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地时代的风俗习惯和娱乐起初也是延续了英国中产阶级传统。新英格兰比较严肃，而南部的弗吉尼亚比较宽松。虽然存在着安息日和惩戒犯纵欲罪行的严峻法律，但生活方式却轻松愉快，再现了英国地主家庭的爱好风尚，猎狐、赛马、演马戏、赌博、斗鸡、跳舞、赛酒都被认为是体面的娱乐方式。由于散居在各自的巨大庄园里，从事种植业的家庭更是抓住一切机会进行娱乐，以暂时摆脱枯燥沉闷乏味的农村生活。
我们从弗吉尼亚绅士乔治·华盛顿的生活中就可以找到丰富的例证。华盛顿爱好讲究的服装——精纺的红布、金色花边、带有褶边的衬衫和银扣子。他喜欢美酒，每顿晚餐要喝四五杯马德拉岛产的白葡萄酒。此外，他还是个好骑手，爱好赛马，并多次参加赌马游戏，戏院、马戏团和斗鸡对他也有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他自己的家就是寻欢作乐的场所，1768年的两个月中有29天设宴招待宾客。他一方面要为社会服务，一方面要管理自己的产业，在担负国家的重任以前他甚至没有时间去阅读文学作品。在叙述如何消磨时间的日记中，他在年轻时只写下了关于他读过的著作的两篇短评；此后他或是没有发现值得一提的书，或是完全放弃了阅读。
宾夕法尼亚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与上述殖民地不同，它的法典禁止铺张浪费，贵格派教徒坚持简朴的理想，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他们倾向容忍而不强调一致，倾向探索而不要求权威。纽约的社会特征则更加鲜明，它的上层阶级不拘泥于有关娱乐的宗教禁令，不信奉英国国教，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
整个美洲殖民地之间虽然有某些类似之处，但在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上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南部妇女的风韵、种植园主图书馆中大量的优秀法文书籍、费城和波士顿商人餐桌上的华贵餐具、新英格兰农村人民的好奇心和寻根究底的精神、港口熙熙攘攘的事务活动、劳动人民的鲁莽以及知识兴趣的广泛，构成了丰富的美洲社会。
文化及神学的发展
在美洲出类拔萃的神学家中有两位巨人：学者科顿·马瑟，福音传教士和思想家乔纳森·爱德华兹。
科顿·马瑟在波士顿出生和长大，父亲是大名鼎鼎的牧师英克里斯·马瑟，英克里斯力图在马萨诸塞实行政教合一，使国定的牧师成为教会主人。继承父亲事业的科顿·马瑟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他研究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希望发掘神学的奥秘。他在印第安人中传道，并且关心种牛痘这种紧要的问题，他创作了几本巨著来论述宗教问题，人们评价他的文风和讲话风格一样强劲有力。
在1728年科顿·马瑟死后，耶鲁大学毕业生乔纳森·爱德华兹成为神学上空的新星。爱德华兹生于1703年，他的事业在殖民地时代临近结束时达到顶峰。这位康涅狄格牧师将福音布道和探索人类命运的深奥问题结合在一起。爱德华兹以自信和激烈的语言宣传福音，在当时的社会形成了一种高潮，像野火一般传遍新英格兰全境，蔓延到其他殖民地。他被译成几种外国文字的玄妙著作，激起了世界各地的新教神学家的热情和敬仰。
印刷业的发展为神学的传播提供了便捷，殖民地时代的美洲人狂热地探索罪恶的根源，不断印制烦琐的论文书籍，无休止地争论神学的难题，偶尔会爆发宗教狂热。每个教派、学派和有信仰的神学家，都希望维持其对现代世界知识界的绝对统治。与这些密切相关的自然科学和自由思想逐渐兴起和繁荣，1620年，清教徒开始在普利茅斯垦荒，弗朗西斯·培根爵士出版了《学术的进展》的第二部分《新工具》，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革命性的理论：人类可以通过观察和实验来控制自然；征服自然比经院哲学家的精于沉思默想更为重要。之后，约翰·弥尔顿宣告，知识应该从教会的检查中解放出来。
在医学方面，一些孜孜不倦的医学工作者也有了惊人的发现：1628年，剑桥大学毕业生、英王御医哈维发表了论血液循环的论文；在17世纪结束前，意大利医生马尔皮吉奠定了利用显微镜进行解剖的基础。繁星也成为人们探索观察的对象，达·芬奇、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将他们强大的光芒越来越远地射进天空的无边空间。在科顿·马瑟布道的年代，艾萨克·牛顿爵士正在阐明旋转在各自轨道上的行星的引力，在此情况下，天文学从巫术和占卜中解放出来。
这些新型的世俗学问将研究范围从肉类的腐烂扩大到星体的构成，这些学问的发展要求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还要有技术工具的配合。因此，1660年，英国建立了促进科学活动的皇家学会，并指定一个委员会对现代科学进行研究。
美洲科学研究会则提倡应用科学和实用技术的发展，它的会员包括了所有在各殖民地研究俗世学问的第一流代表人物，如布丰、林奈、孔多塞、雷纳尔、拉瓦锡等。研究会在富兰克林捐赠书刊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藏有欧洲最新的具有实用性质的科学书籍。富兰克林在各种才能和智力方面都十分卓越，他是一个有创见的思想家和勤奋的研究者，他在市政建设的实用技术上的贡献也十分重大，他的印刷技术所把旧世界的思想引到新世界的活动中心地带，他发起建立的第一个美洲科学学会，推动人们创设了第一所大学。
教育制度的建立
在欧洲，教育是社会上层阶级的特权，由牧师主持的中小学校和大学开始，根本谈不上普及。英国的教育制度模仿欧洲大陆，在斯图亚特王朝时代，英国的教育体系包括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温切斯特和伊顿预备学校以及无数以希腊文和拉丁文为主要课程的私立中学，还有很多包括启蒙老师教授基本课程的女子学校在内的小学。高级的教育机构大都依靠君王、有权势的教士、贵族、贵妇人、同业公会和商人等私人捐赠建立，有些学校存在免费教育，有些则采用收取学费同奖学金相结合的制度。不存在依靠税收提供的免费教育。
这一教育制度只有简单的课程，由牧师或遵奉国教正统标准的人员传授。美洲殖民地的移民也继承了英国的教育体制。牛津和剑桥的毕业生指导了早期殖民地各地区的教育发展，他们参与了普利茅斯和新英格兰的建立，之后又加入到弗吉尼亚传教士和教师的行列。1636年，马萨诸塞地方议会决定建立殖民地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大学，因为英国牧师约翰·哈佛的捐赠而得名。1693年，第二所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在弗吉尼亚建立，它得到英王特许，在英国圣公会的控制下创办。第三所大学是清教徒的学府，即耶鲁大学，经康涅狄格议会特许设立，旨在培养“担任教会和民政机关的公职”的青年。
在18世纪中叶组建的另外5所高等院校中，有3所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建立普林斯顿大学的想法由长老会提出，哥伦比亚大学由圣公会兴办，布朗大学由浸礼会创办，拉特格斯州立大学由荷兰新教徒设立，达特茅斯学院虽然不属任何教派，但办学的动机是传教。唯一不含宗教目的的是费城学院，它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努力的结果，富兰克林以名为“琼托”的团体为依托进行筹款，建立了这所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学校。
早期殖民地高等院校的课程主要沿用了牛津和剑桥的教学大纲，这两所大学采用的都是拉丁文，拉丁文是当时整个西欧学者最初所采用的语言。随着古典文艺的复兴，希腊文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并逐渐被列入大学课程。在长期的摸索过程中，增开了文法、修辞、雄辩术、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7门文科课程，并使其为宗教服务。
英国文学、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学等使教学内容增加活力的学科，没有得到研究正规学问的大师们的注意。虽然这一时期出现了莎士比亚、斯宾塞、本·约翰森、弗兰西斯·培根、班扬、佩皮斯、德莱顿、巴特勒、斯威夫特、艾迪生、斯蒂尔、蒲柏和笛福等著名作家，但英美的高等院校中，并没有系统教授英国作家作品的课程。历史学和政治学只是有闲有钱的绅士阶级研究的学科，牛津大学在1622年就设立了古代史的讲座，但一个世纪之后英国各大学才正式设立近代史学科。相比之下，殖民地的情况更落后，当美洲革命激烈进行时，耶鲁大学刚开始设置神学史讲座，这是各殖民地的第一个史学讲座。
美洲早期的中学也遵循了同样的传统，是为了便于学生升入大学而设立的。1647年马萨诸塞议会批准设立中等学校时，就明确表示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青年“可以准备投考大学”。中部和南部殖民地的中等学校则不同，是为了满足商业的需要而创办，如1712年在南卡罗来纳创设的免费学校中，就“教写作、算术和商业簿记，也教航海术、测量术和数学的其他有用和实用部分”。正规教育体制的基层小学，大多也是出于宗教动机而兴办的，有时也夹杂着为贫苦儿童学艺做准备的具体考虑。
除教派、传教和慈善之外，还有一个功利性的动机，即通过训练，让那些可能成为公众负担的儿童自食其力，从而减少为养活贫民而征收的税款。伊丽莎白统治末期制定的济贫法就规定：对所有缺乏独立生活来源的儿童施以强制性的学徒教育；由有产者公平分摊所需教育费用。殖民地时期的教育制度将女孩排除在外，除非有家庭教师，否则享受高等教育的大门对女子自动关闭。
除了新闻事业和印刷业的发展，报刊是促进知识兴趣的另一项伟大事业。17世纪中叶，新闻事业开始第二次跃进，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意义重大，对后来自由政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凡能买到印刷机并且有文字技巧来避免殖民地当局高压手段的个人、团体、派别或政党，都可以利用报刊这一工具为自己服务，任何有勇气的编辑都能弹奏出关于独立运动的音调。
随后，讨论政见的文章出现在报纸和小册子中，奥蒂斯、亚当斯父子、迪金森、汉密尔顿、杰斐逊和其他主张反抗的理论家都曾借助小册子和信札来起草决议案、公告、宣言和法规，这种方式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在美洲革命的文件中，到处流露着智谋、学识和掌握本国语言的能力。查塔姆勋爵曾说：“从美洲转过来的文件中能够看到他们的坚定和聪颖，这令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的事业，并希望把它变成自己的事业。我甚至不得不承认，在复杂的困难环境下，这种扎实的推理、观察事物的能力和明智的结论，没有人能与费城的人民议会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