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农会建立后，即担负起领导全省农民同封建、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重任。当时，海陆丰一带连遭潮水和暴风雨的袭击，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到空前未有的损失，彭湃立即组织农会干部帮助农民救灾抢险。农会作出灾区农民"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全无获者，免交地租）。但这一决定遭到了地主豪绅的拼命反对。陈炯明还派兵袭击总农会，逮捕总农会干部。农运遭到挫折摧残，被迫转入地下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共中央于1924年5月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的国民运动里，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加入是最有力的动力"。会议要求各级党组织积极组建农民团体，在农民中开展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同时，会议又决定在中共中央和各省（区）委中，设立领导农民运动的机构，选派干部去乡村领导农民斗争。
经过多次革命挫折的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民、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他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国民党这次改组，要加入农民运动，就是要用农民来做基础。……如果这种基础不能巩固，我们的革命就要失败。"1924年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为标志，国共合作实现。这次大会成立了有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罗绮园、林祖涵、周其鉴等人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林祖涵任首任农民部长。由于共产党人的加入，以孙中山、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亦大力支持农民运动，农民运动的工作很快向纵深方向发展。在国民党"一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广东革命政府曾先后三次发表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配合与有力推动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4年3月19日召开第15次会议，正式作出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在农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召开，决定派出农民运动特派员20人，到交通方便、地理位置重要、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广东省广宁、顺德、鹤山、东莞、香山、佛山等县及广州郊区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广东省省长公署也训令各县帮助组织农民协会。由于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农运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人彭湃等人的建议下，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方案。农民运动讲习所既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办、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分管，也由中国共产党倡办和领导。农讲所的大部分教员是共产党员，大多数学员也是由共产党的地方组织选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农讲所的任务是："养成农民运动人材，使之担负各处地方的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为了实现这一主要任务，它的课程设置强调学员对三民主义的解释，注重基本的革命理论的传输，注重农民运动的理论及其实施方法。另外，它还注重对学员的军事训练。这些学员常深入农民群众之中，考察农民组织及其生活，以增加实践经验和增强实际工作能力。农讲所先后在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人的主持下，为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力量。
与此同时，中共广东区委也派出一批干部，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深入各地农村，发动农民，建立乡、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这样，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东，农民运动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广州为中心包括番禺、中山、顺德、南海、花县等县的广东中部地区，是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计划开展农民运动的重点地区。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都派了大批农民运动特派员前往开辟工作。1925年上半年，广州市郊、中山、花县、顺德、东莞、宝安、番禺、南海等县相继成立了县农民协会。它们是广东省较早成立的县一级农民协会，直接推动和促成了广东省农民协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帮助广东农民建立组织、建立政权、进行斗争的同时，为了巩固农民运动的成果，把农民武装起来，建立农民自卫军。1924年8月，奉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第一支农民自卫军建立。这支农民自卫军由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组建。这支农民武装奉命移驻省署，担任警戒任务，成为"农民自卫军成立之始"。1925年春，广宁、海丰、花县、东莞、顺德、高要、普宁、曲江等县也都先后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各地农军积极参加了镇压商团、讨伐陈炯明的斗争。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互相促进，迅速把广东农民运动推向高潮。到1925年5月，广东全省已有22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会员达21万多人。
在各地农民运动发展的基础上，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于1925年5月1日在广州召开。与会代表117人，代表22个县21万农会会员。这次大会由阮啸仙、彭湃主持。大会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农运纲领指导下，结合广东农运情况，制定了农会章程，通过了政治报告、经济问题、农民协会方针、农民自卫军与民团问题、农工联合以及加入赤色农民国际等7项决议案，并发表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宣布广东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会上，阮啸仙、彭湃、罗绮园被选为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彭湃担任该委员会委员长。执行委员会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经济、军事5个部，作为广东省农民运动的领导机关。
广东省农民协会的诞生，统一了对广东农民运动的领导，为广东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作了准备，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25年9月，陈炯明在得到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大力支持下，重新对广州国民政府发动攻击，企图夺取广州。9月底，广东国民政府组建了东征军，当东征军在东江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邓本殷于1925年10月间向南路来犯，以策应陈炯明。广州国民政府又进行南征。在东征和南征的过程中，除了广大工人群众对东征南征积极支持外，广大农民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积极支援东征和南征。他们为国民革命军带路、侦察敌情、运送物资、供应粮食；农民自卫军帮助国民革命军作战，维护后方秩序。在惠阳、海丰、陆丰、五华、紫金等县数万农军直接与敌军作战，有500多农民壮烈牺牲。南征时，省农民协会派10余名特派员随革命军出发，沿途宣传和组织群众。在工人和广大农民的支持下，东征与南征取得了胜利。东征后，组织起来的农民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口号。高鹤县农民展开了反苛捐杂税斗争；花县、惠阳县、曲江县、曲化县农民在秋收季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减租运动；海丰、陆丰、汕头市郊等地的农会坚决贯彻省农会关于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的决议，开始实行二五减租。对那些破坏减租、对抗农会的恶霸地主、反动分子则予以严办。以前名目繁多的大斗捐、牛斗捐、祠堂捐、屠牛捐、过路捐等等，在农民运动的暴风雨中全部一扫而光，农民无不拍手称快，农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为北伐战争奠定了牢固的群众基础。同时，蓬勃发展的广东农民运动，也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
五卅运动
5月爆发的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伟大革命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标志。
"二七"惨案后，中国工人运动一直处于低潮。1924年国共合作的建立，使工农运动开始恢复和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下，工人运动首先恢复发展起来，其中规模较大的是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工人大罢工。1925年2月，上海日本内外棉八厂开除一批粗纱男工，以养成工代替，激起全厂工人自动罢工，参加罢工的计22个厂、4万多工人。工人们在李立三、邓中夏组织的罢工委员会领导下，罢工坚持了一月之久。这在政治上锻炼了工人阶级，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4月，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一万多人为要求厂方承认工会和增加工资举行大罢工，斗争坚持了22天，取得了一定胜利。上海和青岛工人的大罢工成为五卅运动的序幕。
为进一步组织工人，发挥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先锋作用，5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推举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邓中夏为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开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成立，为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作了组织方面和群众方面的准备，有力地推动了工人运动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工会组织的不断扩大，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的反动统治，引起了帝国主义和中外资本家的极端恐惧和仇恨。他们对工人运动千方百计地予以限制和破坏。从4月起，上海日资工厂资本家便使用开除工会积极分子、减少工资、关厂等卑劣手段对待工人。对此，工人阶级同日本资本家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5月15日，内外棉七厂青年工人顾正红和几名工人在一起质问厂主为什么不准工人进厂做工时遭到日本经理手枪射击，年仅20岁的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壮烈牺牲，受重伤的还有11人。这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索。顾正红被害后，内外棉厂工人立即开会，提出惩凶、赔偿和承认工会等8条要求。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第22号通告，要求各地党员立即召集工会、农会、学生会及各社会团体一致援助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斗争。19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第23号通告，再次要求各地党组织发动各界援助上海内外棉工人罢工，开展反日运动。同一天。中共上海地委召开宣传联席会议，拟发动宣传队及各团体露天演讲，作声势浩大的示威运动。但示威活动遭到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镇压。日本帝国主义还勾结工部局警告中国报刊，不准刊登工人斗争的消息，违者予以封闭。为揭露事实真相，激发上海人民及全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热情，中共中央于5月24日在上海杨子湾举行了顾正红烈士追悼大会。参加大会的人数超过万人，会场四周飘满了挽联、挽障。遗像两侧的挽联写的是："先生虽死，精神不死！凶手犹在，公理何在？"横批"工人先锋"。工人们振臂高呼"为顾正红报仇！"、"打倒帝国主义！"
在工人斗争的推动下，上海各阶层纷纷投入反帝斗争中。首先是学生起来援助工人，组成小分队为工人募捐。面对上海人民的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继续以暴力手段镇压，并将逮捕的工会活动分子和青年学生，以"扰乱治安"的罪名于5月30日公开审讯。学生闻讯后，决定向全国宣传唤起全国一致反抗。同时，上海纳税外人会准备于6月2日向工部局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取缔童工法案"四提案，想以此威胁工人。这些提案不仅有损于中国主权，而且危害到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上海市民、学生与社会各阶层群众迅速地联合了起来。5月27日，负责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工作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等校学生的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通过宣传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2）募捐援助罢工工人；（3）设法营救被捕学生。
为了加强对反帝斗争的领导，进一步研究斗争策略，5月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及时提出了把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的主张。会议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反帝大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把反帝斗争推向高潮。
月30日晨，在以恽代英为首的上海学联的指挥下，各校学生2000多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各主要街道散发传单，发表演讲，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真相，抗议帝国主义逮捕工人、学生的暴行。上海市民纷纷自动加入示威学生的行列，各界群众迅速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反帝大军。下午，工部局巡捕开始大肆捕人。到15时左右，仅南京路老闸捕房一处就拘押学生达100多人。反动巡捕的行动激起了捕房外万余示威群众的无比激愤，他们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这时，帝国主义捕头爱伏生悍然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逮捕几十人，造成震动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5月30日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王一飞、罗章龙、张国焘均参加。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反帝联合战线，组织行动委员会，发动全上海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形成革命人民反帝大运动。次日，各团体在总商会开联席会议，强烈要求总商会下达罢市令。当晚，在总商会联席会议上正式成立上海市总工会。李立三、刘华分任正、副委员长，刘少奇任总务科长。总工会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宣布于6月1日实行总同盟罢工。罢工宣言提出七项条件：惩办打死工人学生的凶手；赔偿损失；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禁止殴打工人；改良工厂卫生；禁止虐待童工及女工；不得雇用外国巡捕；反对印刷附律。从6月2日开始，20余万工人相继罢工，5万多学生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半数左右的华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岗，仅公共租界30多条马路就有2万余家商铺，20多万人参加罢市，许多店门上贴着："同胞被杀歇业为哀"。"宁为校园鬼，不为亡国奴"的传单。向为闹市的英租界区"双扉紧闭，形色萧条"。罢市期间，工商各界爱国人士还开展了提倡国贸，抵制日、英货的活动。
学生是"三罢"斗争的中坚和先锋。从6月1日起，上海大学、南洋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法政大学和各中学相继罢课。6月2日，圣约翰大学、中西女中、沪江大学、圣玛利亚女校、上海教会学校师生，冲破帝国主义分子百般破坏也相继罢课，尤以圣约翰大学斗争最为激烈。面对校长的百般阻挠为难，学生予以"全体永远脱离学校永不再来"的回击，全体华籍教师也愤然辞职。罢课学生走上街头，深人工农群众中，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暴行，开展反帝抵制外货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