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之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做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时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肉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地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
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性格，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当做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都是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地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早至晚地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投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地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读完老舍的这篇文章，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动容。老舍的母亲生前为了全家的安宁，忍辱负重，没有享过一天清福，甚至死前都还是吃的粗粮，这都让老舍痛心和悔恨不已。老舍不仅在拷问自己的灵魂，同时也在拷问我们的灵魂，我们尽孝了吗？我们常回家看望父母了吗？我们让父母少操心、享过福吗？
童心与母爱
在我14岁的那年夏天，我和妈妈伴着几个比我小的孩子在一个海滨度假。
一天早晨，我们在海滨散步时遇见一位美貌的母亲，她身边带着两个孩子，一个是10岁的纳德，另一个是稍小一点的东尼。纳德正在听他妈妈给他读书。他是个文静的孩子，看上去像刚刚生过一场病，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东尼生得一双蓝色的眼睛，长着一头金黄色的卷发，像是一头小狮子，既活泼又斯文。他能跑善跳，逗人喜爱，生人碰到他总要停下来跟他逗一逗，有的人还送他一些玩具。
一天，游客们正坐在海滨的沙滩上，我弟弟突然对大家说，东尼是个被收养的孩子。大家一听这话，都惊讶地互相看了看。但我发现，东尼那张晒黑了的小脸上却流露出一种愉快的表情。
“这是真的，是吗，妈妈？”东尼大声说道，“妈妈和爸爸想再要一个孩子，所以，他们走进一个有许多孩子的大屋子里，他们看了那些孩子后说，‘把那个孩子给我们吧。’那个孩子就是我！”
“我们去过许多那样的大屋子，”韦伯斯特夫人说，“最后我们看上了一个我们怎么也不能拒绝的孩子。”
“但是，那天他们没有把那个孩子给你们。”东尼说。他显然是在重述一个他已熟知的故事。“你们在回家的路上不停地说，‘我希望我们能得到他……我希望我们能得到他。’”
“是的，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得到了。”韦伯斯特夫人说。
东尼伸出手，拉着纳德：“来，我们再到水里去。”孩子们像海鸥似的冲到海边的浪花里。
“我真想不通，”我妈妈说，“谁舍得抛弃这样一个可爱的孩子呢。”过了一会儿，她又补充道：“明明知道他是被人收养的，但他却丝毫不感到惊讶。”
“相反，”韦伯斯特夫人答道，“东尼感到极大的快乐。似乎觉得这样他的地位更荣耀。”
“你们确实很难把这事情告诉他。”我妈妈说。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告诉过他，”韦伯斯特夫人回答说，“我丈夫是个军队里的工程师，所以我们很少定居在什么地方，谁都以为东尼和纳德都是我们的儿子。但是，六个月前，在我丈夫死后，我和孩子们碰上了我一位多年不见的朋友。她盯着那个小的，然后问我，哪个是收养的呀，玛丽？
“我用脚尖踩着她的脚，她立刻明白了过来，换了个话题，但孩子们都听见了。她刚一走开，两个孩子就拥到我的跟前，望着我，所以，我不得不告诉他。于是，我就尽我的想象力，编了个收养东尼的故事……你们猜结果怎样？”
我说：“什么也不会使东尼失去勇气。”
“对极了，”他妈妈微笑着应道，“东尼这孩子虽然比纳德小一些，但他很刚强。”
在韦伯斯特夫人和她的孩子们将要回家的前一天，我和我妈妈在海滨的沙滩上又碰见那位母亲。这次她没有把两个孩子带来，我妈妈夸奖了她的孩子，还特别提到了小纳德，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孩子对他的母亲有这样深的爱，文静的小纳德竟对他母亲如此地依赖和崇拜。
不料夫人说道：“你也是一位能体谅人的母亲，我很愿意把事实告诉你：实际上东尼是我亲生的儿子，而纳德才真是我的养子。”
我妈妈屏住了呼吸。
“如果告诉他，他是我收养的，小纳德是受不了的。”韦伯斯特夫人说，“对于纳德来说，母亲意味着他的生命，意味着自尊心和一种强大的人生安全感。他和东尼不同，东尼这孩子很刚强，是一个能够自持的孩子，还从来没有什么事情使他沮丧过。”
去年夏天，我在旧金山一家旅馆的餐厅里吃午饭，临近我的餐桌旁坐着一位高个子男人，身着灰色的海军机长的制服。我仔细观察了那张英俊的脸庞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然后走到他跟前。我问：“你是安东尼·韦伯斯特先生吗？”
原来他就是。他回忆起童年时我们一起在海滨度过的那些夏日，我把他介绍给我丈夫，然后，他把纳德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我们。纳德大学毕业后，成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化学家，但他只活到28岁就死了。
“母亲和实验室就是纳德那个世界里的一切，”东尼说，“妈妈曾把他带到新墨西哥去，让他疗养身体，但他又立即回到他的实验室里去了。他在临死之前半小时，还忙着观察他的那些试管。死的时候，妈妈把他紧紧搂在怀里。”
“你妈妈什么时候告诉你的，东尼？”
“你好像也知道？”
“是的，她早就告诉过我和我妈妈，但我们都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东尼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沉默了好大一会儿。
“我很难想象，在我的一生中，我还能献给母亲比我已经献出的更加深切的爱。”他说，“现在我自己也有了一个孩子。我开始思索，在这20多年里，母亲为了不去伤害养子那颗天真无邪的童心，而把亲生儿子的位置让给他，她自己心里会是怎样一种滋味呢？”
一个善意的谎言，能拯救一个孩子的一生。为了不让纳德伤心，妈妈宁愿撒谎说自己的亲生儿子是领养的。在这一刻，母爱超越了血缘的界限，文中高大、坚强、无私的母亲形象顿时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第一百个客人
中午尖峰时期过去了，原本拥挤的小吃店，客人都已散去，老板正要喘口气翻阅报纸的时候，有人走了进来。那是一位老奶奶和一个小男孩。
“牛肉汤饭一碗要多少钱呢？”奶奶坐下来拿出钱袋数了数钱，叫了一碗汤饭，热气腾腾的汤饭。奶奶将碗推向孙子面前，小男孩吞了吞口水望着奶奶说：
“奶奶，您真的吃过午饭了吗？”“当然了。”奶奶含着一块萝卜泡菜慢慢咀嚼。一晃眼儿工夫，小男孩就把一碗饭吃个精光。
老板看到这幅景象，走到两个人面前说：“老太太，恭喜您，您今天运气真好，是我们的第100个客人，所以免费。”
之后过了一个多月的某一天，小男孩蹲在小吃店对面像在数着什么东西，使得无意间望向窗外的老板吓了一大跳。
原来小男孩每看到一个客人走进店里，就把小石子放进他画的圈圈里，但是午餐时间都快过去了，小石子却连50个都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