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在大海里觅食后，返回陆地时是很困难的，因为它们没有强壮的四肢，没有灵活的双翼，无法面对海陆交接处的厚厚冰层和尖锐的冰凌，不能直接登陆。它们都是以一个冰窟为出口往外跳跃。为了登陆成功，企鹅在起跳前，一般先要猛扎入大海三米多深，然后借助海水的浮力从冰窟里一跃而起，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犹如滑翔在空中的飞行物一样很轻松地落在冰面上。
面对无法逾越的困境，小企鹅为什么能战胜困难呢？因为它们拥有迂回前进的智慧，懂得如何做好铺垫，借助海水的浮力，蓄势一跃，一举避开无法直进的障碍，滑翔到冰面上。
古代齐国有一个喜欢打猎的人，花费许多时间去打猎，结果却是一无所获，回家之后觉得愧对家人，出门又觉得对不起邻里好友，他仔细琢磨为何自己老是猎不到猎物，最后才明白是因为猎狗不好，可是因为家穷没办法得到好的猎狗，于是他决定先回到自己田里努力耕种，等有收获之后再去买一只好的猎犬，那时，便能捕获好的猎物，实现自己成为一个好猎人的心愿。
这个古代的猎人可以说是既非常现实又非常聪明，深谙进退之道，既然眼下无钱买到好的猎狗，那就积攒钱财待时再进。真可谓“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在反攻欧洲大陆时，把登陆地点选在了诺曼底，可是碰到了一个大难题，那里没有大型码头，按照常规，在那里修建一个大型码头要3年左右的时间。如果依照直线思维的方式，那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等3年左右，那样战机早就错过了；要么更换登陆地，但那就得不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巴顿将军既没有坐等三年，也没有更换登陆地点，而是提出一个被视为异想天开的设想：既然到敌人占领的对岸去建码头有困难，为什么我们不能在这边把码头建好了再偷偷地搬过去呢？
巴顿的办法是：造一些混凝土箱子，用潜水艇运到登陆地点，先完成水下部分，登陆时再突击完成水上部分。采用这样的办法，盟军在很短时间内就建造了10英里长的大型码头，可供几十万人的机械化部队登陆使用。
对岸的敌人——德国军队按照直线型思维模式，认为盟军不会选择在诺曼底登陆，即使选择在此登陆，短时间也修不了码头，根本预料不到盟军会采取这种办法在诺曼底登陆，结果被打得晕头转向，措手不及。
盟军在诺曼底出其不意的攻击行动，完全得益于巴顿将军进攻前的铺垫和准备，一俟登陆开始，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码头的组装修建，把迂回思维用到了极致。
四、考虑以解决某个相关的其他问题为手段
由于直进思维往往把注意力直接固定在思维对象本身，因而忽视了与之相关的侧向的、间接的信息。迂回思维则强调要重视对与思维对象相关的侧向的、间接信息的注意与感知，如果不能从正面直接地解决问题，可以想法解决与目标问题相关的其他问题，以收到相近或同等的效果。
有一家公司新搬入一幢摩天大楼，不久就遇到了一个难题。由于当初楼内安装的电梯过少，员工上下班时经常要等很长时间，为此怨声不断。公司老总于是把各部门负责人召集到一起，请大家出谋划策解决电梯运量不足的问题。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提出了几种解决方案：
一是提高电梯上下速度，或者在上下班高峰时段，让电梯只在人多的楼层停；
二是各部门上下班时间错开，减少电梯同时使用率；
三是在所有的电梯门口装上镜子；
四是装一部新电梯。
那么这四种方案到底哪种更合适呢？如果想出的是第一、第二或第四种，那么思维模式是属于直线型的常规思维。如果想出的是第三种，那么思维模式是曲线型的创新思维。经过慎重考虑，该公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该方案付诸实施后，员工乘电梯上上下下，再也没了抱怨声。
原来，等着乘电梯的人一看到镜子，免不了开始端详自己的镜中形象，或者偷偷打量别人的打扮，烦人的等待时刻就在镜前顾盼之间悄悄过去了。该公司的难题固然是由电梯不够引起的，但也与员工缺乏耐心，心情烦躁不无关系。该公司没有采取直接的措施解决目标问题(电梯不够)，而是从考虑解决与之相关的一个间接问题——“消除员工心情烦躁”问题入手，很有效地达到了最终目的。这就叫“间接中的”。间接中的作为迂回思维的一种创新方法，是指当我们面临新的难题时，可以不采取直接解决问题的措施，而是考虑以解决某个相关的其他问题为手段，以求代价更小，或者效率更高地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种以解决某个相关的其他问题为手段从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式，对于商场上的企业家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
企业要守法经营。那么“守法”的含义是什么呢？“守法”就是法律与管制明文禁止的事情你不能做，比如不可以贩毒、不可以走私等。但只要法律与管制没有明文禁止的事情，你都可以做，而且要想办法绕开法律和管制的硬性约束去做自己的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见了绿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着走。”硬闯红灯是违法的，但绕开红灯就不违法。任何法律和管制都不是滴水不漏的，总是会有空隙的，也总是可以绕开的，只要不是有违社会公德就可以做。
比如，美国许多城市有房租上限的管制，这种管制限制了房主与房客之间的交易。管制是明确的，尽管它并不合理，并受到许多经济学家的批评，但在取消之前，你必须执行。但能不能绕过去呢？聪明的房主和房客还是想出了办法。假设一个城市一套两居室房子市场租金每月的租金应该是500美元，但政府规定房租上限是每月300美元。这时即便房客愿意多出钱，房主也不敢接受，因为违背了管制。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法子，合约上写明房租300美元，但另租房中的一张桌子，租金200美元。管制规定了房租上限，但并没有规定桌子的租金，也许桌子本身还不值200美元，但双方自愿接受这个租金，并无违法之处。这样房租实际上就成了500美元。由于这种方法合法，房租上限就变成了一纸空文。通过绑缚桌子而突破房屋租金的上限，借与之相关事情实现了自己的真实目的。
五、为进攻而主动撤退
为了进攻先主动后退是军事上的基本计策，一次主动的后退，应和一次主动的进攻一样得到肯定。后退时要有全局的计划，有长远的目标，然后有步骤进行，只有如此，才不至于军心涣散，军备乱弃，才不会出现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才不会给敌对的一方以可乘之机。主动的后退并非撤退，只不过是从另一个方向进攻。工农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战略大转移，实质上是为了保存红军而实施的一次大后退，正是这次大后退、大转移才有了今后红军的发展壮大，才有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以退为进的战术带有广泛的适用性，既可用于军事战争中，也用于市场商战中；既可以用于个人的职业生涯中，也用于组织的事业发展中。
说起台湾的特色饮品“珍珠奶茶”，在大陆可谓是家喻户晓。这款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饮料，是用红茶、牛奶和台湾传统小吃——粉圆，放在一起调制而成的。而这一粒粒由木薯粉和淀粉制成的粉圆，形状跟珍珠极为相似，因此，人们将这款饮料冠以了“珍珠奶茶”的美名。由于珍珠奶茶具有奶茶的香浓口感和粉圆的嚼劲，一经推出，很快就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并迅速风靡了整个中国，各式各样的珍珠奶茶店也纷纷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在这些店中，“仙踪林茶坊”凭借着其产品优质的口味和独特的装饰风格，成为很多朋友喝珍珠奶茶的首选去处。
因为这个茶属于休闲茶，所以仙踪林的装修有石头，有秋千，有树，还有藤条，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人仿佛置身于森林之中。绿野仙踪，这代表的或者是童年的回忆，或者是休闲的情调，然后卖的是健康环保的东西。
仙踪林走出台湾到香港建店，随后又向大陆发展，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十几个大城市都开设了分店，到了2000年初，整个中国大陆已经有了八十几家仙踪林的分店。对于一个连锁加盟企业来说，这已经算是非常好的业绩。然而就在仙踪林的加盟业务最火热的时候，老板吴伯超却发现很多加盟商并没有按照仙踪林集团的要求来管理店面，有的店采购的原材料质量不符合标准，而有的甚至还卖起了与仙踪林茶饮无关的饮料。
对于加盟连锁业，一般人认为，加盟店的数量就意味着事业的版图，追求数量是所有连锁业一致的梦想。然而，吴伯超却意识到，在追求加盟数量的同时，如果不注重品牌的质量，将有可能导致所有的努力毁于一旦。因此，连锁加盟行业要想做得长远，就一定要能舍，而后才能得。有取有舍是连锁经营模式最难做到的地方，但也是淬炼企业体制的不二法门。因此，他们痛下决心相继关掉了三十几家店，收入也一下子下降了30%多。一下子关掉了将近一半的加盟店，这可说是一个大踏步的后退，也称得上是“壮士断腕”之举。
当时的损失的确是很沉重，但经过一两年调整，他们各方面的业绩，比以前还要来的好。为什么？因为开始走向一个真正的标准化、制度化的路线。这也就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战略方针。
在商业谈判中，有时候其中的一方，不太敢用“退出来”以要挟对方，生怕谈崩了弄得鸡飞蛋打。而一些谈判老手都会费尽心思地揣摩对方的真实意图，一旦摸清了底牌，也就掌握了谈判的主动权，这时再以什么方式取胜，便是技术问题了。暂时离开谈判桌，也就是说，以退出相要挟以达到进攻的目的，就是常用的一种。
巴拿马运河最初并不是由美国开凿的。19世纪末，法国有一家公司跟哥伦比亚签订了合同——在巴拿马境内开一条通往大西洋与太平洋的运河。主持该工程的总工程师是因开凿苏伊士运河而闻名世界的法国人雷赛布，他自以为对此驾轻就熟，然而巴拿马的环境与苏伊士有很大的差异，工程进度十分缓慢，资金也开始短缺，公司陷入了窘境。
在这种情形下，法国公司的代理人布里略访问了美国，想以1亿美元的价码向美国政府兜售巴拿马运河公司。这实际上是美国巴不得的事情，因为美国早在1880年就想开凿一条连贯两大洋的运河，由于法国抢先一步与哥伦比亚签订了条约，美国极其懊悔。现在法国公司主动找上门来，美国人别提有多高兴了。然而，美国却故作姿态，罗斯福指使美国海峡运河委员会提出报告，证明在尼加拉瓜开运河更省钱——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费用不到2亿美元，在巴拿马运河的费用虽然只有1亿美元，但加上另外要支付收购法国公司的费用后，全部支出达2.5亿多美元。从支出费用上来看，当然是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更划算。
布里略看到美国海峡运河委员会提供的这一报告后大吃一惊。如果美国在尼加拉瓜开凿运河，法国岂不是一分钱也收不回来了吗？于是他马上游说美国，表明法国公司愿意削价出售，只要4000万美元就行了。通过这种欲进先退的方法，美国就少花了60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