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酒是老者，他会对你喋喋不休，把他的唠叨全部塞进你的梦里；如果酒是妇人，她会用润物无声的体恤来滋养你向往远方的梦想。
酒是召集天下的邀请函和欢迎词，酒也是闯荡世界的告别书和通行证。荟萃南北才是药都，交流四方才是药都。正如那些附片客、地黄客、茯苓客、枣皮客、陈皮客纷纷在大码头港口泊船登岸，作揖于酒旗之下，成交于酒桌之上，握别于酒醒时分，樟树的药商也要在大码头辞别那醉着的酒旗了。
大码头，原先叫上石埠码头。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由邑人筹资修建，几年后扩建成为江西第一个宏大的石砌码头。码头岸边辟有广场，全部用花岗岩铺砌，宽敞平坦，可容千人聚集，数百推车挑担者歇息候渡毫不拥挤。广场正中建有颇为壮观的望津楼，与对岸高大的知津亭相对。广场下面依托河岸建石阶三十七级，每级宽度正好适合肩负重担者的步伐。码头分四段，分别用于装卸货物、上下旅客和义渡停泊等。石阶中等距离安装铁环六个，望津楼左右各立石柱一根，皆为适应水位变化系船而设。我驻足重修的大码头上，遥望往昔的水涨水落。
醉着的江风，搀扶着醉了的人，上了醉着的船；醉醺醺的船，飘飘摇摇，随醉着的江水驶向醉眼的前方。
酒，丰富了人生的滋味。酒，也让许多的人生瞬间变得丰富、复杂和微妙。比如，因为酒，辞别便会有不同的意境、不同的心绪和不同的表情，便会有饯别、叙别、惜别、留别、阔别、诀别之别，如此等等。
我想，奔走四方的樟树药商，在离家出门前，一定要邀拢同伴豪饮一顿的，要么，与妻对饮，与月对饮，与自己对饮。因为，前路茫茫，需要酒来壮胆；因为，离愁别绪，需要酒来抚慰；而发家致富的心愿，更需要酒来灌溉它，或者，陶醉它。
民勉贸迁，是樟树人的传统。明初，樟树就有少数游医开始外出游诊，一些药农则以肩挑车推或船载方式，往来于药材产区或药商集散之地贩卖药材。有的人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即回乡开店卖药，命运不济者，便流落客地，继续以贩药糊口。明代中期，参与贩卖药材的人数渐渐增多，成为樟树经济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樟树药商大举奔走四方，是在明崇祯年间，因为天灾人祸相侵，大批农民破产，被迫背井离乡，“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者尤多”，或依附邻里乡亲习医行贾，或投身药贾之家，沦为贩运药材的苦力；即使素来殷实的农户，也因农村经济不景气，无法安居而弃农经商，或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迁居外地，开店卖药。明崇祯《清江县志》载，清江知县秦镛《劝务本业歌》中写道：“贫者流离非得已，富者何为变行贾？为官尚欲辞斗粟，作客何心弃乡土。辞家转盼七八年，出门转辗数千里。不惜家园久别离，那堪道途多梗阻。陆行既怕虎狼俦，水深又恐蛟龙得。一朝疾病兼死亡，十万腰缠亦何益。吁嗟乎！上有高堂白发垂，下有闺屮少妇朱颜改，稚子成行未识面，劝君束装归去来！”其言辞恳切，令人动容，其中充溢着对药商艰辛的体恤之情，又揭示了当时外出打工贩药的，并非只是破产农民，还包括不少富裕户，隐约透露了樟树人行走四方的背景。
秦镛出任清江县知县之际，大明王朝已是日薄西山。夕照里的樟树景象是，盗匪横行，赋税沉重，民不聊生，因而城市萧寂，农民逃亡。在这个素有“才子之乡”、“多士之邦”美誉的地方，士人已不能安心于书斋攻读，有的被迫“窜身市籍”，改而经商。秦镛看在眼里，上任后即改革赋税以减轻平民负担，剿匪以保百姓安宁。此外，为了改变当地陋习，用心良苦的他还亲自煞费苦心编写《五劝四禁歌》，令人传唱，以抑恶扬善。其五劝者为：早完粮、公水利、务本业、行保甲、立社仓。其四禁者为：禁窝盗、禁恩子赘婿、禁好讼、禁轻生亡命。九歌传播，民风改变，百废俱举。同时，他“修梅家畲以捍水灾，新萧滩驿以安行旅，葺大德门以御暴客，建立义仓以备赈贷，釐正名宦乡贤祀典，无舛无漏，以兴教化美风俗。”所以，任期五年后，当秦镛离开清江时，“邑父老子弟云集雷呼，拥前旌不听去，或怀果提壶，追饯三百里外，依依不忍别。”
许多地方都把当地的风水景观凑成八景，以为自豪。樟树亦不例外。樟树有临江八景。其一为樟镇风帆。作为繁忙的药材集散地，这一景致无非指的是，樟树河面千帆如云、樯桅如林的壮丽图景。然而，那风既和煦也凛冽，那帆既顾盼又坚执。于是，那位秦知县不禁在《樟镇归帆》一诗中概叹——
何处千艘集井烟，屹然雄镇想当年。
只今细数归帆少，缗算应捐百万钱。
飘摇的酒旗，在眺望着归帆，数点着归帆。归帆如鸟，翩飞在天的尽头、水的尽头、心的尽头。药商一般三年回家一次，慈母倚门长叹，娇妻望穿秋水。归帆寄托着亲人的盼归之情，归帆是许多樟树人心中的吉祥符号。
尽管身后是万般缱绻，眼前是万里之遥，樟树药商仍要执意远去，他们的身影披挂着一叶叶白帆，弥散着一阵阵药香。和明末迫于生计的闯世界不同，清康乾年间，樟树药商走南闯北为的是逐利四方。这一时期，随经济迅速发展，樟树药业鼎盛，许多药商积聚了大量资金，需要谋求发展，所以，他们纷纷到各津要之地去开行设号，到著名药材产区去包山设场，采种或炮制药材。这些富商为扩大技术力量、增强竞争能力，不惜用重金聘请家乡的识药能人、制药巧匠、药工师傅和药业经纪人才，并从家乡带大批徒弟到新开辟的地区去。而那些药工和徒弟经过几年辛勤劳动，一旦积攒了资金，就定居下来，独立门户开药店。樟树当年有民谚说：“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几年当老板，赤膊光腚去，长袍马褂归。”这时的樟树药商已不同于明末的“持空囊而奔走四方”，而是身裹重金或身怀绝技，通过设场炮制和设店经销方式，到产药地区或交通口岸从事加工炮制和设置网点贩运经销。
到了清同治、光绪年间，樟树出现第三次大规模的药商外出，主要原因是战乱和洪灾。为生计所迫，樟树人纷纷出外投亲靠友、从贾习药或学徒打工，成群结队避乱逃往湖南甚众，遍及湖南各地。
至此，“吃药饭”的樟树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大约到了清道光年间，樟树药商正式结帮，除樟树镇人外，还包括临江府清江、新淦、新喻、峡江和南昌府丰城县的药商，因此樟树药帮在外又被称为“江西帮”或“临江帮”。据说，药帮的正式名称于道光九年（1829年）出现在祁州药市。各地药商集资在祁州药王庙前铸造了两根铁杆，底座上铭刻捐资名单，共十三个帮，其中有江西帮，而江西帮正是以樟树药商为主体构成的。江西帮与京帮、川帮并列为全国三大药帮。省外的樟树帮以湖南湘潭、湖北汉口、四川重庆为中心据点，分别向全国各地辐射伸展，构成了全国规模的樟树药业网。
湖南是樟树人涉足最早的地区之一。樟树药商在湖南分布最广，店号最多，人数最多，几乎深入到湖南全省的所有县城和圩镇、乡村，以致湖南流传有“无湖南不成粮子（兵），无樟树不成口岸”的谚语。长沙有影响的老药店有：陈源裕、鄢福兴等。长沙坡子街长约一里，是樟树药商的汇集地，著名的老牌大药店劳九芝，上至经理下至药工，全是樟树人；樟树药商在明末到达湘潭，后来逐渐向湘省内地深入。清康熙初年，樟树东乡程坊村一个姓黄的药商在湘赣间贩运药材数十年，清乾隆二年（1737年）向官府备案注册，取得牙行经纪行帖，在湘潭正式办起药材行，专为客商代买代卖。在黄某的影响下，到乾隆四年（1739）年，在湘潭已创办了十家樟树药商经营的药材行，有四五百人之多，成为樟树药商在湖南的最大据点。此后，湘潭的药材行就―直由樟帮经营，直到新中国成立。抗日战争中，旅湘潭樟树药商达到最高峰，有药材行三十家，除眷属外有一千七八百人；清乾隆初年，聂承宗到达湖南常德，继承外祖父在东门外二铺街开设的聂元泰药店，自制自销八宝眼药、附桂紫金膏等成药。清同治年间，聂振茂号达到顶峰，在樟树、汉口、湘潭三地均设立茂记药号，在河北祁州，河南禹州，四川重庆、灌县，广东广州，浙江宁波，辽宁营口等地设立药庄，并成为祁州药市上最为活跃的生力军，因而得名“江西帮”，成为祁州十三帮之一。聂振茂药号仅常德总店就有雇员一百二十余人，年销售总额高达百万银元，纯利二十万元以上，名满大江南北。至1955年公私合营，历经八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又恢复聂振茂药号之名；走方郎中聂丹生于清康熙年间先在湖南湘乡一带行医卖药，雍正元年（1723年），在湘乡镇湘街创办聂顺兴药店，历经八代，几经兴衰，一直延续到1956年公私合营，是湘乡首屈一指的大药店。
樟帮在湖北汉口，包揽了全部药材行、栈的药材转运，成了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药帮。在汉口经营的樟树药号有几十家，从业人员三百多人，居武汉所有药帮之首；樟树药商在四川重庆经营药材也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四川是我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也是樟树药材的主要货源之一。重庆是樟树药商在四川最大的经营基地。在重庆，樟树药商开设了二十多家字号，主要有裕隆恒、聂开泰、陈怀记、保安堂等。以重庆为中心，分别向成都、灌县、绵阳、泸州、宜宾、万县、南川等地发展，直到甘肃岷县和碧口；樟树药商在广州、香港设庄，始于清道光年间。初时，广东南雄、曲江一带的樟树药店于广州开分店。清咸丰、同治年间，樟树广浙药号乘洋药集中于香港之机，在广州、香港开店七八家，到清光绪年间，发展到二十余家。
在江西省境内，以南昌、吉安、赣州为中心，樟树药商几乎占领了省内的全部药材市场。南昌是樟树药商实力最雄厚的地区之一，明崇祯年间，已有樟树药商在南昌经商。清乾隆时，樟树药商聂荣在南昌磨子巷开设“金福堂”，是当时南昌较大的药店。清末民初，南昌有近四十家药店，其中著名的有黄庆仁栈，其次是樟树国药店、卢仁堂、元生药店等。吉安是樟树药商早期打入的商埠。隋唐间，樟树药商就到吉州买卖药材，明、清时期吉安更是樟树药商首选之地，后来扩展到遂川、赣州等地。民国期间，吉安城内药材行、号、店有四十余家，樟帮就有三十一家。赣州的中药业基本上由樟帮包揽，赣州城内有条街，明时称“米市街”，清代叫“樟树街”，全变成卖药的。如此等等。
樟树有俗语称“店无亲人莫开”。在各地经营药业的樟树人，多半有着亲邻关系，是亲缘或地缘的情感纽带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客居异地的环境，更需要他们相互提携，用共同的情感砌起捍卫共同利益的营垒。樟树药帮正是这样一座营垒。这座营垒以亲情、乡谊为基石，以药德、帮规为梁柱。
樟树药帮由原临江府所属四县清江、新喻、新淦、峡江，加上樟树近邻丰城共五县的药商组成。各地组织的名称不统一，也没有统一的总体组织，各地完全独立。但是，一旦对外，各地组织之间便互相呼应，互相支持，一方有难，八方相援。例如，统一竞争步伐，通报各地行情，协调价格，调剂余缺甚或相互支持，一同采购和垄断某些紧销药材等。
数百年来，药商均以药王庙、三皇宫为活动中心，所以三皇宫习惯上成了樟帮组织的代称。江南各省，尤其是湖南、江西两省，几乎每县都建有三皇宫，其下又有各种形式的组织机构。各地樟帮的堂会组织，尽管名称不一，但其性质相同。樟树三皇宫之下，有归仁堂、守信堂、集仁堂、亲仁堂等名目。归仁堂由全体药材店、号、老板组成，守信堂由各药行的朝奉（经纪人）组成，集仁堂由各店栈房的伙计组成，亲仁堂则由各行、号、店的学徒组成。药商、药工参加了堂会才会加入樟树帮，只有入了帮才能在本帮药材行、号、店、庄工作。药帮加入堂会，都要交纳相当于一个月薪资的入堂基金。亲仁堂、集仁堂为银元五角，守信堂为银元十元，归仁堂为银元五十元。会费只需缴交一次，一次交齐。如果不加入这些组织，在药界的活动就要受到限制。例如，不入堂的朝奉不得在药圩进行交流活动，也就无法进行业务往来，甚至工作也没有保障。如果触犯了帮规、店规，则要提交三皇宫研究处理等。
外地如赣州为集贤堂，南昌为敦仁堂、敦义堂，湘潭有全美堂、崇谊堂等八堂，而以崇谊堂执牛耳，统管各堂。各地活动地点都由当地帮内药商共同集资兴建，多以“三皇”、“仁寿”命名。湘潭和省内一些地方也叫“三皇宫”，武汉、重庆叫“仁寿宫”。各堂头领，有的叫董事，有的叫首事，也有叫堂长的，起初多由各行、号轮流主持堂务，一年一换，称为“值年”。后来，头领改为由推举产生。被推举的头领多半是在当地商号有极大影响的商务活动家，也是极有经济实力的大行号老板或有威信的朝奉、伙计。
樟帮的名称虽然不统一，但樟帮宗旨、组织形式、活动内容却大同而小异。虽然彼此没有见诸文字的统一帮规，但百十年来口耳相传所形成的惯例，就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发挥着相互制约的作用，执行起来相当严格，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人敢于触犯。
帮规首先是用人的规定。各药材行、号、店、庄，不准带别籍人做学徒，不准请别籍人做伙计；其次是约束樟帮成员的规定。无论先生、伙计、徒弟，不准赌博、偷盗、嫖娼、抽大烟，不准挪售客货、挪用客款，不准携带家眷（清末以后渐松），不准同当地妇女结婚。如有不良行为，即行扣押被服行李，经公议后予以开除，并通报全行业，永不录用；帮规还有药材交易上的规定。不论品种，不论数量，凡药材成交，必得通过药行。违者，与买卖双方断绝交易关系，佣金只收卖主一方，买方不负担任何手续费。保证不瞒秤、不吃价、不短斤少两，也不贴秤、贴价、贴行佣，远近无欺，公平合理，成交后悬写粉牌，公之于众。
最后是药帮收带学徒的规矩。由于樟帮收带学徒不带外人，仅带清江县及邻近之亲朋，所以学徒与老板（师父）之间，大多沾亲带故。学徒一般要三年出师，不满三年不准回家，契约明文规定：“如有走南逃北，与店无涉；如有亏空，荐主负责。”学徒期间，除由师父供给食宿外，每年还付给学徒三吊左右零花钱，大概就是三百个铜板吧。学徒须做到三稳，身稳、手稳、口稳，即不嫖不赌、不偷不盗、不多嘴嚼舌。学徒劳务繁重，除洗药、切药及收、晒药品外，还需做大量家务劳动，如上下店门、挑水、扫地、磨刀、帮厨及替师父打洗脸水、铲火炉等，晚上还得搓点火吸烟的纸媒、抽去麦冬内芯。旧时药店多敬奉财神赵公元帅、药王孙真人、观音大士等三尊菩萨。徒弟须每日早晚装香一根或三根敬神（忌装两根香，认为这是筷子香不吉利）。故师父常告诫学徒：“清晨早起要思量，爽快穿衣急下床，抹锅洗灶宜洁净，洗面装香敬药王。”学徒也需背读《药性赋》《汤头口诀》，兼习珠算。更多的药行知识，多为实践经验，由师父口传心授。对不同形态和质地的药材，须切成众多花样，仅中药片子就有圆片、瓜子片、柳叶片、骨牌片、薄肚片、鱼鳞片等数种之多。切片时，师父示范后，由徒弟操作。遵规炮制中药时，师父则在旁边，一边烧火，一边指教。学徒满三年后，一般还须谢师一年，继续帮师父处理药务，工资由师父定。一年之后，学徒方可自行开业。解放后，中药人员逐渐改由中药院、校培养，但是樟树药帮仍保留有中药带徒的学习方式。
上述帮规有如法规，虽然不成文，但执行却很严格，即使家财万贯的老板，若违犯了帮规也被鄙之为“卖饭碗”而遭受斥责。解放后，樟树药帮帮规中一些好的方面仍在国内药店、行业中执行，并加进了一些新的内容。
在中国医药史上，樟树药帮独领风骚，声名远扬，其成功秘诀首先是远购深销。中药材是特殊商品，中医方剂多为复方，一张处方几味乃至几十味药，而且缺一不可。中药材又来源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植物、动物和矿物，这就决定了中药材交流、余缺调剂的必要和重要。世上没有哪个地方能百药齐全，也没有哪个地方不出产药，因此，各地都互有需求。有的药材在产地俯拾即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视若珍宝。中医药界重视药材的产地，对正宗地道的药材非常迷信。樟树药帮正是利用这些特点，深入药材产区、产地采购，远销需缺地区。这样，既降低了成本，又提高了药材品级，从而创造了较高的利润；第二条秘诀是加工增值。樟树药商历来重视药材炮制，自己炮制，自己销售，不肯让利于人。如厚朴，在抗战前购入时只值银元一二元，经过抖择，去掉灰尘、杂质，可卖三四元，炮制之后，可卖十元以上。又如肉桂，经抖择、蜂蜜浸制，提价十倍。因此，中药界有句行话叫“药无十倍不卖”；第三条秘诀是创造品牌。明清以来，樟树药帮各店号都重视中成药的生产，并有自己的名牌产品。这些名牌产品或来自古典医籍，或从民间验方、秘方中整理提炼而来，有的则是以巨资求购而来。湖北通城樟树药帮的关全顺药店，为求得长沙百年老店、久负盛名的劳九芝的配方秘本，不惜动用巨款，收买劳九芝的技术人员，将配制成药的方剂六百余页全部抄来，作为自己的配方标准。黄庆仁栈是樟树药帮的名牌店号，它经过许多曲折，终于发掘出宋代普宁寺高僧慈济大师遗存的急救秘方黑锡丸，并创新为“参茸黑锡丸”，成为独家生产的名药；第四条秘诀是医药相济。“药以医而灵，医以药而显。”樟树药帮历来是医药一体，医药相济。明清五百年间，樟树镇出了二十多位在江西颇有名望的中医，他们有的是由药而通医，有的是由医而业药；第五条秘诀则是“重然诺，爱名检”。“天人共鉴”是樟帮的座右铭，他们不敢欺心误人、自己砸牌子。炮制中药，提倡“制虽繁，不惜工”，精益求精，一丝不苟。饮片配方绝不以劣充优，以伪当真。所制膏、丹、丸、散，都选料上乘，配料充足，货真价实。一些药材行、号、店，为了取得信任，常将霉烂变质的药材公开焚毁或抛入赣江。长春药号每逢杀鹿、杀驴之前，都要敲锣打鼓牵着活鹿、活驴游街，然后当众宰杀，以提高药店信誉。黄庆仁栈有一次误进一大批假驴胶，发现后便当众装船运到江心抛掉。在药材、成药交易中，讲究按期交货、按期付款，如有误期，均承担利息并赔偿损失。药材行代客购货、存货，如遇伪劣药材或有虫伤鼠咬、霉烂变质，也都由药材行承担责任。有店家的楹联可窥见其行医卖药的行业道德，如“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但愿世间无病，何愁架上生尘”，“用药如用兵，岂能不谨慎”，等等。
来自故乡的美酒佳酿，一回回把各地樟树药人拥抱在一起，让他们相拥而泣，或者把酒相庆。樟树药帮最隆重的庆典是药王会。相传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是药王孙思邈的生日，樟树药业界便在这期间举行药王会。药王会的活动时间较长，从四月二十七日开始，一直延续到五月初五。全国各地樟帮组织也都要发动成员举办药王会庆典，欢庆甚至延续半月之久。
四月二十七日晚，药王会庆典拉开序幕。是日晚上，各中药店即开始为药王庆寿。药店要摆酒席，宴请伙计和学徒。宴席上，所有人都要吃寿面。二十八日，药店伙计、学徒放假休息，老板亲自站柜台拣药。中午，药店继续设宴庆贺，邀请本地中医及亲朋好友赴宴。席间，老板及老板娘亲自提壶，向药店伙计等一一敬酒。晚间仍须设宴，并请戏班唱戏，招待宾朋。五月初一、初二，庆典活动地点由各药店转移到会馆或三皇宫、药王庙、仁寿宫，内容转为各药店老板集会，洽谈生意，交流药材。其间，也饮酒看戏。五月初五，庆典活动进入尾声，活动范围由药业界扩大到民间，樟树老百姓纷纷去野外采挖草药。相传药王菩萨于端午日下界，端午这天采挖的草药最灵。所以，用端午日采挖的车前草、串竹青、夏枯草、淡竹叶等中草药煎成的午时茶，颇受顾客欢迎。听说，樟树药帮在药圩召开药材交流会时，宴席的规模一般需要二十至五十桌。1943年，湘潭药王会设宴竟达一百桌，客宾千人之众。
旧时，樟树药帮过年也非常热闹。过年期间，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陈设一新。从腊月十六日倒牙起，各药材行、号、店均停业结帐，而酒宴不断，喝的是“倒牙酒”。朝奉先生一直要休息到第二年正月第七日定了生意为止。从腊月二十四日起，家家锣鼓喧天，一直闹到新年元宵。腊月二十四设的是“小年酒”，除夕设“团年酒”。除夕之夜，各店家必须到三皇宫内张灯点烛，焚化纸钱，向药王礼拜辞岁。在大年初一清晨，药帮的各堂董事齐集三皇宫或仁寿宫团拜，然后分散活动。正月初二有“起牙酒”，初七为“生意酒”，十五为“元宵酒”。特别是正月初二的起牙酒最为丰富，正月初七的生意酒和元宵酒也很讲究。各家从正月初一到初六，每餐每桌备荤菜十二道，初八起减少一个菜。十四日还有六个荤菜。过年期间，饮酒尽量。老板、先生喝用屠苏药浸的大补酒叫苏酒，伙计喝糯米冬酒，一直饮到元宵。
即便平日里，药王也常在心中。旧时，中医诊所或中药店中也要敬奉药王。药王神案正中贴一红纸条，上书“药王会上十三代名医先师神位”，就象征着尊神在上，神台上则设置药王孙思邈的画象，像前安放香炉，早晚须装香敬神。
祭祀。宴饮。演戏酬神。三皇宫内的戏台上，上演过多少出让神明们欢娱的好戏？
我去拜谒三皇宫里的三皇和药王。坐落在城区里的三皇宫，至今保存完好，值得称许的是其周边仍有一些传统建筑拱卫着它，它所在的那条巷子叫药圩巷。三皇宫整个建筑占地三千平方米，为砖木结构，正中大门呈八字，此为三皇宫，门上端及两旁以豆绿色花岗石作框，横匾刻有“如游上世”，两边楹联是“历劫真师朝胜阙，终天草木载皇仁”。门墙砌豆绿石，浮雕人物、飞禽走兽、花草，刻工精巧。东西两侧另设小门，分别为关帝庙和文昌宫。三皇宫分上、中、下殿，进门从戏台下入内，此戏台即“过路台”，戏台正对上殿，是为了便于神明们看戏。要知道，上方正殿供奉的可是伏羲、神农、轩辕三皇，而左右神殿供奉着历代医药界圣医妙手，包括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皇甫谧、葛玄、孙思邈。
樟树药业信奉的神祗，正是以上的伏羲、神农、轩辕、扁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王惟一、李时珍、叶天士、皇甫谧、葛玄、孙思邈等十三位。在樟树药业界，流传着一首《药王十三代歌》，因口口相传，歌词至少有三种版本。其中一首歌词中的名单和排序正好和三皇宫供奉的神像吻合——
伏羲居首二神农，三代轩辕黄帝宗。扁鹊神医居第四，五名华佗妙医功。仲景居六七叔和，惟一先生八代中。第九时珍天士十，十一位是皇甫公。太极仙翁居十二，孙思邈坐十三宫。
“三皇五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其中的“三皇”伏羲、神农、黄帝，被医药界视为医药鼻祖，作为信仰对象而虔敬供奉。伏羲位居“三皇之首”、“百王之先”，相传伏羲根据天地万物的变化，发明创造了占卜八卦，创造文字而结束结绳记事的历史，结绳为网而用来捕鸟打猎，并变革婚姻习俗，发明瑟，创作了曲子。在医药界，认为伏羲作八卦使民知凶吉，疾病事关凶吉，故祀伏羲；神农即炎帝，乃传说中的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农作，神而化之，故谓之神农。《史记》和《资治通鉴》均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的记载；黄帝，号轩辕氏，医药界尊奉黄帝，是因为他创立了五行学说，中医讲阴阳，而黄帝大概是中国最早的阴阳大师。黄帝治百病的故事，广为流传。
其他药王的大致事迹是：扁鹊深入民间行医，创造了用切脉、望色、听声、写形的方法来诊断疾病；华佗，善于外科、针灸，创制了麻沸散。因为曹操治病，被曹操杀害。他医术精湛，深受群众爱戴；张仲景，精于经方，后世推崇其为医圣。在诊断方面强调“八纲”辩证外，还要结合相色、望形、听声、诊脉，著有《伤寒杂病论》，创造了病因学说和方剂学，在我国医学上影响最大；王叔和的主要贡献是总结脉学，编写《脉经》，并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皇甫谧是杰出的针灸学家，著有《针灸甲乙经》《帝王世纪》《元晏春秋》；王惟一也是针灸学家，著有《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三卷；李时珍著有《本草纲目》《濒湖脉学》《奇经八脉考》，而完成一百九十余万字的巨著《本草纲目》，历经三十年；叶天士，著有《温病论》《临证指南》等，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与辩证的基础；葛玄则是作为樟树药业的先行者供奉在大殿内及口碑中；在樟树，最受尊崇的神祗还是孙思邈，其神圣俨然就是樟树地方的保护神。
从樟树药帮崇拜和祭祀的对象、内容和形式来看，人们是把十三药王当作了行业神。行业神崇拜是随着社会分工和行业的发生、发展，以及行业观的确立而出现的，不仅“三百六十行，无祖不立”，而且大量的行业都把它们各自认定的祖师奉为神明，举行有组织的祭祀行业神祗活动。这一崇拜反映了行业群体的精神诉求和情感寄托，因而，行业神被行业弟子视为凝聚行业内部组织、加强行业内部管理、树立行业规范的重要象征，它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业缘关系的维系纽带和核心观念。在樟树，人们尊奉药王孙思邈，除了祈求灵神的庇佑外，还着意要弘扬他“人命至重，贵有千金”的品德。
孙思邈为道士出身，葛玄则是道教里的葛天师，又称太极仙翁。仅由此二例亦可窥见道教神仙与医药行业神关系之一斑。作为土生土长、以人为本的宗教，道教神仙谱系的来源，包括对中国古代“天神、地祇、人鬼”等原始宗教神仙信仰的继承和改造，对神话传说人物的继承和改造，以及将自周代以来的各个朝代所敬奉的国神加以神话，这一庞杂的神系中有体现自然崇拜、图腾崇拜、部落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灵魂崇拜、行业崇拜的神仙，有承袭民间俗神崇拜并经改造而赋予了道教色彩的神灵，有本着有功于民则祀之的原则而为百姓顶礼膜拜的人神。其实，对照民间崇拜中庞杂的俗神群像，要廓清相同或相似的神祇究竟是由民间俗神摇身一变而成为道教神仙，还是从道教神坛上走下来而成了属于民间崇拜的行业神，并不容易。
中医药学是人类文化中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其发生和发展的历程与中国道家哲学息息相关、与道教学者以身体力行的医疗实践所做的贡献密不可分。所以说，医道同源，医道双修。阁皂山是道教三大名山之一，是道教灵宝派的祖庭，因此，道教和中医药学在樟树有着渊源久长的历史。樟树医药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里，就有天师和道医。
比如，樟树中药真伪识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中，其创始人为东汉时正一道派创始人张道陵。张道陵在閣皂山采药、行医、布道，并广收徒弟，教徒弟及附近村民采药、识药技术。其第四代孙张盛于西晋永喜年间移居龙虎山，唐玄宗在天宝七年（748年）封其十五代孙张高为“正一天师”，其后，张高追尊张道陵为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在樟树閣皂山开创了识药技术之先河；樟树中药真伪识别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第一代为三国时的葛玄，他在樟村皂山采药、行医、炼丹，前后达四十二年之久，收徒弟五百余人，传授采药、识药、行医、炼丹技术，至今尚留有洗药池、捣药臼等遗迹，其著有《断谷食方》等；第二代代表性传承人是南朝梁国的陶弘景，他在樟树皂山采药、行医、布道，特别对中药材真伪识别研究有突出贡献，中国药学学术界认为他开创了樟树中药识别技术和采药季节重要性的先河，是中国药物第一人，其著有《本草经集注》七卷，计七百三十种等，整理《神农本草经集注》，为中国本草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樟树中药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之创始人为东晋时的葛洪，他是饮片（咀片）创始人、火制（升炼丹）创始人和方剂（成药）创始人，其著作《肘后备急方》《金匮药方》成为樟帮药材炮制的金科玉律，其炮制规范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遵《肘后》。”
然而，在天师、道医们入驻三皇宫、受用人们的顶礼膜拜以前，端坐药师院的却是药王菩萨。魏晋以后，佛教在樟树的影响日益扩大，佛教信徒利用当时樟树四方人口杂处、多有镇民从事药业的特点，在药圩附近兴建起药师院。药师院始建于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供奉如来佛及药师佛，药师即佛教传统中的药王菩萨。《楞严经》云：“我无始劫，为世良医，口中尝此婆娑世界，草木金石……是冷是热，有毒无毒，悉能遍知……为别味因，从是开始。蒙我佛如来即我昆季药王、药上二菩萨名。”《大宝积经》云：“譬如大药师善能疗治一切诸病，自己有病，见诸病人而于其前自服苦药，诸病人见是药师服苦药，然后效服，各得除病。”所以，药师院初期成为镇民求神治病之所，是为佛教信徒阐扬佛教教义的一种义举。后来为药界人士所利用，逐渐衍变成药界人士活动的药业会馆。宋末元初，药师院迭遭兵燹，屡经修葺。明代中期再次改建，易名药师寺，供奉的仍是药师佛。
清初，樟树药帮组织药王会，遂把药师寺改建为药王庙。清道光《清江县志》载：“药王庙有二，一在天宁寺左，一在清江镇东门。”在药王庙内供奉的是孙思邈。此后，道教的神取代了佛教的菩萨，但是没有三皇的位置，直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药材商集资建三皇宫，殿内才开始供奉、祭祀远古三皇和十位名医。十位名医中，葛玄是樟树的医药始祖，孙思邈是在樟树从事过医药活动的全国名医，其他八位未有来樟树的记载，那么，樟树三皇宫为何要供奉他们呢？听说，这是有说法的。道光九年（1829年），全国有十三个药帮在祁州成立，当时只有“江西帮”，没有“樟树帮”，而“江西帮”以“樟树帮”为主体。同治四年（1865年），河南彰德府武安县合帮在祁州建药王庙，供奉名医张仲景，以后各帮都相继在祁州建药王庙，供奉自己本省的名医或药王。光绪十三年（1887年），樟树建三皇宫，为平衡全国各省药帮在樟树的关系，故于三皇宫内供奉八位知名度大的全国名医。我想，这其实也是为了招徕天下、凝聚天下吧？
樟树秀才裴柳书的《吴平风俗歌》，十分生动地为我们描绘樟树药商在风波里渐行渐远的背影和心情——
远别家山千万里，为觅蝇头作行贾。豫粤滇黔蜀湘鄂，不畏山川迢递阻。
江湖连筏犯惊涛，药材捆载放征艘。爷娘妻子走相探，屈指归期想纷纷。
十年赢得腰缠满，乡关何处音书缓。天伦乐事叙偏难，骨肉离情浑不管。何如游子早还家，定省无违乐自赊。
尽管“过了樟树河，舍不得亲老婆；过了薛家渡，顾不得家务事”，背井离乡的药商药工仍然执著前行，哪怕前路漫漫、前路莫测，哪怕前路有山岚瘴疠、洪水瘟疫、欺侮剥削以及各种凶险。初次出门的青少年，有些因水土不服，染病不治而客死他乡。因此，樟树有民谚道：“只见伢崽去，不见伢崽归。”寥寥数言，该凝聚了多少父母的血泪？据明崇祯年间和清乾隆年间的两部《清江县志》记载，从明末至清初的大约一百年间，共收录烈女二百七十六名，其中，因丈夫经营药业而客死在湘、黔、川等地的寡妇，就占了十分之一。这仅仅是烈女。对于出门在外的药商药工，比天灾更可怕的，恐怕还是人祸。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逃避不了繁重的捐税、吃人的利息、兵匪地痞的欺侮和老板的压迫。樟树药帮中曾广泛流传一首《抒怀念歌》——
一日离家一日深，犹如孤鸟宿树林。纵然此地风光好，难免思乡一片心。
思念离人的妇女亦有《抒怀歌》——
月儿光光照窗前，可叹明月缺半边。早知一去三年整，我只要郎君不要钱。
樟树药帮商人的无边离愁只有借酒排遣了。其实，故乡翘盼的归帆不只是药帮，还有浩浩荡荡随流而去的木帮。樟树有“河东药材、河西木材”之说。樟树的木帮叫“临清木帮”，明崇祯志有记载：“排木商豪，富甲诸贾。先年，多领部银，采买皇木，期会略为中醎，近时多以破家徙业矣。”看来，最早的临清排木行商当早于明崇祯年间，临清木帮是源于明初的一大商帮。
江西为南方木材的主要产区之一。昔时，凡所经营、砍伐的木材，均需通过水运经由赣江入长江，送达南京、常州等地销售，因此，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批从事木材经营的行商老板和放运排筏的木业工人。木排老板和工人，为了攫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保障生存，求得发展，便组成了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行会组织。这种行会组织是一种松散的，既不要履行什么手续，也没有什么约束。在江西，按照河床水位的不同条件和林材水运从业人员的多少，行会组织分为“赣老信帮”、“临清帮”、“洪都帮”三大帮别，惟以“临清帮”为最大。
临清帮的樟树木排老板大部分都是行商。在赣州、吉安等地购进木材，运往南京、常州等地。所雇请的放排工人当然也都是本地工人，主要木材集散地和转运枢纽城镇，如赣州、吴城、南京、常州等地，设有临清会馆。会馆中有董事等常年执事人员。南京上新河口有自己的停排港口，从上新河口至北河口约三至四华里的地段水流平缓，风浪较小，可以停靠大量木排，这段停排地段行话叫“滩上”， 由会馆集资开支雇有几十名人员，守卫滩上的木排，当时俗称“滩爷”。滩爷人数固定，不容任意增减，并领有铜牌为身份证，世袭制，但可转卖，时价值银洋两至三百元，其对象必须是清江县人。
明末，樟树许多破产木排商曾一度转而经营药材，但其中一部分人仍在继续从事木材采运。太平天国战争以后，各地重建家园需要购置大量木材，因而他们之中有人便一跃而成富豪，樟树木排业又趋于鼎盛，仍然是樟树的大行业。清同治年间《清江县志》云：“唯排木、药材之利甲诸郡。”据统计，当时全县常年扎运排木工人有三千人，盛时达五千人之众。木排老板资金雄厚，一般拥有数百立方米木材，最多的有一万余立方米，临清帮在南京、苏州、常州一带的排帮中有强大势力，享有盛誉。当时，赣江、鄱阳湖和长江水面上的木排，大多为临清木帮垄断。
有老人告诉我，临清帮在上世纪也有两个全盛时期。一是在1924年至1925年间，从赣州、吉安运来的木排停靠在临江河口，有几万两码子。民国年间，木材都是私人经营、采办、采销的，独资经营者居多，也有少数是集资联营的。一般木号一次的购销量约五百至一千两码子。而东里黄秀顺木号年购销达三千两码子，这样的木号是鲜见的，抗战时黄秀顺木号终于倒闭；二是从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诞生，木业复苏，临清帮大小木号有四百多家。其中大部分为四百至一千两码子之间的木号，如黄德泰木号、德泰义木号、大顺木号、天成祥木号等，后来兴起的怡丰隆木号则是少数最大木号之一，每年经营量约达四千两码子。此期间，临清帮的运销量占江西全省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四，在常州的年营业额达五百九十万元，经营数量达十七万两码子。
临清帮兴盛时扎运木排的排工达五千多人。木号不仅在江西各地，甚而远至湘、黔、桂等地采购木材，沿长江下运至鄂、皖、苏、沪，尤以南京、常州为最。直至1951年，樟树至新淦的赣江江面上还出现过木排停泊连绵达五十华里的壮观景象。
这种景象早就出现在诗里。清光绪年间，樟树人龚家达有《鄱阳湖排歌》三十首，其中一首云——
厚利生涯问木商，今年价较去年昂。还乡半是临江客，隔断萧滩水一方。
诗中所说的“萧滩”，即临江镇的古称。作者经鄱阳湖返乡，所遇排客“半是临江客”，都是自己的同乡，他们所驾的木排几乎将赣江水隔断了。
风波里的驾排人最信奉水神萧公菩萨，称之为王爷，临清木排帮的排架到达吴城，在扎成高达几米的深水排“江把”后，必须接王爷，即于排上搭上“哈达棚”，设王爷神位，摆上香案，点香烛，放爆竹，用三牲上供，敬酒，排老板整装上祭，祷拜，祈求平安。然后让两人送钱，一人用小铁丝穿上一迭迭纸钱点燃，沿着排边走一圈，另一人随后，将端在手里的干饭、茶叶，缓缓地一把把撒向江中。此时，排头香案前鼓乐大作。尔后，大家吃开排酒。排入长江后，老板每天早晚都必须上祭祷告。排行江上时，只要发现两岸有神庙社塔等，都必须燃香点爆遥祭，经过鄱阳湖上的小姑山时，必须停靠山边，由排老板或排老大等人，登岛到小姑庙敬香、祈涛。
朝向前方的神灵，高高举起一只只酒碗，而身后则是飘摇的酒旗。想必，神灵们有求必应，何况面对的是清香醇纯的虔诚呢。
我想，凭籍血缘和地缘关系，把樟树药帮和临清木帮团结在一起的，一定有酒。产自故乡的酒，就是来自故乡的某一位亲人，譬如一位慈祥的老者或一位温存的妇人。酒邀集众人，酒陶醉众心。醉倒在酒里，就是醉卧在来自故乡的亲人身边。如果酒是老者，他会对你喋喋不休，把他的唠叨全部塞进你的梦里；如果酒是妇人，她会让你枕在她的腿上，然后耐心抚摸你的身体和心灵，用润物无声的体恤来滋养你向往远方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