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争论源自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来华。1920年9月，罗素应北京大学、新学会、尚志学会和中国公学四个单位组成的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罗素来华后，先后在江苏、北京、湖南等地演讲，各大报刊如《时事新报》、《民国日报》、《馄报》、《东方杂志》等报刊登载了他的讲演和文章，主要有《物之分析》、《心之分析》、《数理逻辑》、《社会结构学》、《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向自由之路》等，同时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社会改造原理》、《政治理想》、《到自由之路》等也被译成中文发表。罗素来华讲学的内容主要是宣传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认为应从平民教育人手，待人民知识增高以后再采用社会主义，并提出社会主义只适用于实业已发达的国家，而不适用于实业未发达的国家。罗素所宣讲的资本主义和改良主义，使中国的一部分知识界人士大为振奋，不遗余力地大加鼓吹，并以"社会主义研究"为名，发起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由此，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就以"关于社会主义讨论"为题，展开了思想论战。其中后者主要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五四运动后，张东荪和梁启超在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杂志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观点和罗素对中国问题的看法是相互一致的。1920年10月，罗素到湖南讲演，张东荪和吴稚辉、杨端六、李石曾等陪同前往。张东荪回到上海后，11月6日，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竭力附和和宣扬罗素的主张。随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大家须切记罗素先生给我们的忠告》、《答高践四书》、《长期的忍耐》、《他们与我们》等文。12月15日，又发表长文《现在与将来》，从三个方面系统阐述了他的观点。张东荪认为，在中国目前并不存在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也没有阶级意识的产生，因而也就不会发生社会主义的运动和产生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强调在中国的现状中资本主义将会得到某种发展，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增加财富、消除贫困落后和内乱、兵匪，是社会发展和前进的必然的不可越过的阶段，如果强行越过这个历史阶段而实行社会主义，是太过越阶了。在张东荪的文章发表不久，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第3卷第6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对张的观点予以积极的支持、发挥和补充，形成了一定的理论形态和具体主张。梁启超认为，中国实业发展而又能防止资本主义的好的办法，只有发展生产事业，舍此别无他途。同时，梁启超还强调，在中国无法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劳动阶级，因为劳动阶级专指在新型企业组织之下佣工为活的人，中国目前在企业组织中工作的多为农民、散工及无业游民等，他们不属于劳动阶级，且人数尚少，未能成为阶级，而农民、散工与无业游民不属于劳动阶级，故中国无劳动阶级。在梁启超看来，在当时的中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也不应该让工人从事社会主义运动及其他政治运动。他们认为，在当时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
张东荪、梁启超的文章发表后，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人相继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为了展开对张东荪等人的反社会主义言论的讨论和批判，陈独秀还把双方已发表的代表性言论编辑在一起，题名《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在1920年1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四期上刊出。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民国日报》等报刊上纷纷发表文章，进行比较系统的批驳。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首先揭露了张东荪、梁启超等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指出，社会主义决不是他们所说的所谓"均产"和"专在于争分配"，而是"根本改造经济组织，实行将一切生产机关归为公有，共同生产共同消费"，提出中国和欧美虽有产业发达先后时间的不同，和发展程度的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不会有什么不同。马克思主义者还批判了张、梁借口中国经济落后和缺少劳动阶级，鼓吹发展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论调。认为，中国新式生产机关少，需要开发生产事业，但若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势必如欧美那样招来经济恐慌、人民失业，采用社会主义生产方法则不会出现这种危险，因此在今日中国而言开发实业，最好的办法是采用社会主义。他们强调，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所受的更为深重。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李达、陈独秀等还在文章中指出，温情政策、缓和矛盾的做法并不是想根本的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达到社会主义。他们在批判张、梁的改良主义的同时，明确表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强调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客观的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是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持续时间较长，发表的文章较多，双方一直辩驳到1922年夏始告一段落。这场论战是继问题与主义之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又一次论战，是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进一步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
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
五四运动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多次论战，中国共产主义者为建立中国共产党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使五四运动初期由三部分知识分子——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日渐分化。到1921年下半年之时，分化的态势已然凸显。而新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在《新青年》编辑部和"少年中国学会"内部更表现得极其明显和具有代表性。《新青年》编辑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和指挥部。1919年夏秋之间开始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一次论战——主要是在《新青年》编辑部内部展开的。由于这场论战所涉及的内容直接关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向何处去的原则问题，因此也表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已经开始发生分化。尽管在这场论战中编辑部的其他成员并未卷入，包括这场论战的两个主要人物——李大钊和胡适在内，也仍然在反对封建文化思想和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继续保持着统一战线的形式，但编辑部内部的分歧已日趋尖锐和表面化。
9月，《新青年》自八卷一号起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后，该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大量介绍俄国革命及建设的情况，这使北京方面的编辑部成员胡适等人即开始对刊物内容深为不满，并表示了冷淡，由此引发了一场围绕着《新青年》编辑方针的大争论。11月16日，陈独秀致信胡适、高一涵，表示刊物以后将尽量趋重哲学和文学，以缓和矛盾。胡适在复信中提出解决刊物编辑方针分歧的两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的事，自九卷一号搬到北京来"，发表一个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编辑部成员中更有因此而提出"暂时停办"的建议。11月23日。胡适又向编辑部成员李大钊、鲁迅、钱玄同、陶孟和和高一涵等写信，继续解释他杂志迁移北京、声明不谈政治的主张。胡适的这封信发出后，在编辑部中引起强烈反应，编委会成员纷纷表示了各自的意见。陈独秀强烈不满胡适的主张，并为此发了脾气。鲁迅明确表示新青年应该谈政治，而不是纯以学术文艺为唯一内容。李大钊则表示如果能够保持新青年内部的团结和精神的团结，编辑部北移北京可以考虑。周作人和钱玄同则认为，新青年杂志作为一个同仁刊物，其编刊人员本是自由组合的，如果在内部主张"统一思想"，是同仁刊物的莫大耻辱，因此不能勉强调和统一，索性让它分裂成两个杂志为好。1921年2月15日，陈独秀复信胡适，明确拒绝将《新青年》移回北京。双方的争论和分歧更趋尖锐。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阵地的《新青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同年9月暂时停刊，以后复刊，则是直接以中国共产党理论机关报的面目出现，成为一政党的喉舌。翌年9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另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努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同年，胡适等人另行创办《努力》周报，宣传实用主义、"好人政府"等。这样，原来由三部分知识分子组成的新文化统一战线正式宣告破裂。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右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着各自的旗帜——《向导》和《努力》，公开对峙，分道扬镳。而以鲁迅为代表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则继续在文化领域内向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猛烈抨击，继续探索社会人生的新路。
《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只是一种信号，作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最具代表性的群众性组织——少年中国学会，也开始由思想倾向的不同而产生了裂痕。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是在反对封建思想文化、介绍新思潮、探索社会改造的大前提下结合起来的，针对各种极不相同的思想倾向，学会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但这并不能弥合内部的裂痕。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出现时，学会内部立即有所反映。当上海分会提出"多研究‘学理’，少叙述‘主义"’的建议，以及王光祈以"北京本会同人"的名义对该"建议极表同情"时，巴黎分会很快来函，表示异议。认为"有一定主义，研究学术方切实"。如果没有一定的主义，"本会将日人于消沉，日堕于空虚"。为此建议"协定一共同之主义"。这是学会内部关于学会宗旨的第一次交锋。由于学会内部思想不一，加之会员分散各地，联系较少，会员之间已开始呈现分化。1921年7月学会在南京召开会员大会时，各派会员在讨论确定主义和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展开激烈争论。会上，北京代表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人一再提出必须"采取或创造一种主义，以为学会的主义"。并认为学会所采用的这种主义"不可不为社会主义"。反对者认为，如果学会强定一种共同主义，必会引起因会员意见不同而致分裂，而且，学会在成立时并非是因相信共同的主义而结合，如果现在强令会员相信一共同的主义，必然会使学会成员意见不一而解散。左舜生甚至强调"学者即不谈主义"，明确表示反对"实行一种主义"。在参加政治活动问题上，邓中夏、黄日葵、恽代英等人认为应"为创造新政治而加入政界"，要求应容许会员参加政治活动，以求探寻切实改革政治和社会的办法。陈启天当即表示绝对反对加人旧政界，认为加旧入政界将会被同化而坏。一些会员则认为学会不是政治团体，也就不应以团体名义参与政治活动，他们对于"学会是否到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时候？会员是否有参与政治活动的能力？"表示怀疑。最后，为了缓和矛盾，避免分裂，恽代英在讨论确定主义的议题时，提出了"求个最小限度之一致"的建议。但他随即意识到这个希望是不现实的，因而主张"学会非破裂不可"。南京大会后，少年中国学会虽未立即分裂并继续维持到1925年，主要是由于会员之间的个人感情而致。但实际上，学会已名存实亡，会员也已各行其是，分道扬镰：李大钊、邓中夏等成了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曾琦、李璜等人，组成了反苏反共的国家主义派。其余的大部分成员，则在政治上逐渐消沉下来，单纯致力于教育、新闻、工程、农业和科学研究活动。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后，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派"和"十月革命"型的社会主义，不仅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并且实际上独占了社会主义的旗帜；而赞成或者倾向改良主义思潮的人们中的大多数，则抱着可贵的爱国热情，以自己的专长，从事他们称之为"实业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和"卫生救国"等有益于祖国前途的事业，并对中国共产主义者领导的革命运动，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他们自己大多也成为以后民主党派的积极筹建者。
湖南劳工会成立
湖南劳工会于1920年11月在长沙成立，发起组织者是黄爱、庞人铨。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生于1897年，1913年人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学习，毕业后曾在工厂工作，对工人的痛苦了解颇多。1918年考人天津高等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先后担任过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编辑、天津学联执委，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20年，黄爱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潭人，是黄爱的同学。1917年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后来在湘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期间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