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新年伊始，两报一刊联合发表元旦社论，指出1968年全国的任务是：（1）广泛开展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2）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促进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深入展开各单位、各部门的斗、批、改；（3）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4）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大力加强军民团结；（5）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是"大批判"全面发展的一年，这场运动涉及范围之广是空前的，且对以后的批修、批林、批孔运动产生了直接影响。它以西藏、新疆两个自治区的革委会成立为标志，达到了高潮，即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
"大批判"强调的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批判所谓的"多中心论"，由此在全国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旨在"纯化"无产阶级，进一步打击"走资派"；与之相反，党内开展了整党，进行"吐故纳新"。"清理阶级队伍"、"吐故纳新"将一大批所谓的"内奸"、"叛徒"、"走资派"清理出来，其"最大成果"就是八届十二中全会作出的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
"大批判"中，为了对干部进行"革命"教育，实现干部的革命化，搞了所谓"五七"干校，让干部下放劳动：为了对知识青年进行"再教育"，又搞了"教育革命"、"上山下乡运动"，号召知识青年与工农结合，去艰苦的地方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这一年，尽管毛泽东为稳定局势、促进生产做了种种努力，如抓点（推广"六厂二校经验"）、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颁布制止武斗的两个布告等。但是在指导思想错误的前提下，中国在动乱局面继续发展、社会秩序混乱、工农业生产继续下降、文教卫生科技体育事业进一步受到摧残的混乱中，度过了1968年。
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
3月，林彪、江青等人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三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发动突然袭击，将杨、余、傅三人打倒，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历史证明，这是林彪、江青等人相互勾结，为排除异己、实现篡党夺权阴谋而精心策划的一个重大步骤，也是一起骇人听闻的特大冤案。
"文化大革命"初期，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余立金任空军政委，傅崇碧任北京卫戍区司令，三人坚持原则，不愿与林彪、江青同流合污，对"二月抗争"的一些老同志保持尊重，因而为林彪、江青所忌恨，被他们视为篡党夺权的障碍。
3月，"二月逆流"事件后，林彪让杨成武停发几位老帅的文件。杨成武请示周恩来后仍将重要文件照送。并且，杨成武还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对老帅们采取了一些保护性措施。在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后，他明确宣布，办事组对军委常委负责，重大问题要向常委请示。这些做法为林彪、江青不容，被指责为"二月逆流"翻案。9月中旬，杨成武随毛泽东巡视华北、中南、华东。回京后，他受命向周恩来和几位老帅传达了毛泽东在外地的谈话内容，却没有传达给林彪。叶群多次追问毛泽东对林彪的看法，杨成武一直避而不答，由此引起了林彪的不满和猜忌，认为杨在毛泽东面前说了自己的坏话。1968年3月初，林彪出面让杨成武写一份证明叶群1936年入党的材料，杨成武以自己当时并不认识叶群为由，拒绝做假证。林彪见不能拉拢杨成武，便决心搞倒他。在林彪、叶群的授意下，吴法宪诬陷杨成武与余立金勾结，要夺空军的权，又诬陷余立金是"叛徒"。余立金在"文革"初期看不惯林彪搞的那套"突出政治"的把戏，更不同意把江青选人中央委员会。1967年7月，余立金作为中央派往武汉的成员之一，奉命处理武汉问题。他遵守纪律不露面，客观上抵制了谢富治、王力等人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做法。八一前夕，余立金在陪同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后，奉命从上海回京向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行止。吴法宪得知后，也要求余向自己传达毛的指示，甚至抬出林彪，要求余向林彪作汇报。余立金遵守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坚决不向任何人汇报。这些作为，被林彪、江青一伙视为"异己"。随后，吴法宪就秉承林彪意旨给余立金强加上了"叛徒"的罪名。余立金在皖南事变时期，曾在突围时被俘，但并无投降叛变问题，而且已经有了组织结论，吴法宪对此事是十分清楚的。这时，他为了打倒余立金，提出了所谓"叛徒问题"，负责调查的专案组竟以立即释放为条件，诱使在押的原国民党某师一处长写材料证明皖南事变时曾亲眼看到被俘的新四军官兵中有余立金，并以此作为余立金"叛徒问题"的"铁证"。
傅崇碧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掌握了保卫首都的军事大权，深得周恩来总理的信任。他根据总理指示，多次冒着风险保护被残酷揪斗的老干部，并直接向毛泽东汇报了当时社会动荡和干部遭受迫害的情况，成为林彪、江青一伙胡作非为的一个障碍。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写信给毛泽东反映鲁迅手稿被调走后不知去向，毛泽东接信后当即指示马上查找。傅崇碧等人经过多方调查，查明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所在地钓鱼台。傅等人把调查结果报告给江青、陈伯达，江青不信，要傅等人继续查。查找结果是，这些手稿仍在钓鱼台。为当面澄清此事，3月7日，傅崇碧与中央文革办事组的负责人联系好，带着3位同志，分乘2辆汽车赶赴钓鱼台。在传达室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秘书并得到允许后，傅等人驱车进人钓鱼台。在中央文革办公楼前，傅一行遇到姚文元，一齐走进会议室。没想到，江青一进会议室，就指责傅崇碧："你身为卫戍区司令，不经请示就冲进来，你要抓人吗？你懂不懂纪律？"次日，江青又召开警卫工作会议，作了几条规定，此事算作了结。没想到两周后，江青重提此事，说"傅崇碧武装冲击中央文革"。加上此前杨成武不愿与江青同流合污，批傅崇碧时，江青便拽上杨成武，硬说"武装冲击中央文革"是杨成武指使傅干的，"傅崇碧与杨成武勾结要打倒谢富治"。
3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决定"，突然发布了两个命令。其一是："（1）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职务，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2）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又是叛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3）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其二是："（1）任命黄永胜同志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2）任命温玉成同志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此命令发到团，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同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被拘留监禁。
月2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机关、部队干部万人大会。林彪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说："最近我们党韵生活中间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发生了新的矛盾，发生了阶级斗争中间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罗、陆、杨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的问题要大一些。所以毛主席说这是一个不大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说最近从空军里面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威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的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的职务。决定由黄永胜同志当总参谋长，决定由温玉成副总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傅崇碧前一个时期带着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这件事情本来是杨成武的命令，三次给傅崇碧指示，但是杨成武不承认。"
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等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决定。康生在会上还说："我相信杨成武背后还有后台的，还有黑后台。"散会前，毛泽东出来接见了全体到会者，表明了对这次大会的认可。
打倒杨、余、傅三人后，林彪既排除了"异己"，又达到了把总参谋长、空军政委、首都卫戍区司令这些重要军职转移到亲信手里的目的；江青则趁机巩固了自己和中央文革的地位。康生在3月24日人民大会堂万人会议上曾说过：在打倒杨、余、傅的过程中，"应当说江青同志起了巨大的作用，树立了特殊的功绩。"随后，林彪、江青一伙还以揪杨、余、傅的"黑后台"为名，想继续打倒在"二月抗争"中还没完全打倒的聂荣臻、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老同志，并以此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右倾"，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活动。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会议上，"杨、余、傅事件"被认为是"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改变了对"杨、余、傅事件"的看法。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同志谈话时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杨、余、傅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重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但由于江青一伙仍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中央关于为杨、余、傅平反的决定并未向广大干部群众公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指出："’杨、余、傅事件‘是林彪、’四人帮‘集团出于反军乱军、篡党夺权的需要，有意制造的冤案；杨、余、傅的罪名，纯属捏造。中央决定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对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都应予以推倒。"
"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对不脱离集体生产劳动的农村医生，即半农半医、直接为农民医疗服务的乡村卫生员的称呼。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赤脚医生"就已经出现。但其大规模发展却是在"文革"期间被报刊电台大肆宣传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之后。自1968年起的10余年间，它一度成为巩固和发展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方式。
广大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更为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为改变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落后面貌作出了很大努力。解放初期，农业生产合作社曾自己组织过"保健站"，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接生员。随着农业合作社发展成人民公社，先后又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的一部分县、社办起了"合作医疗"或"集体保健站"，培养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但是，在当时"左"的思潮的带动下，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大跃进"的色彩。因此，在60年代初的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农村中不脱产的卫生员经过整顿，数量有所减少。如据1960年6月的统计，上海市10个县2500多个生产队，共有不脱产卫生员3900多名。在整顿之后的1961年，3900多人只剩下了300人。
6月26日，毛泽东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指示。卫生部长钱信忠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培养提高卫生员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半农半医"人员的要求和具体培训内容。经党中央同意，随即在农村若干县进行了试点。这些基层卫生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和技能。他们一面坚持生产劳动，一面为农民作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适应了农村的经济状况，很受农民的欢迎。群众热情地称呼他们为"赤脚医生"，即和农民一样打赤脚、下水田的医生。赤脚医生对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预防疾病、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上海郊区各县遵照毛泽东主席指示，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赤脚医生，使赤脚医生总人数达到4500多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2.9万多名生产队卫生员，使上海郊县的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但是，"文革"开始后，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把赤脚医生吹嘘为"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并以此作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前17年医疗战线的成就，打击和迫害医务界知识分子。
《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一文。文章介绍了上海市赤脚医生的发展情况，指出："’赤脚医生‘平时有一半左右时间参加劳动，生产大队对他们的补贴不多，贫下中农养得起，他们的收入保持农村一般同等劳动力的水平。""’赤脚医生‘是改变农村医疗卫生状况的尖兵，贫下中农需要他们。"指出了培养赤脚医生的两条途径，一是公社卫生院集训，"贫下中农亲自管理。与公社卫生院结合，由巡回医疗队辅助，举办抗大式训练。在为时两个月的训练学习期间，’赤脚医生‘也参加了训练班的领导班子。他们以’老三篇‘为基本教材，贫下中农亲自去对他们进行阶级教育；并且紧密结合从实践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业务教学"。二是"在实践中加以培养。这是培养’赤脚医生‘的重要办法"。文章强调："培养’赤脚医生‘，同样存在由哪个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问题，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去掌握这个领导权，’赤脚医生‘是培养不出来、成长不起来的。""首先，要选好培养对象"，"其次，掌握思想教育也很重要"。文章声称："在贫下中农教育下，’赤脚医生‘走的是从贫下中农来、到贫下中农去，从农村实践中来、到农村实践中去的道路。"
文章的重点是谈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院校的教育革命问题，认为："医学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医学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应是’赤脚医生‘和卫生员"；"坚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那些为极少数城市老爷太太服务的所谓’提高‘，必须彻底批判"；"’赤脚医生‘除一部分进入学校学习外，绝大部分都应当坚持扎根农村，可以采用卫生院医生和’赤脚医生‘上下定期对调的办法，加以提高"。
文章发表后，出现了两种后果：一方面是"赤脚医生"的发展促成了兴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医疗卫生的面貌；另一方面则是林彪、江青等人把培养"赤脚医生"吹捧为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干扰、破坏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