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建议调查和讨论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年9月27日毛泽东在邯郸，邀集冀、鲁两省省委负责人和邯郸、保定、邢台、石家庄、张家口5个地委书记谈话。了解到一些地方创造了"大包干"办法，来解决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经济关系问题，比"三包一奖"的办法，既大大简化了手续，又使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进一步等到解决，调动了生产队的积极性，很受群众欢迎。各地"大包干"办法的细节虽有差别，但基本的共同点是：按照《六十条》修正草案规定的比例，大队从各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提取农业税、公积金、公益金、生产费、管理费之后，剩下的都归生产队；生产队除依照有关规定提取自己的生产费用和管理费用之外，都按工分分配给社员。这样做，生产队实际上就变成了基本核算单位。这些情况使毛泽东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哪里，产生了新的看法。9月29日，毛泽东就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信，提出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并附去他邀集的邯郸谈话会记录以及湖北、山东、广东、河北等省关于这个问题的材料。他在信中说：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自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法好。信中又写道：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即生产队），分配权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仍然受到束缚，群众的积极性仍然要受到影响。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了6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从1956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7年应该清醒过来了吧！在这以前，1959年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是以原高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1961年3月制定《农业六十条》时，决定将生产队改称生产大队，原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但基本核算单位没有动，仍在大队一级。生产队与生产大队的关系是实行"三包一奖"。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于10月7日向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发出指示，并附上邯郸谈话记录和河北等省的5件材料等。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党委的有关负责人都要下乡，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将结果和意见报告中央。10月中旬起，各省进行了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的试点工作。当时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根据在福建龙岩等地的试点情况，对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变为小队容易出现的问题及解决办法向中央作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体制下放后，小队调整的规模，应以30户为宜，最少不得少于20户，并应经公社批准后才能划分。关于小队改划后的土地调整，《报告》认为采用按人口搭配同按劳动力搭配相结合的办法，采用按初级社时期各队所有土地归还原建制的办法，插花地根据自愿互利原则交换的办法，都可以。牲畜则随土地多少适当调整。关于体制下放后大队的职权，《报告》认为主要应是四个方面：一是属于政权方面的工作；二是党与政治工作；三是联村社工作；四是办好大队企业。关于粮食分配，《报告》认为基本口粮与劳动粮相结合的办法比较好。关于山林问题，应一律归大队所有，划片分给小队管理，山林收获，大队提2～4成，其余归小队。中共中央认为邓子恢的报告很好，1961年11月23日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建议各省委第一书记都采取这一方法，带工作组下乡，做10天左右的调查。
2月13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正式决定改为以相当于原初级社规模的生产队（二三十户）为基本核算单位，并且规定"至少30年不变"。这一规定，也写入了1962年9月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之中，并成为此后长时间里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
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年10月9日，首都北京举行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50周年纪念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出席大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代表何香凝等，在纪念大会上讲了话。
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是杰出的民主主义者，他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孙中山先生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能够通过革命实践，吸收经验教训，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地向前发展和进步。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产生了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中国共产党，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孙中山先生不顾反动势力的阻挠，毅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采取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是一个伟大不朽的功绩。
周恩来同时指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旧式的民主革命。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任务。我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说明了在帝国主义时代，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我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社会主义新生活。他在讲话最后指出：全国人民的大团结，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依靠这个团结，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让我们继续加强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为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伟大的胜利，为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最后统一而奋斗。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代表何香凝在纪念大会上讲话。在讲话中她赞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事业，回顾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她指出，我们当中许多人都经历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时期，不少人还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斗争，今天回顾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历史，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国家才会有前途，个人才会有出路"。
月9日，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宴请各地来京的辛亥革命老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出席宴会，并向老人们亲切致意。同日，辛亥革命历史文物展览会在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展出。
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一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社论。同日，武汉、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各界人民亦降莺举行纪念活动。
月16日至21日，在武汉举行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10多个地区的史学工作者和辛亥革命老人一起进行了学术研讨。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大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于1961年10月17日至31日召开。周恩来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参加了大会。代表团成员有彭真、康生、陶铸、刘晓。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和《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的报告，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进一步大反斯大林；重新猛烈攻击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所谓的"反党集团"。对于这些，中共是有看法的。特别是在这次大会上苏联领导人公开指责未被邀请参加大会、与中国党关系较密切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另一个党的恶劣先例。中国共产党必然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日，周恩来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读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的贺词。周恩来在讲话中指出：1957年和1960年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的莫斯科会议，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宣言和声明指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是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的保证。维护这种伟大的团结，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义务。宣言和声明还指出，我们社会主义各国之间，我们各国共产党之间在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兄弟般的互相支持和合作。我们必须很好地团结在一起，必须像爱护眼珠一样地爱护我们的团结，决不应该有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言论和行动。针对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作法，周恩来在讲话中严肃地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的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中国共产党真诚地希望，有争执和分歧的兄弟党，将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在互相尊重、独立和平等的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我想，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具有的立场。
月21日，周恩来拜谒了列宁、斯大林陵墓，并敬献了花圈。在大会期间，周恩来同赫鲁晓夫等进行了会谈。
在和苏共领导人的会谈中，周恩来坦率地谈了中共对苏阿关系、斯大林问题和苏共"二十二大"的看法，再次批评了苏共领导人在苏阿关系和斯大林问题上的错误。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劝告。周恩来于24日会议还没有结束就提前回国。25日至26日，中共代表团代理团长彭真等赴列宁格勒参观访问。31日，彭真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离苏回国。
为了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的认识，采取有力的措施，进一步扭转困难的经济形势，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及部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七千人大会"在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仍然肯定了"三面红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
由于七千人大会后，从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方面发现对困难仍然估计不足，于是在1962年2月21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陈云在会上讲了系统的意见。2月26日，陈云又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题为《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讲话。
正当全党坚决贯彻执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时候，由于"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彻底纠正，党内各方面意见的分歧日益暴露出来，使纠"左"的进程又发生了曲折。1962年9月，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就国民经济的调整继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八届十中全会的主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全会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这不仅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而且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月至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地区进行了一场击退印度军队入侵的自卫反击作战。
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三年"大跃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从1960年冬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从严峻的现实出发，重新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由于各级干部长期受"左"的影响，思想上还有一些不同认识，对困难和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贯彻实行中还不很顺利。八届九中全会上定的1961年某些已经过高的指标，仍然被突破。有些干部担心政策多变，不敢大胆调整，害怕陷于被动；有的干部鉴于历史的经验，怕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政治帽子，因而采取等待观望的态度。虽然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做多方面努力，但实际工作中收效不大，经济困难还在加剧，矛盾和问题继续暴露。为了总结经验，提出办法，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坚决全面深入地调整国民经济，改变极为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于1961年12月21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根据近几年的一些经验，认为这种一般规模开法的工作会议，还不足以最有成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达到统一全党思想与行动的目的，于是决定召开一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