴宁。
月12日，蓄谋已久的反共事变终于在上海发生。12日凌晨2时，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庇护下，隐藏在租界内的所谓"中华共进会"的数百名流氓、地痞，身穿蓝短裤，臂缠黑"工"字袖章，冒充工人，分乘多辆汽车，从租界出发，袭击了闸北总工会和南市、沪西、浦东、吴淞、江湾等14处工人纠察队。当工人们奋起反击时，一直尾随在流氓分子后面的周凤岐的二十六军立即出面，诡称"工人内讧"，以保护工人和调解为名，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不少工人上当受骗而被缴械，也有数处经过激烈枪战后被解除武装。数小时内，暴徒们打死工人纠察队百余人，打伤工人群众数百人，收缴工人纠察队1700多枝枪械，并占领了上海市总工会。
收缴工人武装事件发生后，淞沪戒严司令白崇禧当即发表通电，把他们蓄意制造的阴谋，说成是工人的内讧。通电称："本早闸北武装工友大肆械斗，崇禧为维护地方安宁秩序起见，不得不厉行制止。"并宣布解散工人纠察队，"所有枪支一律收缴"；禁止工人罢工，对罢工者，"不问首从，定即按照戒严条例严惩不贷"。
工人纠察队枪械被缴事件和白崇禧的高压政策，激起了上海工人阶级的极大愤慨。4月12日上午，各厂工人得悉缴枪事件后，即纷纷停工出厂，闸北、南市、浦东等区都举行了市民大会，要求发还枪械。12日中午，南市区参加市民大会的数万名群众，前往白崇禧的办公地请愿，提出恢复工人武装、保护上海总工会等条件。同时，闸北区工人集会后游行至湖州会馆，驱散了占领会馆的军队，夺回了总工会驻地。总工会当即宣布继续办公，并在会馆召开工会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
月13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交还纠察队枪械、惩办凶手、交还工会各机关、肃清一切反动派等7项要求。并发表同盟总罢工宣言。罢工令下，从13日始，上海纺织、丝织、印刷等行业的工人和公交司机、商店店员、海员等20余万人举行了大罢工。
面对工人们的抗争，白崇禧、周凤岐等人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实施屠杀政策。4月13日上午，闸北工人群众集会后，决定前往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时，遭到事先埋伏的反动军队的袭击。反动军队开枪扫射徒手群众，枪击历时10余分钟，当即打死百余人，宝山路"立时变为血海"。与此同时，南市群众集会游行时也遭到军队的袭击，死伤数十人。
在随后的几天中，反动军队在上海开始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不完全统计，在4月12日以后短短的3天中，上海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00余人，被捕的达1000余人，流亡失踪的在5000人以上。继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的国民党反动派也纷纷宣布"清党反共"，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
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它象征着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已经分裂，中国革命已处于严重的紧急关头。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豪绅买办阶级的支持下，加紧了筹建新政权的步伐。4月14日，追随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胡汉民、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邓泽如等，以与汪精卫在上海约定为借口，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会议决定4月15日在南京正式举行二届四中全会。15日，武汉方面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反对蒋介石举行的反共政变和分裂国民党中央的行为，拒不出席全会。因到会人数不足半数，只得改开谈话会。谈话会决定：定都南京。由于谈话会不能替代中央全会，不合乎党治原则。于是，胡汉民提议由中央政治会议主持一切。由于在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只有8名，为披上合法外衣，4月16日，蒋介石支持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谈话会，决定加派萧佛成、邓泽如、何应钦、白崇禧等9人为中央政治委员。4月17日，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4月18日起国民政府在南京办公，并举行庆祝大会。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划，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在南京丁家桥原江苏省议会举行。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邓泽如、蔡元培、古应芬等参加了典礼。成立典礼从上午9时开始，首先进行了升旗，奏乐，向党旗、国旗行鞠躬礼，宣读《总理遗嘱》，向孙中山遗像行鞠躬礼等仪式。接着，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印，胡汉民代表国民政府接印。典礼宣读了《定都南京宣言》，宣告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敦请汪精卫、谭延闽来南京行使职权。
成立典礼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各要员分乘20余辆汽车到江苏省体育场，参加庆祝集会。庆祝集会由董光孚主持，南京市公安局局长温建刚任总指挥，到会人数10万余人。董光孚首先发表演说，他说，南京是孙中山指定的首都，对于军事易于指挥，对于外交易于交涉，所以有建都于此的必要。接着，吴稚晖、蔡元培、胡汉民、蒋作宾、陈铭枢、蒋介石等相继发表了演说。
吴稚晖在演说中说，建都南京是先总理40年前就看准的，民国元年即设临时政府于此。南京为江海中心，以言外交，较他处易于办理，且孙总理三民主义注重民生，江苏为农桑之区，可以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作到，即革命完成。
蔡元培在演说中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是为了救国，为了救党。汉口之国民政府，受共产党"妨碍"，一切政权全是俄人鲍罗廷操纵；而北京政权乃游荡政府，如久病垂危之人。为救济民生，"必将北京伪政府打倒，汉口伪政府消灭"。
蒋介石最后发表演说，他说，国民政府建都南京，一是为了继续先总理的革命事业；二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三是为谋人民之独立自由。
演说完毕，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各要员合影。下午3时，散会游行。当日，南京市各街巷。，奉令燃放鞭炮以示庆贺。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实行会议制，推举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邓泽如、蔡元培、李宗仁、何应钦、古应芬、柏文蔚、陈铭枢等为政府委员，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等为常务委员。成立时政府各部门组成情况如下：秘书长钮永键，民政部长薛笃弼，外交部长伍朝枢，财政部长古应芬（钱新之代），司法部长王宠惠，大学院院长蔡元培。
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遭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各界群众的坚决反对。4月18日，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当日，武汉国民政府下令免去蒋介石本兼各职。4月22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联名讨蒋。4月23日，武汉各界群众30余万人集会举行讨蒋大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统治中国达22年，其间屡屡改组，组织方式也由会议制改为主席制，后又改为总统制。1949年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所推翻。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先后攻下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吴佩孚与孙传芳等旧军阀势力遭到了致命的打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也如火如茶地次第展开。就在北伐胜利和工农运动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蒋介石却于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然叛变革命，屠杀中共党员与革命群众，并在南京另立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抗衡。随后，广东、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也相继发生反共反人民的"清党"与屠杀事件，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日益走向反动。在革命的紧急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召开的目的，是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讨论革命的发展前途，确定党在最近时期的任务。
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张国焘、李维汉、彭述之、谭平山、张太雷、李立三、毛泽东、罗章龙、项英、恽代英、罗亦农等80多人，代表着半数以上为工人成份的党员579万多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威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庭，国民党中央代表团成员谭延闽、孙科，以及英、法、美、苏等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