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桥兵变
“陈桥兵变”是赵匡胤发动的夺取后周政权的军事政变。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年仅7岁的周恭帝继位，无法管理政事，国家政局开始动荡不安。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即后周二禁军统帅，掌握着后周的军事大权。公元960年春，他令人谎报北汉和辽会师夹攻，并奉命带兵北上。大军行至开封东北的陈桥驿，在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和谋士赵普的共同策划下，授意将士将黄袍强加于赵匡胤身上，欢呼万岁，拥立他为皇帝。正月初四，赵匡胤回师京城，部下强迫周恭帝禅位，赵匡胤轻易地夺取了后周政权，改国号为宋，建立了赵宋王朝。
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是宋太祖赵匡胤为加强中央集权而在军事上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富有政治斗争经验的赵匡胤非常清楚，自五代以来，朝代的更替基本上是随着军权的得失而转移，为了防止“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类的事件重演，他就必须设法解除高级将领的兵权。
赵匡胤在即位第二年（961年）的秋天，在宫中专门宴请石守信等高级将领，劝他们不如多积金帛，独自享乐，放弃兵权。到地方上广置良田美宅，自己既可以享乐一生，又可以使军臣相安。这些将领们明白了赵匡胤此举的目的，于是纷纷上表称病，请求解除自己的兵权。太祖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军职。不久，太祖以同样的方法罢免了各藩镇的节度使。这样，禁军与藩镇的兵权都集中到了赵匡胤手里。
澶渊之盟
北宋前期，辽的力量逐渐强大。辽军常到黄河流域扰乱或掳掠。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辽军对宋朝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萧太后率20万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达澶州北城（今河南濮阳），矛头直指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当时东京与澶州仅一河之隔，情势非常危急，朝廷上下手足无措。宰相寇准极力劝说真宗御驾亲征。十一月，宋真宗来到澶州城，极大地鼓舞了宋军的士气，他们把几千个前来攻城的辽兵杀得落花流水。在随后的战斗中，他们又射死了辽军先锋萧挞览，狠狠打击了辽军嚣张的气焰。辽军士气低落，寇准力主乘势进军，收复失地。但宋真宗不敢与辽军决战，于是宋辽进行议和。宋真宗派曹利用赴辽营谈判，条件是不准割地，岁币（北宋政府每年给辽、西夏的钱财等物）“百万之下皆可许”。寇准觉得岁币数太多，就对曹利用说：“不得过30万，过30万，我斩了你。”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辽国皇帝称宋朝皇帝为兄；宋每年向辽进贡20万匹绸缎和10万两银子；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相互侵犯，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随后，辽军将军队撤了回去后，宋真宗也班师回京。
宋真宗不顾爱国将领的反对，为了一时的苟安，屈服投降，签订了协议。这就是历史上的“澶渊之盟”。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升任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调回京都，与枢密副使富弼、韩琦等人一起主持朝政。当时，北宋王朝的统治已经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积贫积弱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管理层内部黑暗腐败，且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在军事上将帅分离，战斗力大减；百姓的赋税沉重，各地不断爆发农民起义；同时，国家财政人不敷出，一些少数民族乘虚而入。国家内忧外患，处境艰难。宋仁宗心急如焚，多次召见范仲淹等人，希望以改革扭转国家的危局。范仲淹总结了从政28年的经验教训和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针对当时“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敌（指辽夏）骄盛，寇盗（指农民起义）横炽”的现象，向宋仁宗呈上着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主张：“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轻徭役”。以整顿吏治、选拔贤能、发展生产、巩固国防等措施缓和社会矛盾，稳定阶级统治。宋仁宗十分赞同，于是，命范仲淹主持了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
在范仲淹的严格考核下，大批冗官滥吏被革职除名，同时，提拔起用了大批精明能干的官员，官府办事效能大大提高，北宋政权开始有了起色，新政大受称赞。但同时，范仲淹的改革措施也限制了大官僚和大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这些人集结在一起，掀起了一大股反对新政的浪潮。使宋仁宗不免有些恐慌，对执行新政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庆历四年（1044年），宋仁宗下诏废止改革，解除范仲淹的职务，并将他贬至邓州（今河南邓县），富弼、欧阳修等主张革新的人士也都相继被逐出京城。仅持续了一年零四个月的新政随之宣告失败。
王安石变法
1068年，年轻有为的神宗即位，决心要开创一个全新的局面。而此时的北宋，阶级矛盾、社会矛盾都越来越尖锐，少数民族的政权也逐步加强了攻势，封建统治亟亟可危，变法势在必行。神宗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早有耳闻，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将王安石从江宁调回京都，并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熙宁三年又将其提升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相），主持变法事宜。
王安石看到国家内忧外患，社会矛盾重重，大胆提出“天变不足畏、祖法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引起了当时包括司马光在内的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们崇尚“祖宗之法不可变”，认为王安石的思想主张是大逆不道。王安石据理力争，与反对派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的辩论，最终赢得了神宗的支持，开始了持续16年之久的熙丰变法运动。
为了富国强兵，为了国家长治久安，王安石的变法始终围绕着“理财”和“整军”两大主题。理财富国方面主要推行了青苗法、均输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等，一方面限制了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和大商人操纵和控制市场的局面，一方面使得农民能够专心生产，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整军强兵上主要是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使军队的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王安石的一系列变法措施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到元丰年间，不仅改变了原来积贫积弱的现象，还使得府库充盈。而在军事防御上，在熙宁年间就收复了唐朝中期以后就失守的旧疆域，使2000多里的领土重新回归中国。
尽管王安石的变法于国于民都受益匪浅，但却触动了一大批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连两宫太后都与反对派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变法。如此强大的压力，让神宗有些犹豫。一天，他问王安石说：“有人说我们不怕天变，不听舆论，不守祖规。你看该怎么办呢？”王安石坦然道：“圣上用心打理朝政，就是防止天变；圣上早已征询意见，就是照顾舆论；至于祖规，本就应顺应时代。”但神宗依旧犹豫不决，再加上熙宁七年（1074年），河北闹大旱，反对派势力硬说是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使得新政迭遭阻碍，困难重重。王安石气愤之余，上书辞职。次年，神宗又召王安石回京当宰相，但没几个月，天上出现了彗星，又被反对派说成是不吉利的预兆，趁机攻击新法。1076年，王安石再次奏请告老还乡，回江宁府。
1086年，神宗去世，不满10岁的哲宗即位，以高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得势。新法在不到一年内几乎全部废除，变法宣告失败。同年，王安石也在无限的忧愤中与世长辞，黄泉冥道唯叹息而已。
“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皇帝，大多信佛，唯真宗赵恒与徽宗赵佶迷道。赵恒在位时，没有一年没有关于道教宫观之事，赵佶与赵恒相比，则显得更为痴迷。公元1113年九月，赵估赐号方士，王老志号洞微先生，王仔昔号通妙先生。之后，又诏求道教仙经于天下。赵估对道教的崇奉已趋狂热。迷信道士，厚待道徒。公元1114年正月，置道阶26级，赐号先生、处士等。秩比中大夫至将仕郎。公元1116年正月，徐知常推举方士林灵素入朝，赵估置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先生。在自己出生地福宁殿东建玉清神霄宫，铸神霄九鼎。林灵索在宫中聚道士讲道，赵佶在旁设帐听讲。赵估乃自称“朕乃上帝元子，为神霄帝君”，诏令道令院册封他为“教主道君皇帝”。十二月，又加林灵素号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另一道士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其官秩相当于中大夫，出入词引，以至于与诸王争道，京城人称为“道家两府”。
赵估在位，道教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公元1116年闰正月，赵佶采纳林灵素的建议，依科举制度设立道学，自元士至志士凡13品。每年考士，道士做道官，允许一般士人参加。又听从蔡京之言，汇集古今道教事为纪、志，编为“道史”，诏令各地都修建道观。公元1118年八月，赵佶还御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员。公元1118年十月，又置道官26等，道职8等，道士皆领取俸禄。每一道观可得上千顷田地。凡设大斋，往往费钱数万贯。
靖康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