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了搞好集体经济的意见：（1）要有正确的政策措施。首先，要固定所有制。要将土地、耕畜、大农具归生产队所有，不能说使用权在小队，所有权在大队，而是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分配权都在生产队。第二，贯彻按劳分配，基本口粮、劳动粮和照顾粮三结合。应该是有劳力的按劳分配，没有劳力的给基本口粮，再困难的照顾一些。第三，对社员的小自由应该固定起来，有一些地方可以适当的扩大。第四，是克服干部的特殊化。（2）做好经济工作，征购、派购一定要定死，口粮、统购要定死，三年、五年不变。另外，派购物资不要太大。自由市场也要开放，多的可以上自由市场，不仅社员可以上自由市场，生产队也可以上自由市场，现在允许上自由市场，只要是国家统购以外的东西都可以上自由市场。（3）改进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要调动社员的积极性，必须要有严格的责任制。要贯彻按劳分配，要规定合理明确的劳动定额，评工记分加上政治工作，要有严格的生产责任制。首先要包工，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适宜个人干的，比如耘田、锄草、看水等完全可以包到户，为什么一定要一大堆人一起干呢？要按照作物的特点来规定包的办法，有的包到组，有的包到户，有的包一年，有的包几年，造林就要包几十年。要有严格的验收制度，干的不好扣工分，他就不敢马虎了。要有明确的奖惩制度，不但是看数量，首先是看质量，质量好的，应该奖工分。农活生产责任制不和产量结合是很难包的，因此有的地方包产到户，搞得很好，全家人起早摸黑都下地。不能把作为田间管理责任制的包产到户认为是单干，虽然没有统一搞，但土地、生产资料是集体所有，不是个体经济，作为田间管理包到户，越产奖励这是允许的。
平定伊犁暴乱苏联政府早就想染指中国新疆，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出现破裂，苏联政府加紧了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颠覆活动，煽动大量中国新疆居民外逃，并制造反革命暴乱事件。
4月16日前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中苏边境上，苏联当局在白天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诱骗中国居民逃往苏联。大批外逃中国居民从塔城开始迅速蔓延到其他同苏联接壤的裕民、额尼、博乐、霍城、察布查尔、昭苏等县。苏联边防军把苏方在边境设置的铁丝网打开多处，并用成百辆汽车往返接运外逃者。苏边防人员甚至还在边界上公然唆使外逃人员返回中国境内裹胁其他群众并抢劫物品。至5月底，外逃人员前后共达6万多人，被带走牲畜23万头，致使大片土地荒芜，加上被暴徒抢劫的国家和集体财产，给中国造成了巨大损失。苏联政府在煽动新疆居民外逃后，又在新疆伊犁市策动了反革命暴乱。1962年5月29日下午，在苏联领事馆的指示下，2000多人涌进自治州人委，要求批准去苏联。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捣毁了自治州人委机关，抢走了外事处机密文件和自治州人委公章，殴打州长、州委副书记、公安局副局长和警卫战士，劫走了汽车和枪支，并包围了区党委。暴乱时间前后达6小时，人民解放军开进市区后才基本平息。在暴乱发生前，苏驻伊犁领事馆就唆使外逃人员找"中国当局"去办手续，以挑起事端。暴乱过程中，苏副领事曾两次乘车经过暴乱地点，为暴乱分子打气。暴乱分子把抢到的汽车和枪支交给苏联领事。一些苏联侨民也直接参加了暴乱活动，其中3人还成了暴乱分子的"代表"。
为了配合上述破坏活动，苏联还发动了颠覆中国新疆的宣传运动。胡说什么"独立的要求"是"新疆人民的伟大抱负"，"新疆只有按照苏联中亚细亚和哈萨克斯坦的榜样，才有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对于苏联一手制造的伊犁暴乱事件，中国政府外交部于1962年8月30日向苏联政府发出备忘录，指出是苏联驻中国新疆机构人员"策划和组织的这次大规模越界"，是一起的严重颠覆活动，希望苏联方面归还中国公民。苏联政府拒不承认其颠覆活动，9月19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外交部，反称中国对苏联驻新疆领事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为。1963年7月18日苏中双边会谈时，中方声明说，苏联在新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颠覆活动，再次要求苏联政府将中国公民谴返中国。
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抗议和遣返中国公民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而且利用叛逃分子成立反革命组织，进行破坏活动。前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福农太也夫和马尔果夫背叛祖国以后，在苏联的指使下，联络反华的反革命力量，组织所谓"东土耳其斯坦解放委员会"和"东土耳其斯坦人民革命党"，公开进行颠覆活动和分裂活动。苏联还有选择地不断把中国外逃人员加以训练派回中国，为苏联进行间谍、情报工作。
鉴于苏联政府坚持其颠覆活动的错误立场，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文，指出："1962年4月到5月间，苏共领导通过他们驻中国新疆的机构和人员，在伊犁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引诱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在中国政府再三提出抗议和交涉之后，苏联政府还以’苏维埃法制感‘、’人道主义‘为借口，拒绝遣返这些中国公民。这一事件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是史无前例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随后在1964年2月29日，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再一次指出："随着苏共领导反华活动的发展，近年来苏联方面不断地破坏边界现状，侵占中国领土，挑起边境事件。更严重的是，苏联方面还明目张胆地在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公然通过报刊和广播挑拨中国各民族的团结，煽动中国的少数民族从祖国分裂出去，并且诱骗和胁迫几万中国公民跑往苏联。所有这些，不但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而且从一般的国家关系来说，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重新发表年8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5一16期合刊上，重新刊登了刘少奇1937年7月问写的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篇是中共1942年整风文献之一，在长时期里是要求人党者和广大党员自觉锻炼党性，增强无产阶级意识的指导性论著。它曾先后被译为英文、日文、西班牙文、捷克文、荷兰文等20多个国家文字，受到了广泛的重视。
这次重新发表前，作者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和内容上的补充。全书共分9个部分：（1）共产党员为什么要进行修养；（2）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好学生；（3）共产党员的修养和群众的革命实践；（4）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5）共产主义事业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6）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利益；（7）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举例；（8）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来源；（9）对待党内各种错误思想意识的态度，对待党内斗争的态度。全书突出强调了共产党员在革命实践过程中，不断加强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修养，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共产党员革命实践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个共产党员都是重要的，"在取得政权以后更重要"。"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纯洁性，提高我们的工作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个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年，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由于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在全国范围内"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等违背实际的歪风盛行，再加上1958年后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苏联单方面撤走全部在华专家、撕毁援建合同、停止经济援助并催还债务的背信弃义的做法，进一步加重了我国面临的困难。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由于底数不清，对困难估计不足，经过1年的工作后，收效并不显著。为此，1962年上半年又做了许多工作，在七千人大会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首先，在对经济困难形势的认识上和调整国民经济的指导思想上又前进了一步。七千人大会后，主持经济调整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在对各部门各地区经济状况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三年大跃进造成的经济困难很大，而调整进度却很慢，主要是因为大家对困难的程度和克服困难的艰巨性认识不一。很多人还有盲目乐观情绪和侥幸心理存在，认为困难会很快过去。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必须认识到，现在"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调整时期要相当长，要成为一个阶段。调整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恢复，各方面都要大幅度调整，都要退够退足。现在的主要危险是对困难估计不足，认为调整很快地过去。中央主要领导人对经济形势的上述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它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次，为扭转农村的被动局面，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一些地区的一些生产队试行了"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办法，也叫"责任田"。1961年底，安徽全省有85％以上的生产队采用了这个办法。在广东、广西、河南、湖南等省区灾情严重的地方，都采用了包工、包产等经营管理方法。当时，在极个别地区，也曾出现过分田到户和单干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生产责任制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生产，曾起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以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等对此都表示支持。尤其是邓子恢，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几次向中央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克服农村集体经济中存在的平均主义等弊端。刘少奇也认为农业要退够，可以在一些地方实行包产到户。
第三，在对经济进行调整的同时，还注意了政治方面的调整。较为突出的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和甄别平反曾受到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的工作。前者属于党外政治关系的调整，后者属于党内政治关系的调整。
在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方面，周恩来、聂荣臻、陈毅做了大量工作。他们充分肯定了建国十几年来中国知识界的根本转变和巨大进步，以及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指出了几年来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团结一致，搞好工作，并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除了调整知识分子政策外，党还注意调整与改进同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关系，调整和落实统战政策、民族政策、侨务政策、宗教政策等，并且收到明显效果。
在甄别、平反党员、干部方面，中共中央根据七千人大会的精神，专门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要求对几年来在"反右倾"等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党员、干部加紧进行甄别、平反工作。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又提出一揽子甄别平反的办法，对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上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此后，平反工作进展很快，在短短几个月内，对这几年来在"反右倾"等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项工作对于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县以下干部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应该看到，60年代初的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很复杂。苏联领导人大国沙文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对我国施加政治、经济、军事压力，挑起了中苏论战。1962年4月，苏联还插手我国内部事务，公然挑动、诱骗我国新疆地区的塔城、裕民和霍城3县居民数万人逃往苏联；印度在我国边境地区也多次制造武装挑衅和冲突事件。在大陆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却幸灾乐祸，积极叫嚣和具体部署反攻大陆，企图东山再起。大陆上在一定范围内也有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一些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经济犯罪分子等。虽然国内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阶级斗争还构不成主要矛盾，但国际国内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已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重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62年8月在北戴河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原定议题主要是讨论农村工作，并研究商业、财政等方面的问题。但是，会议开始的第一天，即8月6日，毛泽东在讲话中却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的新题目。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依然存在，并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都将存在这种斗争，这种斗争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因此，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为会议定下了"左"的基调，使会议用许多时间和精力讨论了阶级斗争问题。同时，他把农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等责任制形式和支持这种做法的人，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刮"单干风"；把对经济形势的实事求是的估计，主张将困难讲够，勇于面对困难的同志，说成是"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的"黑暗风"；把彭德怀向中共中央写的申诉书，说成是搞翻案活动；小说《刘志丹》被康生说成是利用小说"为高岗翻案"，是刮"翻案风"。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和随后于8月26日至9月23日的北京中央工作会议，都贯彻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的观点，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准备。
9月24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82人，候补中央委员88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其他工作人员33人列席了会议。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进一步谈了阶级、形势、矛盾和如何对待国内党内的修正主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