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军阀首倡的"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主张和政策，一时风靡各地，波及全国，先后得到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西、奉天等14省军阀的响应。四川军阀刘湘于1921年2月21日率先发表通电，宣布四川"自治"。7月，湖北发生兵变，一部分在湘鄂军乘机驱逐鄂督王占元，赵恒惕以"援助鄂省自治"为名，遂与四川刘湘联合，组织援鄂军攻人湖北，并相约攻鄂胜利后，在长沙组湘鄂川三省联省政府。8月11日，赵恒惕又通电各省，主张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草定各省省宪，然后采取联邦制制定国宪。后因吴佩孚乘王占元兵败之机进入湖北，迫使湘川罢兵休战，三省联省政府计划落空。西南其他几省，如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此时也都高唱"自治"，以图割据自保。贵州军阀卢焘于4月7日通电响应"联省自治"，组织"省宪会议"，表示与湖南一致行动；广东的陈炯明秘密与赵恒惕勾结，抬出"联省自治"招牌，阴谋取代孙中山，独霸广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败退关外，于1922年5月11日宣布"自治"，并通过奉、吉、黑三省省议会及商教农工联合会推举自己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假"自治"之名，维持统治，伺机再起。浙江的卢永祥因属皖系残余，直皖战争后，皖系势力日渐势微，须时时提防直系的侵吞，因此"联省自治"正可解其困厄，遂积极响应，于1921年6月4日发表通电，主张自行制宪，并迅速组成省宪法起草委员会，于9月9日公布省宪，名日《九九宪法》。但卢制定宪法只是虚样文章，制宪是虚，自保是实。因此翌年便又以《九九宪法》未经全民投票复决为名，议决再由省民自行提出宪法草案，《九九宪法》作为草案之一，由审查委员会审查。1922年11月4日至1923年1月26日，卢永祥在杭州召开审查会，将一万多种宪法草案归类划为三种，以红、黄、白三色识别，名为"三色宪法草案"，并预定于1923年8月1日交由公民投票采决其中一种，但该草案最终并未能采决实行。而处于湖南赵恒惕、广东陈炯明和浙江卢永祥三方威胁之下的江西军阀陈光远，虽属直系，但独处华中，唯恐邻省以"联省自治"之名派兵入境，直系主力又远在北方，救援不及，故权以响应"联省自治"以作缓冲，以保实力和地盘，因此也发出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授意省议会召开"省宪会议"。但陈的举动仅是权宜之计而已，当吴佩孚率兵入鄂挫败湘川援鄂军之后，身为直系的陈光远当即就摘下了"自治"的招牌，加入"武力统一"的行列。
在各省军阀大肆鼓噪"联省自治"的喧嚣声中，许多地方团体也相继发出了要求"自治"的通电，并成立了"各省区自治联合会"、"自治运动同志会"、"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组织。在这些通电和组织中，有的是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民主要求，有的则是一些官绅、政客和军阀走卒借"自治"之名为军阀摇旗呐喊。闹腾了两三年的"联省自治运动"，虽然规模很大，呼声很高，但并没有真正的民主内容，更没有什么实际效果，它只是地方军阀面对大军阀的侵吞威胁，为了割据一方，以图自保而打出的一个旗号，同时，也是地方军阀在民主政治深入人心的形势下，为缓和人民反军阀争民主的斗争，维持封建统治所玩弄的一种政治手段。"联省自治运动"到1922年底、1923年初就归于沉寂了。
陶然亭"改造联合"会议
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探索改造中国道路而举行的一系列会议。
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8月16日在陶然亭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天津的觉悟社首先发起的。觉悟社在总结了一年多来青年学生和全国各界救国运动的经验教训后，提出：唯有把五四运动以后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于危亡，进一步创造新的联合。周恩来在会上还提出，当时的团体虽多，但形形色色，思想复杂，必须加以改造，使之趋于一致，才能团结起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根据这个精神，周恩来等11位社员来到北京，找到李大钊商谈，计划和北京的一些社团，共同举行一次座谈会。李大钊非常赞助这个计划，并开了一个可以参加座谈会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工读互助团、曙光社等。8月16日上午9时，座谈会在陶然亭举行。除觉悟社的11人外，北京方面有20多人参加。觉悟社的刘清扬主持会议，邓文淑（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活动的经过，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把觉悟社在天津年会上议论的几点关于"改造联合"的意义作了说明。接着，各团体相继发言。最后，由李大钊发表了总结性意见。李大钊在发言中，除对觉悟社发起这次座谈会表示感谢外，强调指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因为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智，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基于上述精神，座谈会决定由各团体推代表三人，于18日下午假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召开筹备会，筹商办法。筹备会按计划召开，议决名称为"改造联合"，并推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拟出草案，然后由各团体讨论通过。
自此次筹备会后，又开过多次会议，有的是在北京大学通信图书馆举行，有的则是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是李大钊等3人；觉悟社的代表，是在京的会员轮流出席。经过几次会议反复酝酿讨论，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其中，《改造联合宣言》指出了各团体改造联合的原因和宗旨，强调："我们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同志，认今日的人类必须基于相互爱助的精神，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在这个联合里，各分子的生活，必须是自由的，平等的，勤劳而愉快的。要想实现这种大同世界——人类大联合的生活，不可不先有自由人民按他们的职业结合的小组织作基础。我们为渴望以上的各种自由组织，一个个地实现出来，不能不奔走相告，高呼着：’到民间去！"‘会议在《改造联合约章》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联合结合各地革新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约章规定了必须进行的工作。包括"宣传事业之联络、社会实况之调查、平民教育之普及、农工组织之运动和妇女独立之促进"等几项内容。《宣言》和《约章》经各团体代表会议通过后，觉悟社留京的社员即和其他团体一起，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等各种运动。由陶然亭会议所发起的"改造联合"，不仅要求组织起来，而且喊出了"到民间去"的口号，这反映了五四运动发展到1920年夏季，已到达这样一个阶段，即从各地运动中涌现出的先进分子和先进团体，已经有了迅速组织起来的迫切要求。而且，"到民间去"口号的提出，对于克服青年知识分子本身的一些弱点，促成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结合，在当时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此，在1920年，特别是1920年下半年，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兴起了到民间去，到工农群众中去，进行社会调查，从事实际运动的热潮，以探索解救中国的道路，而且，这种调查和探索不仅包括国内方面，更包括国际方面，一个赴欧勤工俭学、赴俄寻求真理的出国留学潮由此掀起。
赴俄留学运动
开始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赴俄国留学寻求救国之方的运动。
五四运动后，中国知识分子睁开眼睛看世界，广纳博采世界各国文化思潮，出国留学寻求振国之方成为一时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后，赴俄留学，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成为众多进步青年的向往。但由于俄国当时国内政局不稳，许多人只得转赴法国等国勤工俭学。这一状况到1919年底发生重大变化。俄境内白匪军高尔察克部被红军彻底击溃，协约国不得不通过了解除对苏俄的封锁和将军队撤出两伯利亚的决议。俄苏维埃政府为避免和日本作战，决定在远东成立一个"缓冲性"的共和国。1920年3月28日，贝加尔湖沿岸居民制宪会议开幕。4月6日，它向世界各国政府宣布成立独立、民主的远东共和国。不久，在赤塔成立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政府。苏俄形势的好转，特别是远东形势的好转，使中俄交通得到改善，为中国大批先进青年的留俄准备了条件。而1919年7月25日苏维埃政府发布的《告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宣言》又使中国人民认识了苏俄与列强截然不同的对华态度。苏维埃政府在宣言中声明，俄国人民极愿帮助中国人民，愿与中国订立平等的新约，取消帝俄时代的一切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并望中国人民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宣言》指出，"如果中国人民愿意像俄国人民一样成为自由的人民，以免陷人协约国在凡尔赛所准备好的那种要使中国成为朝鲜第二或印度第二的厄运，那么他们就应当了解，他们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就是俄国工人、农民和红军"。苏维埃政府的这一宣言虽然遭到帝国主义者的阻挠，但终于在1920年3月问传到了中国。中国的各大报纸都登载了这一宣言的全文，全国31个社会团体都纷纷发出诚恳感谢的复文，并致电北京政府，’速依民意和苏维埃政府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又从西方的法国逐步转移到东方的俄国，产生了直接到俄国去的愿望。1920年2月，毛泽东在给新民学会会员的信中就提议，"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新民学会会员积极响应，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还接见长沙《大公报》记者，发表评论，认为赴俄勤工俭学比赴法尤为容易：俄国地寒，足以锻炼身体；俄人深沉的文学及平等思想的哲学为欧洲各国所不及；赴法行程要40天，赴俄只要半个月，旅途难易，完全概见。为筹备留俄事宜，1920年8月22日，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发起人之一何叔衡在会上宣读简章，指出该会会务有三：一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长沙《大公报》曾连续发表专文对研究会进行介绍。研究会甫一成立，就派出了第一批留俄学生。这批学生中有任弼时、肖劲光等6人。他们通过俄罗斯研究会的介绍，由长沙坐船去上海，先在外国语学校学习俄语。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时，湖南青年刘少奇和任弼时、肖劲光等立即加入，并于1921年夏天赴俄。这一期同时赴俄的还有罗亦农、胡士廉、廖化平、卜士奇、任岳、任作民、彭述之、谢文锦、汪寿华、华林等。他们去俄国的行程是一次危险的旅程，冒着饿饥、疾病、被捕的危险，乘海轮前往，先到海参崴，再由赤塔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研究会举办留俄勤工俭学的同时，瞿秋白也于1920年秋前往莫斯科。瞿秋白是以北京《晨报》通讯员的名义赴俄的。其目的是"担一分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他是乘着俄国革命后第一次中俄通车列车前往的，并受到了苏维埃政府的欢迎。瞿秋白在俄国进行了广泛的考察，写了许多通讯，把苏维埃国家的真实情况报道给中国人民。他以亲身经历写下了颇有时代特色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和许多篇专题报道，以饱满的热情歌颂了十月革命，客观地介绍了苏维埃俄罗斯各方面的情况。瞿秋白的报道文字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许多青年开始倾向苏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派赴青年留俄更成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据不完全统计，1923年3月，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余立亚、高风、陈九鼎、王凌汉、郑超麟、袁庆云、王圭、熊雄等12人前往莫斯科；同年11月，刘伯坚、尹宽前往；1924年9、10月间去莫斯科的有聂荣臻、蔡畅、穆青、付烈、饶来杰、陈家珍、彭树敏等20多人，同年底又有李富春等人前往。1926年1月7日，动身赴俄的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20人。他们大多是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旅欧中共党、团组织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赴俄留学运动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了苏俄革命的状况，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干部。
粤桂战争
8月发生在粤系和桂系军阀之间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