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提出再用三年进行经济调整年7月30日，邓小平在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还要进行3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邓小平强调，今后3年，必须创造条件，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每个行业都要确定重点是什么。对此，薄一波在8月6日的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解释说：原打算1963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现在不搞了，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这3年的调整，着重于充实、巩固、提高，填平补齐，成龙配套。归纳起来，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兼顾国防第三。这是发展工业的方向，也是国民经济计划的方向。在3年之内，调整就是这样的摆法。
月6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讨论了农村工作和1964年国民经济计划等问题，并着重讨论了工业发展方针问题。会议确定，把1963年至1965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并且确定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1）农业生产达到或超过1957年水平；（2）工业生产水平在1957年基础上提高50％；（3）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基本协调；（4）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经营管理工作走上正常轨道。同时指出，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应当贯彻执行以下4条方针：（1）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2）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3）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突破尖端的次序安排经济计划的方针；（4）继续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对3年之后的任务，提出了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精减职工和压缩城市人口任务完成"大跃进"运动使中国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局面。工业的"大干、快上"，基建规模的庞大，使我国城镇人口和职工人数增长过快，财政支出剧增；农业生产的下降，使城镇日用品和粮食供求关系严重失衡。1961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在"八字方针"指导下，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全会通过的《关于安排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意见》的报告，明确提出了精减职工和城镇人口的任务，决定1961年要精减职工。502万人。到1961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总数比上年净减少了873万人，压缩了城镇人口1000万人左右。主要是自1958年以后从农村招收的职工返回了农业生产第一线。1962年，又将精减职工范围进一步扩大到部分城镇就业人员。1962年5月中共中央会议决定，要把精减城镇人口作为当时两项中心任务之一来对待，要用两年时间，在1961年已精减的基础上，再减少职工1000万人以上，并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人。
7月6日，中央精减小组向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报告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内容是：（1）精减任务完成的情况。1963年1月～6月全国预计减少职工128.4万人，全国还需要再减50万职工。全国职工人数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的两年半中，共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职工人数从1960年末的5043.8万人下降为1963年6月的3183万人。全国城镇人口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2600万人，全国城镇人口数从1960年末的13072万人下降为1962年末11659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口数从1961.年1月到1963年6月共减少约2800万人。由于这些变化，加强了农业战线，减少了工资开支和粮食销量，提高了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对于改善城乡关系、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起了很大的作用。减少了这么多职工和城镇人口，而没有发生大的问题，充分证明了我们党的领导的坚强和人民具有高度的觉悟。（2）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根据目前精减任务完成的情况，现在可以宣布精减工作基本结束。但仍需作好以下工作：妥善安置多余人员，对企业事业单位职工进行调济工作，继续完成个别的剩余精减任务、严格控制临时工的使用和新职工的增加，继续完成减少城镇人口和相应地减少吃商品粮人口的任务，等等。
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减小组《关于精减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减工作的意见的报告》，宣布基本结束精减职工工作。关于这次精减职工和压缩城镇人口的胜利完成，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民、我们的广大干部，好呀！叫做两千万人呼之则来，挥之则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党能办到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年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的条约。这个条约，对于美国的核备战和核讹诈政策是没有任何约束作用，它丝毫也不妨碍美国进行核扩散、扩充核军备、进行核威胁。这个条约的中心目的，就是要通过部分禁止核试验，使全世界一切受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不能增强自己的防御力量，以便美国更加肆无忌惮地对这些国家进行威胁和讹诈，而且通过这个条约，巩固自己的核垄断。
中国政府坚决反对核战争，反对世界战争，主张普遍裁军，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但中国政府认为，禁止核武器、防止核战争是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问题，应该由世界上所有大小国家共同讨论和决定，而不能由几个国家来摆布无核国家的命运。为此中国政府于1963年7月31日发表声明，向世界各国建议：
.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具体地说，就是：不使用核武器，不输出核武器，不输入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试验核武器，不储存核武器，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统统销毁，把世界上现有的一切研究、试验、生产核武器的机构统统解散。2.为逐步履行上述义务，首先采取下列措施：（1）撤除在国外的一切军事基地，包括核基地在内；撤回在国外的一切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2）建立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在内的亚洲和沿太平洋地区的无核武器区，建立中欧无核武器区，建立非洲无核武器区，建立拉丁美洲无核武器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每一个无核武器区都承担相应的义务。（3）不以任何形式输出和输入核武器和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4）停止一切核试验，包括地下核试验在内。
.召开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问题以及为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而采取上述四项措施的问题。
月2日，周恩来总理致信各国首脑，转达了中国政府的建议，并且表示希望这个建议能够得到各国政府的考虑和积极响应。
中国政府这一倡议很快得到了多数中、小国家和世界人民的热烈支持。仅8月份就有18个国家的政府、政党或群众团体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的建议。
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年中苏两党关系已经逐渐恶化，但中国共产党还是根据已达成的协议，派出了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为首的代表团，于1963年7月5日赴莫斯科与苏共代表团进行会谈。会谈从7月6日至7月20日共举行9次会议，中共代表团以最大的耐心和努力寻求在马列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原则、在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的关系，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但是，苏共方面并无消除分歧、恢复团结的诚意，还在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就于7月14日公开发表了长达35000字的《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信中对中共中央6月14日的25条建议，进行了全面的反驳，并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手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人，攻击中国的内外政策。
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发表后，苏联所有宣传工具都投人反华大合唱。仅从1963年7月15日至lO月的3个多月内，苏联报刊广播就发表了具有反华内容的文章、资料11000多篇，其中有的公然煽动中共党内和国内所谓"健康力量"起来反对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此，中共中央则从1963年9月起至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中共发表的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些文章，一方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驳斥苏共领导对中共的攻击，另方面，对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文章指出，苏共领导以老子党自居，要求凌驾于其他兄弟党以上的特权，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任何一个兄弟党只要不接受他们的错误路线和纲领，就把它当作敌人，就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手段，反对它，攻击它，损害它，颠覆它的领导。苏共领导还假借所谓"国际分工名义"，反对兄弟党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反对兄弟党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要把兄弟国家变成他们的经济附庸。他们力图强迫经济比较落后的兄弟国家放弃工业化，变成供应他们原料的基地和推销他们剩余产品的市场。
文章指出，苏联领导推行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用对待附属国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他们不择手段，动辄对兄弟国家施加政治、经济的以至军事压力。他们破坏中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逃往苏联。苏共领导还勾结印度反动派反对社会主义中国，苏共领导和他们的报刊公开站在印度反动派方面，指责中国在中印冲突中的正义立场，为尼赫鲁辩护，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有2／3是在印度反动派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给印度的。苏共领导甚至在1962年秋季中印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发生以后，还给印度反动派以军事援助。而苏联和美国签订关于防止核扩散的协议，乃是美苏合谋垄断核武器，力图剥夺社会主义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权利的一种阴谋。
文章还进一步指出苏共领导人惯以恩人自居，无数次地吹嘘什么"无私援助"。事实上，苏联对中国的援助不是单方面的，更不是无偿的，包括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的设备和物资，连同利息在内，中国都是用物资、黄金和国际货币偿付的。从苏联进口的东西比国际市场价格要贵得多，苏联对中国的贷款，大部分是中国由于抗美援朝所需而从苏联购进的军事物资，这也不是无偿的援助。同时还指出，苏共领导人乘人之危，采取突然撤退苏联专家，废除科学技术项目，逼债等办法，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中国国民经济的困难。
在中共所发表的这些文章中，有许多观点是符合或比较符合当时情况的，如：帝国主义与战争根源问题、世界大战有两种可能性、局部战争不可避免、反对核迷信和核讹诈、和平必须靠斗争去争取、必须建立最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是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等等。但文章中也有不少观点带有"左"的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如：关于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南斯拉夫问题以及战争与和平、国际共运形势等问题的观点。
中苏两党的这场论战，对当时以及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格局及世界政治形势的某些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从积极意义上看，我们揭露和批判赫鲁晓夫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是为了维护自己党和国家的独立自主地位，是有充分的理由和必要性的。这场论战，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苏共在国际共运中以"老子党"自居的局面，使许多党开始自己思考自己的问题。通过论战也使中国党和人民，更加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自己的国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并在以后能较好地处理与其他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场论战也给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不良影响。历史证明，双方当时的立场观点都存在严重的错误。中共为了批判苏共的一些错误观点，强调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但在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等问题上出现了教条主义和"左"的错误。对当时苏联、南斯拉夫国内状况做不正确的判断，对他们的某些改革措施未能正确理解，反而当作所谓"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批判。在这场斗争中，由于对修正主义没有作出科学的解释，以致把国际反修斗争搬到党内来，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也进行了反修防修斗争，从而促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日益发展，给后来中国国内政策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赫鲁晓夫下台后，苏共新的领导人在中苏两党分歧问题上坚持赫鲁晓夫的错误做法，于1965年3月召开了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筹备会议，在苏共要求出席的26个党中，阿尔巴尼亚、越南、印度尼西亚、中国、朝鲜、罗马尼亚、日本等7个党拒绝参加，只有19个党出席了会议，最后形成了公报。这次会议是一个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分裂的会议。1966年3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至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