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高尔察克政府行将倒台，其内部倾轧加剧，霍尔瓦特被撤掉"远东地区最高全权代表"之职。北洋政府和东北当局密切注视着远东时局和路区形势的发展，他们一方面在外交上对苏俄加紧进行"非正式之联络"，一方面暗中支持路区内的"新党"，同时加紧了收复中东铁路主权的步伐。交通部致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的电文中指出："霍尔瓦特已无管理东路能力，而东路在我国领土之内，倘由霍管理，激党等自有借口之灾，蔓入东路一带。……本部本日（1月31日）将此问题提出国务会议议决：为目前救济之计，自非以地方治安关系，由鲍督军商令霍尔瓦特即日将铁路交我暂行接管，不足以拒激党而维治安。霍于此时似已势穷力竭，倘我声明保其身家性命，并许其仍居今职，或即就我范围，事诚大幸。设或不然，为杜绝乱萌，维护国权起见计，惟有暂用强权以资解决。"
3月28日，俄国贝加尔地区劳动者代表大会在上乌丁斯克召开。该大会在俄共（布）远东局的建议下，于4月6日通过了远东共和国《独立宣言》，该《宣言》宣称："前帝俄在中东铁路界内的一切权利转归远东共和国"；该共和国领土包括"贝加尔全境、阿穆尔、普利木耳斯凯、库页岛、斟察克及中东铁路区内"，不仅否定了苏联政府归还中东铁路的承诺，而且竟然把中国固有领土中东铁路路区无端地宣布为其领土。1920年7月1日，海参崴临时政府首脑美特维特夫又以远东共和国临时总统的名义予海参崴发表宣言。宣言指出中俄旧约中"有对于中国殊欠公平之处"，亟应修改，但其主旨在于，在条约修改之前，该共和国继续享受旧约所规定的权利，尤其注意有关路区主权的两大要害问题：一为警权，二为护路区。
早在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苏中外交人士在彼得格勒作非正式接触时，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已承认中东路区主权属于中国，1918年2月，该部还指示苏俄边区，中国有权在路界内行使最高主权，特别在1920年3月26日正式照会中国，苏俄放弃了帝俄时代的一切侵华特权。而远东共和国两个宣言实际上将上述苏俄政府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一笔勾销了，反映出该共和国临时政府中的反动势力极力追求并扩大旧俄时代侵华特权的强烈欲望，也表现出该政府领导者对中俄旧约的无知和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的轻率态度。北洋政府对此十分反感。由于北洋政府不承认远东共和国，对其宣言不予理睬。
2月28日，北京政府与苏俄、远东两政府代表就中东路问题签订协定大纲四项：（1）中东铁路归中国政府管理；（2）俄国人所有该铁路股份由中国政府于向后五年内收回之；（3）该路未完全收回前，苏俄、远东两政府之代表有权派员参与该路路政；（4）中东路所负各国政府及外商之债，由中国政府完全负责。
非基督教运动
3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拟于中国召开第十一次大会。消息传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起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非基督教运动"。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上海组织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在青年团机关报《先驱》上发表宣言和通电，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的反动本质。接着，北京、广州、湖南、湖北都出现了非基督教同盟组织，掀起了非基督教运动。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早在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经济掠夺的同时，帝国主义还用传播基督教、开办医院、学校等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上和文化上的渗透。因此，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基督教的势力也迅速发展起来。据t923年中国基督教会年鉴报告：在全国1713个县中，只有126个县尚未接受基督的"洗礼"，而90％以上的县都有了基督教的旗帜。教会出版的书籍多至4400余种。到1922年，美、英、法、意等国在北京设立的基督教、天主教的教会、教区、教堂已经逾百，附属于这些教会的高等学校、中学、小学和幼儿园已达10个之多。有些学校并非教会所办，如清华学校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办的留美预备学校，但其教师和学校负责人也多有基督教徒。一些帝国主义的传教士们，打着上帝的旗号，以武力为后盾，依恃"传教自由"的特权。任意深入中国内地城乡。所到之处，竭力贩卖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还勾结官吏，结营教党，为非作歹，直接参与了许多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当时，北京各教会所属区的政治、经济和传教的权力皆操在西洋教士手中，实际上成了不受中国政府控制的独立王国。至于教会学校，更是把传授帝国主义的侵略理论，培植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作为首要任务。为了强化学生的宗教意识，教会学校在学生的一切活动中都渗进宗教的内容。在课程安排上，圣经课和英文课是各教会学校的必修课，而其他课程则听其自便。学校还禁止学生自由外出，禁止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爱国运动，违反者则受到记过、开除学籍、打手板、关暗房、禁止吃饭等处罚。因此，当时的教会学校多被人冠以"模范监狱"的称号。
有侵略就有反抗。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传教士在中国各地进行侵略活动以来，各地"教案"不断发生，斗争此伏彼起，规模也日益扩大。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迅速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推向高潮。非基督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发的。
非基督教运动的爆发还有其直接原因，就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定于1922年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召开第十一次大会。这是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加紧精神侵略，企图扑灭新文化运动烈火的一次公然挑战。消息传来，立即遭到北京广大爱国青年的反对。1922年3月，即大会召开前一个月，在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倡导下，北京、上海首先发起了非基督教运动。爱国青年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或非宗教同盟，并发表宣言。3月15日，在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4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上，刊登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和《章程》。《宣言》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作为对外侵略的工具，指出："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目的即在于吸吮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这一《宣言》在全国很多地方引起了反响。北京的党团组织对发动非基督教运动很重视，认为这在思想上是反对唯心主义，宣传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反对帝国主义；在教育上是反对文化侵略的运动。因此，在北京积极发动和领导了这一斗争。3月17日，由李大钊和北京青年团地委书记邓中夏等人发起，在北京成立了非宗教大同盟，在报纸上公布了非宗教同盟的纲领和宣言。与此同时，另一些青年也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不久，为了统一斗争的指挥，这两个反基督教团体合并为非宗教同盟。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几乎全部参加了非宗教同盟的组织和活动。4月4日，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开幕的日子，李大钊、邓中夏、萧子升等几人在《晨报》上发表了《非基督教者宣言》，揭露了宗教对人精神上的摧残。指出："在宗教的迷信之下，真理不能昌明，自由不能确保"，阐明了非宗教者的立场。
北京的非基督教运动势如疾风暴雨，很快波及全国。继北京非基督教同盟宣言公之于报以后，各地的声援电文纷至沓来。上海、武汉、天津、广东、直隶、杭州、保定、唐山、厦门、南昌等地大大小小的非宗教同盟、非基督教同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形成了"五四"以后又一次较大规模的青年学生运动。
月8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人民的怒吼中收场。为了发展这次斗争的成果，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继续进行非宗教宣传。4月9日，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召开讲演大会，到会中外人士千余人。会上宣读了蔡元培的演说词，李大钊、李石曾、张耀翔、吴又陵等人也先后登台演讲。5月10日，北京非宗教同盟在北大三院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0余人。会议通过了同盟章程，李大钊、蔡元培、邓中夏等30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非宗教同盟第一次干事会决定召集全国各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刊物，开展定期演讲等活动。不久，由北京非宗教同盟编辑出版的《非宗教论》一书问世。全书17000字，收入著名共产党员李大钊、陈独秀和北京团地委副书记罗章龙、青年团员萧子升等人的文章，还登载了马克思、培根、达尔文和其他科学家的照片，介绍了马克思关于宗教的论述。《非宗教论》一书是一本反映当时思想战线斗争的重要文献。
在非基督教运动过程中，许多党团领导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基督教加以剖析、研究，不仅指出它在思想上是违反科学的、唯心主义的，而且揭露了它在当前的社会实践中已经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锋队，从而得出要打倒帝国主义，必须反对基督教这一信服的结论。非基督教运动的开展对尔后反帝斗争的进一步高涨，起了重要的思想发动作用，为党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文化斗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一次直奉战争
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之间爆发的战争。
直皖战争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皖系失败而告终，北京政府大权落在了以直系为主的直、奉两系军阀手中。这种结局表明，英美在与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中虽然占了上风，但是日本也并非完全失败，因为它所扶植、支持的另一个工具奉系军阀，与直系合掌着北京政权。而奉系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的军政权势，也必须进一步投靠日本。随着英美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继续和加强，以英美为后台的直系和受日本支持的奉系，不可能长期相安共处，为了扩展各自的势力，争夺北京政权，很快就由暂时的联合转为激烈的斗争。
直皖战后，直、奉两系军阀都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直系吴佩孚认为奉系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出兵甚少，而皖军所遗大批军械辎重却为奉军抢去，对此甚为不满。吴佩孚以"战胜者"自居，不把张作霖放在眼里，为了抬高自己，排斥奉系，1920年8月1日，在张作霖事前毫无与闻的情况下，向全国发出了主张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解决时局的通电，并宣布了国民代表大会大纲。这自然引起了张作霖的严重不满。直、奉两系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对地盘的争夺。直皖战后，领着东三省巡阅使头衔的张作霖，不甘心只做东北王，要把奉系势力伸向蒙疆和长江流域；而领有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正副头衔的曹锟、吴佩孚，却想把奉系排斥在关外，由直系独霸关内地盘，至于长江流域更不愿奉系染指。1921年，属于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被撤职，由直系的阎相文继任。阎死后由冯玉样接替。直系在夺得陕西地盘的同时，又获得了江苏督军的职位，并且利用两湖发生战争的机会，于1921年8月夺得了湖北地盘，控制了湖南，吴佩孚被任命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做了湖北督军，而孙传芳又当上了长江下游总司令。直系势力的扩张，自然引起了奉系的嫉恨。张作霖虽然已于1921年5月加领了蒙疆经略使、热察绥都统的头衔，但仍垂涎于长江流域，试图保举与自己有亲姻关系的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却为直系所拒绝。张作霖为了与直系势力相对抗，便同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和广东的孙中山相联络，酝酿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
直、奉两系最激烈的争夺，是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后。北京政府的大总统仍为徐世昌。关于内阁问题，直奉经过一番明争暗斗，于1920年8月9日，任命与双方都有关系的靳云鹏为国务总理。靳云鹏与曹锟是结拜弟兄，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而与张作霖又有亲家关系。8月11日，靳云鹏内阁组成。靳内阁开始亲奉，给奉军在财政上不少资助。1921年5月14日，靳内阁改组成以接近直系的政客为核心的亲直内阁，支持直系扩张势力，尤其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引起奉系不满。皖系的残余势力也群集奉系门下，依靠张作霖进行倒阁活动。12月14日，张作霖人京，要挟内阁，迫使靳云鹏于18日辞职，由颜惠庆代理，24日，北京政府任命亲日派官僚梁士诒为国务总理，组成内阁。梁内阁外亲日本，内靠奉系，刚一上台，12月31日，就电令出席华盛顿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向日本妥协让步，1922年1月1日，又下令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和安福系政客，5日，又重新起用五四运动中被罢官的曹汝霖以要职；同时，还准备以出卖民族权益换取日本的借款。梁内阁的卖国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乘此机会，吴佩孚于1月5日通电反对梁士诒"卖国媚外"，接着又连续发出讨梁通电，19日，率领鲁、豫、陕、苏、鄂、赣等省直系将领联名反梁，宣布与内阁脱离关系。20日，北京又有所谓外交联合会、各省区自治联合会等40余团体联合指控梁士诒的十大罪状。梁士诒在直系军阀的压力下，于25日托病请假，由颜惠庆暂代国务总理。梁内阁的垮台，成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导火线。
在吴佩孚发起电报攻势，推倒梁内阁的过程中，张作霖清楚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倒梁内阁意在反奉，但由于直系兵力雄厚，张作霖不敢冒然应战。当反直三角同盟有了眉目之时，张作霖便致电北京政府，表示要"捍卫京畿，拥护梁阁"，并把京奉铁路的军队分布开，对北京做拱卫状。梁内阁倒台后，1922年1月30日，张作霖通电反击吴佩孚，声称要为民请命，决心以拳头对拳头。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双方都在积极部署兵力。
直系吴佩孚暗中勾结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使其牵制孙中山北伐，同时又压服了与奉系暗通的豫督赵倜，然后把湘鄂等省的兵力集中在河南各主要地带。1922年4月3日，以给吴佩孚祝寿为名，直系军阀云集河南洛阳，商讨对奉系作战计划。4月13日，直系高级将领在保定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天津，固守保定、郑州；衅不我开，取攻势防御，授吴佩孚以军事全权。直系共调动12万军队。17日，直军在保定设大本营，吴佩孚任总司令。19日，吴佩孚通电要求奉军一律撤到关外，21日，又与直系将领联名通电，决心要去恶锄奸，义无反顾。22日，曹锟致电张作霖，要求人关奉军仍回关外原防。25日，吴佩孚率领直系将领宣布了张作霖的十大罪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