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他们只猜对了一半。自从班里决定排《大头娃娃舞》并付诸实施以后，宁奇一直在琢磨着如何解决道具的问题，并且早已经有了自己的方案，成竹在胸了。他之所以不说出来，主要是想难为难为班主任方老师，看他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人家方老师高枕无忧，把个苏桂英急了个火烧火燎，着实让他心疼。今天班会课上，眼看着苏桂英急得就要掉眼泪了，他觉得，他再沉默下去也实在有些说不过去了。
当初，让人们去想象，似乎做一个娃娃头面具会是多么复杂，现在看看人家宁奇干起来，原来是如此的简单，似乎谁都能干。他先和了一堆泥，拍成一个娃娃头大小的泥胎，待泥胎完全干好之后，他找了不少旧报纸，撕碎以后泡在水里，一直到泡成纸浆为止。他把纸浆捣碎，撒了几碗面粉，待纸浆和成面团之后，他便开始往泥胎上糊。等待纸浆稍硬一点，他拿一个板子挨着拍上几遍，直到把纸浆拍光、拍实。
人们看宁奇做面具，是那么熟练，那么有条不紊，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是一个中学生，而纯粹是一个面具作坊的小师傅。纸浆壳干了之后，从泥胎上取下来，剩下的事情就是修饰和彩绘，这对于宁奇来说，更是手到擒来的事。所以，没过上一个星期，六只喜笑颜开，活灵活现的娃娃头便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大礼堂的舞台上，各班表演的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难分上下。平时在班里，苏桂英朴素得就像一个农家姑娘，但是当她登上舞台之后，漂亮的服装，得体的画妆，灯光一照，流光溢彩，美得让人认不出来。然而，最让人叫绝的是她的演唱才华，美妙的歌声像流淌的小溪，娓娓动听，向人们倾诉着：
美丽的哈瓦那，
那里有我的家。
明媚的阳光照新屋，
门前开红花。
她唱得那么悠扬，音调是那么的圆润甜美，她的歌声把人们带到了大洋彼岸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
爸爸爱我像宝贝，
邻居夸我好娃娃。
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
亲爱的妈妈。
音调一转，由欢快转向思念，由思念转向忧伤。后面，她用自己的歌喉，倾诉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给古巴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和古巴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她声情并茂，以情感人，以情动人，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心。一曲结束，整个礼堂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如果说苏桂英的独唱是以情感人的话，那么《大头娃娃舞》则是以趣动人。这个节目的成功，多亏了苏桂英的一片苦心。当初在选演员的时候，她的第一人选就是宁奇，原因很简单，他最顽皮。按照这个标准，她又选出了其他五位。当然，个头是全班最小的。六个大头娃娃一上台，没等表演开始，先把全场观众逗乐了，接着便是掌声、欢笑声。表演过程中，六个人把儿童的顽皮、嬉闹、滑稽和稚气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时引出一阵哄堂大笑。
不可否认，宁奇制作的面具在这次表演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次文艺汇演让评委和观众都很为难。全校一共设了三个一等奖，有两个被一个班拿走，似乎太不近常理，从平衡和鼓励的角度上讲，也应该分散一些。但是，这两个节目确实太精彩了，如果不给他们，那么汇演设评委搞竞争便失去了其真实性和权威性，与其如此，不如不评奖。观众也是如此，两个一等奖都给初三（1）班，各班都不服气，可是不服气归不服气，人家的表演水平放在那里，不服气还真不行。因此，经过再三磋商，两个一等奖都归初三（1）班，无可争议。
过了元旦，离放寒假已经不远了。这个星期六，宁奇的班里有四个人没回家，他们是彭继云、王树业、董太平和宁奇。吃罢晚饭，四个人溜达了一趟，回到宿舍拉闲呱。说来也巧，这四个人都是家里出身不好，直接受到牵连的几个。平日里，评助学金，不是没有，就是最低的。发展和培养共青团员，一个政治条件便把他们拒之门外。就是这一点，三年的初中生活让他们很压抑，很失意，总觉得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这还不是主要的，最要紧的是，他们马上面临着毕业，升入高一级学校根本没有他们的份，他们的唯一出路就是回乡务农，立志耕耘。
宁奇心直口快，没遮没拦地说：“让我说，务农就务农。说来讲去，天下还是农民多，那么多人能受下的苦，我等有何不能呢？况且，回乡务农无非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日三餐，晚间一梦，不受任何约束，脱去许多烦恼，何乐而不为。彭继云，你说呢？”
彭继云的调子很低，他叹了口气，说道：“唉，你们务农还有四道田埂，我到哪里务去？我连务农都不可能。我的目标就是毕业以后捡破烂，帮助母亲维持生计，养活兄弟，后面的事走着再看。我的最高奋斗目标是，熬到母亲退休的时候，能够接他的班，在棉麻厂有一份工作。”说完，又长长叹了一声。
彭继云祖籍上海，大家不多叫他的名字，都喊他阿拉。他天资聪明，学习十分刻苦认真，全班数他的学习成绩最好。他能够严格的约束自己，三年时光，连个针尖大的事也没闯下。全国解放初期，他刚来到人间没几年，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父爱，他的父亲便离开了人间。随后，他的母亲拉家带口，领着他们弟兄三人，被迁赶到了宁夏。后来，她又在棉麻厂找到了一份工作，以每月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对于彭继云来说，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在千里之外遇到了一位老乡，博得了老乡的喜爱和同情，在助学金上格外地照顾他，他再省吃俭用，三年的学习生活才得以维持。这个老乡不是别人，正是方老师。
宁奇回头问王树业：“树业，你一天不哼不哈，一定有什么大抱负。”
王树业一声苦笑：“当今社会，就我们这出身，有多大抱负又能怎么样呢？还是实际点吧！”
宁奇紧追着问：“那你说说你的实际我们听听。”
王树业说：“我想当一名乡村郎中，专门行医看病。我的理由很简单，我的年令虽然不大，但是我已经看透了也烦透了这个今天你红了明天我黑了的世界。我认为，不管社会如何发展，无论历史如何变革，只要有人，就得生病，只要生病，就得医治。不管你是官还是民，是富还是贫，是红还是黑，谁也逃不过这个法则。我要行医治家，我的做人原则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把玩寸关尺。”
王树业想做乡下郎中有他的道理，也有他的基础。他的祖上以行医和经营药材为业，高明的医术，良好的医德和精明的经营，使这个医道世家成为闻名遐迩的绅士家庭。就在王氏家族蒸蒸日上的时候，全国解放了。接下来的土改，王氏很必然的被划成了地主，分了田产，没收了药铺还落了个不另干。他的爷爷又气又急又吓，一口气没上来，奔了黄泉路。从此，王氏家族一落千丈，陷入极度的困顿。
王树业的父亲王治和把祖上留下来的医术医道继承下来，代代相传。王治和继承父业，再立门面，行医治病。他潜心钻研，深得祖上医道之要领，曾经光耀门庭，名噪一时。然而，后来的运动一而再再而三地冲击着这个地主家庭，也冲击着王治和，终于，他不堪忍受身心的摧残，早早离开了人世。王树业从小在这样的家庭里熏陶，也算是门里出身。
董太平对自己的前途很茫然，他只有一句话：“生就的骨头长就的肉，天生就是戳牛后半截子的，还不是受苦的命。”
话虽这么说，他也有一个不太现实的想法说给大家听：“将来毕了业回乡之后，生产队或者大队能交给我一群羊，让我长年蹲在山里放羊，与世隔绝，混此一生。不过，”董太平说到这里顿住了。
宁奇催道：“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别吞吞吐吐的。”
董太平目露凶光，咬牙切齿地说：“我将来一旦有个时来运转，我不会饶过那些整我爹斗我妈的人。”
在他们四个人当中，思想包袱背得最重的，要算是董太平。家庭的变故让他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的思维方式十分极端，他憎恨这个社会，憎恨所有的贫下中农和干部。董太平的父亲解放前在省政府做过官，家里也有不少的家业田产。因此，解放以后，他的父亲便有了两顶帽子，一顶是地主分子，一顶是历史反革命分子。每次运动，都少不了他这个“老运动员”，轻则陪绑罚站，重则挂黑牌子坐土飞机。终于有一天，他不堪忍受没完没了的折磨，悬梁自尽了。
按说，老头子死后，帽子也应该自然消失，天大的罪行也该有个了结了。但是不行，人家给他的定性是“畏罪自杀，与人民为敌”。就凭这一条，董家的老小继续接受着无产阶级专政。全家人里面，最可怜的莫过于董太平的母亲。她是大家闺秀，三寸金莲曾经展示过她的尊贵身份，几十年之后，这一双小脚给她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这双小脚，走路尚且摇来晃去，步履蹒跚，但是她还得拉车。薅稻子，她也不能例外。大脚男女下了稻田都非常吃力，移步困难，她一个小脚女人下去，一下子便插到了半干腿，别说是干活，光是从田这头走到田那头，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董太平每次说这些事的时候，眼眶里含满了泪花。
王树业问宁奇：“你真的甘心务一辈子农？”
宁奇反问：“不甘心又能怎么着？你不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实际吗？不过我倒是有一个天真的想法，说出来哥们不可取笑。”
三人齐声催促：“快说！快说！”
宁奇的志向很可笑，也很不现实。他说：“我要是有机会的话，争取当一名教师。正式的教师当不上，当一名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当不上，我白天劳动，晚上在家里教几个学生也行。总之，我是想过过当老师的瘾，尝尝当老师的滋味。我没有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崇高理想，我就是想和学生们过一段平等相处的日子，我要和那些犯过错误，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做朋友。今生今世，要是真的能将几个调皮捣蛋的学生培养成才，那将是我最大的幸福。”
宁奇的家庭情况比他们三个好不到哪里去，他爹宁先生这会儿虽然从劳改队回来了，但是头上的那顶帽子不但成了他的紧箍咒，也成了他们全家人的紧箍咒。好在宁先生是个很想得开的人，队长的指责，无休止的批斗和陪斗，他都能泰然处之。在严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多少四类分子忍受不了身心的煎熬，想到过轻生。宁先生不这么想，他认准了，纵观几千年来社会发展的规律，现如今的形势是不正常的，是暂时的。老祖先早就给我们指过路，那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
三年的学习生活，四个同命相怜的小学友从来没有机会这样敞开心扉、推心置腹地交谈过。今天他们谈得很投机，很现实，尽管前景都有些灰暗。但是好在每个人都能够面对现实，作出比较明智的选择，因而也就不存在什么失落和悲观，倒是希望学业快些结束，早一些毕业。
夜已经很深了，宿舍里开始冷起来。宁奇跳下床来添煤，一低头，发现床底下的煤很多，而且全是块煤。宁奇见自己宿舍里存了不少的煤，于是突发奇想，何不垒他一堆旺火，让弟兄们好好享受享受。他把煤从床底下捣腾了出来，添满了炉膛，然后，把整个炉台都堆上煤，下大上小，活像一座金字塔。就在他们闲聊的过程中，炉子里的火渐渐着了起来，先是炉膛里，然后把炉台上的块煤全部燃着了。宿舍里炉火通明，亮如白昼，熊熊炉火把本是冰窟一样的宿舍烤得暖烘烘的，连棉袄都穿不住。他们惬意极了，有了如此的温暖，谁还愿意离去呢？当天晚上，几个人都没有回自己的宿舍，陪着宁奇享受着三年以来最温暖的冬夜。
这天晚上，宁奇做了一个很甜美的梦，他梦见自己被招了工，当上了工人。他的工种是炼铁厂的炉前工，熊熊的炉火照得满世界红通通亮堂堂的，烤得他浑身暖烘烘的，炙的脸疼。他手握钢钎，守望在炉前。到了出铁的时候，他捅开炉眼，红色的铁水滔滔不绝流了出来。他高兴极了，高兴得扔了钢钎，跑啊，跳啊，笑啊。跑着跑着，他竟然飞了起来，在天空中飘游着。忽然，火红的炉火不见了，周围一片漆黑，空中传来了“嗡嗡”的声音，震得他耳鸣头痛。他使劲地挣扎着，但是沉重的双臂怎么也拿不起来，惊惶失措之中，他从空中重重地摔了下来。他恐惧极了，在黑暗中爬着，喊着……
第二天早晨，天气格外地冷。马银贵老汉起得很早，他把小棉袄的对襟夹得紧紧的，匆匆地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当他来到302宿舍的门前的时候，发现宿舍的门半开着，仔细一看，门槛上爬着一个人，光着身子，一动也不动。老汉一看事情不妙，赶紧推门进屋，发现还有三个学生上精下精，斜躺横卧摆在床上，他们个个口吐白沫，一动不动。
别看马银贵老汉活了五六十岁，这样的事情他还是头一回碰上。面对眼前的情景，他早已经吓得魂飞魄散，六神无主了。他撒开两条短腿，满校园跑着，嘴里一个劲儿地喊：“死人了！死人了！”
整个校园惊动了，不大工夫，老师和学生把302宿舍围了个水泄不通，不一会儿，医生也到了。
这是一起严重的煤气中毒事件，不幸中的万幸是，幸亏宁奇爬到门边拉开了门，让空气得以流通，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紧张的抢救开始了。四个人处于昏迷状态，灌药吐药，灌水吐水，后来有人提出来灌醋，结果是怎么灌进去，又怎么吐出来。按照医生的吩咐，抬来了四张床板，一字儿排开放在院子里，然后把四个人抬放到床板上，盖上被子让冻着。一整天，四个人不睁眼睛，一动不动地躺着，每个人的嘴边，堆着一团白沫。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宁奇首先醒了过来。他看着周围围着的人和自己所躺的地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觉得头很疼，疼得就像要裂开似的，头两侧太阳穴处的动脉血管“蹦蹦”直跳，好像能把血管胀破。这时候有人把他扶了起来，灌了点开水，刚灌下去，便一滴不剩的全吐了出来。他的心里难受极了，早已经吐光了的胃一个劲儿的想吐，丝毫没有进水进食的欲望。晚上八点钟左右，其他三个人也先后醒了过来，四个人被拉到医院进行住院治疗。
这次煤气中毒，让宁奇他们四个人从鬼门关上过了一回，也引起了学校的高度重视。学校以这次事件为例，进行了预防煤气中毒有关知识的教育。所有的教室、宿舍统统配发了新烟筒，采取了一系列管理措施，坚决杜绝煤气中毒事件的发生。
吃了这次大亏，宁奇懂得了许多，也老实了许多。他老老实实地进行了总复习，老老实实参加了期终考试，老老实实地等到了放寒假，又老老实实地回到了家里。
翻过老历年又开学了。宁奇己经接受了过多的教训，再也不敢有什么闪失。他如履薄冰，他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他终于没再闯下什么祸。熬到毕业的那一天，他怀揣毕业证回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