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袁简斋因过重自我抒发，遂以为唯诗乃可论性灵，而“若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模┶吻为工”；尽以优孟衣冠视之，适与焦循（理堂）之以两者相通、各俱灵妙适得其反。然论戏曲性灵之神妙，似当以某某之赞评李渔（笠翁）为得髓。兹节录其要云：“笠翁运笔灵活，科白诙谐，逸趣横生，老妪皆解，能吐人不能吐之句，用人不敢用之字，摹人欲摹而摹不出之情，绘人欲绘而绘不工之态状。且结想搞词，段段出人意表，又语语仍在人意中；陈者出之而新，腐者经之而艳，平者遇之而险，板者触之而活。不独此也：结构离奇，变化令人莫测；事之真者能变之使伪，伪者又能反之使即真；情之信者能耸之使疑，疑者又能使之帖服而归于信。以剧情词曲而论，笠翁洵为摹写入情，为吾国传奇中别开生面者，固不必以文章严格绳墨之也。”以上皆摘自裘毓《清代轶闻》卷八《词曲李笠翁十种曲》条。裘氏此书，原抄自各家记载，而又不著其作者姓氏及出处。尝遍检各书，皆未查出，此心缺然。所论虽仅谈笠翁，实可为戏曲中之性灵表现立一准则，且可补简斋立说之偏狭，充类以扩而大之也。惜到杭后，难得再有谈艺之日，无缘再申吾说于阶前矣。
墨庵师曰：我为《海宁王国维传》，刊于馆刊，后有洪焕椿按语，谓王氏著作，我所举尚有遗漏，并重为立目云云。彼以我为不知耶？为史传体例，于传当其要，非撰王先生著作年表也。彼欲补吾阙漏，适足形其无知。衍文对曰：洪先生为馆中最年轻之分纂，馆长任之为馆刊主编，渠乃总纂孙延钊（孟晋）先生之甥，编纂刘耀东（祝群）先生之婿也。孙先生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多年，洪先生随之任主任，多见秘籍，且笔又勤快，亦难得也。师曰：彼等皆与我同乡，我焉得不知！徒钞万卷，倘无识，不得云胸罗万卷也。又曰：太炎先生为孙诒让先生志墓，内云：“有子延钊，能读父书”，盖讥不其能光大父业也。衍文对曰：世之大学人能干父之蛊者，千古以来，宁有几人？能世其业者，除仪徵刘氏外，未尝再见，而今亦绝矣。有家传而不坠其绪者，唯岐黄之秘方耳。定公当年，已有“回首外家书帙散，大儒门祚古难跻”之叹，是则“能读父书”者，已属难得，况仲容先生学有多方，业皆深造，能读其书者，又宁有几人？而孟晋先生能之，恐非讥讪而乃褒奖之语也。但师仍微摇其首而不言。旋又持包好裱就章太炎先生之赠联见示。衍文曰：太炎先生学自宏伟，书法实非所长。师曰：书卷气自足，亦不易及也。随后又问：见及仲穿先生乎？衍文曰：以小子之年岁，安得仰见先生之尊容？师曰：无碍也，得见孟晋即可矣。父子二人，不唯面目，即音容笑貌皆同。然仲容先生学富才健，虽不常作诗，而有作皆严谨洁氵炼，孟晋则不能作诗，文亦碎杂无度，与洪焕椿俱以钞胥为能，不得入于著作之林也。衍文曰：尝记梁任公言，钞书亦可为学，并举《南北史合钞》为例。倘钞而善者，庸又何伤！师曰：“未可同日而语也。”然我等见师所撰艺文目录提要，进展极速，而大都钞撮各书序言而成，似于各书未曾寓目者。当时即有同仁见而生疑，谓提要岂能如此作乎？顾《四库提要》中，随手翻检而论者亦多有之；为文学史或为书评者，亦往往浮光掠影，见风即雨，以致笑话百出。倘信而从之，真所谓谬种流传，害人不浅者。以是衍文绝不敢作文学史，盖无精力尽读各书，成篇难免拾人牙慧，甚或为人所误也。
以谈及王静安《传》始，衍文乃举《人间词话》中语为问曰：静安先生有言：“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录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论诗岂可如是一途而取乎？静安先生有《颐和园词》，佳作也，岂不隶事乎？设无小序或加小注，后人读之能明之乎，墨庵师曰：《长恨歌》系以散文笔法为之，梅村歌行，若《圆圆曲》，则以近体诗法写七言古者。诗体为易，散体为难，故《长恨歌》更可贵。衍文曰：古体之演进为近体，乃诗史上一大进展也。后之为诗者，惟五古尚守旧保存用散体笔法，七古则非用近体律调，不足以超越时空，变化流转。即以《圆圆曲》论，铿锵声调，诵之足以荡气回肠，胜于《长恨歌》之时有哑语耳。且以《长恨歌》用语而言，亦多疵类。如：“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金步摇”三字为拼凑用韵而成句，与下句显然不相承接，若云系省略“戴上”或“卸下”所致，实亦无此种句式也。又如：“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单用“花钿”，喻意已明，何须罗列纷陈，若欲更求有代表性者，则香袜、锦袍，又何扩而不道，再如：“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前两句双起，而单接秋草、落叶，一则骈姆枝指，二则照应未周也。然《圆圆曲》亦非全无败句者：如：“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恸痛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谯。’电扫黄巾定黑山，哭罢君亲再相见。”首二句跳跃过甚，若非对仗，不可跨度如是之大也。幸得后两句为救，得以支撑相济。倘理曲为顺解之，当是：“鼎湖当日弃人间”，“六军”俱“恸哭”而“缟素”矣，然六军仅“恸哭”、“缟素”而已，而未尝“怒”也。其“怒”非替君王复仇，乃为“红颜”被夺，始全军出动，而“破敌收京下玉关”矣。又“红颜流落非吾恋，逆贼天亡自荒谯”两句，乃用吴三桂口气插入以语，诗中常有身份转换、或分或合、或两者综合以道者，由于此处标出不甚明显，故傅东华先生解为故为吴三桂开脱，未免牵强难通；近又有人以连下两句即共四句全系吴三桂口吻之言，则察之未审也。又“遍索绿珠围内第，强呼绛树出雕阑”二句，为合掌之病，虽非七律，亦当避其重复也。设在唐前，或尚可
许，后此诗律日严，岂得宽容乎！墨庵师然之。
永康应思远先生与杭州童逊园（沁园）教授相偕来访，谓初于报端屡见大名，而不甚在意，继见贵馆馆刊《蒋宰棠先生纪念特辑》，乃知先生为有学之士，愿以文字缔交，而不意先生竟年少如是也。余逊谢。此后常分头来谈。应先生好谈玄，亦谈诗。后稍熟，酒后大言曰：中国可悲也。中青年中，惟知有胡适、鲁迅耳。中年人或知康南海、梁任公，或敬章太炎、刘师培，而青年人已不能读其书矣。余惊愕曰：胡适、鲁迅，有何不好？胡适论学，虽可议处颇多，而开创风气，一新面目，鄙意以其影响，尚较康、梁、章、刘为广为深。鲁迅先生之思想文章，尤吾所顶礼。应先生曰：先生竟亦如是乎？余曰：吾论学论文，原无宗派成见，或择善而从，或各存其异，决不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应先生曰：子误会我意矣，吾非谓诸公皆非是，而以其皆不足也。盖为学也，尊之于朝廷魏阙之上，必裹足而不前，其学即中止而衰没矣；而受压制禁绝之学，遂不得不遁入草莽江湖，虽有时历尽艰辛，而辗转传授，反而更具生机也。吾所提及诸公，皆彼此各有龃龉者也，初亦俱在草芥江湖，为舆论所不取，而今俱成显学，虽有绪余，已罕有拓展，将盛极而衰矣。余曰：太炎先生有《与王鹤卿书》，与尊意颇为近似，可以相参。书略云：中国学术，自下倡之则尽善，自上建之则日衰。凡朝廷所开置，足以干禄，学之则皮傅而止。不研精穷根本者，人之情也，会有贤良乐育之士，则直去不顾，自穷其学。故科举行千年，中间典章盛于唐，理学起于宋，天元、四元兴于家、元间，小学经训防于清世。此皆轶出科举，能自名家，宁有官吏奖督之哉？恶朝廷所建益甚，故其自为益进也。今学校，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望？且主干学校者，既在官吏，关节盈箧，膏粱之家，终在上第，蜜人或不得望其门。此为使学术日衰，乃不逮科举时也。异昔凌曙卖香，汪绂陶瓦，戴震稗贩，汪中佣书，张惠言饿不能具饼饵。及其学术有造，往往陵厉前哲，修名烂然。自今以往，上品无寒门，斯风则堕地矣。方更增悲，无为幸也云云。虽无先生偏激，窃谓今日之为学，倘犹为大学讲义或教科书所拘，则与科举时代为高头讲章所缚，将何以异？故真正之学问，大学讲堂不能轻获，博士硕土不足尽凭也。应先生曰：太炎所言，乃学之在己耳；而我之所说，盖另有所指，旨在绝学当继坠发扬耳。余叩之曰：何谓也？应先生曰：我等数人，少年时曾遇蜀之奇才萧远，精研《易》理、《阴符》、唐诗、宋词。其《易》学远较杭辛斋为高明，《阴符学》尤诡恢莫测，吾资贸鲁钝，前两者不能学，而仅传其唐诗宋词之皮毛耳。吾名思远，乃离萧师后所改，用以不忘渊源所自之恩耳。余颇疑而询之曰：《易》理多门，流派各异，殊不易言。《阴符》乃伪书也，岂尚有“学”可传欤？定公作诗好说《阴符》，如：“我有《阴符》三百字”、“我佩《阴符》亦可陈”、“披衣起注《阴符经》”等，皆是诗人狡猾之虚言，不得从实处以求之也。前几年见日本所出《阴符学》一书，谓系从支那传出，署鬼谷子著，为前法务官、《易》学专攻文学士前岛熊吉所译解。余不解日语，而略一翻检，竟是专谈人之指纹者。而我国未尝见也。萧先生所传，毋乃是乎？应先生曰：非也，吾虽未得其传，而却知其不如是之卑末也。诗吾尝得钞数量颇多之表解，望枉驾来舍，一观究竟如何？余随口允之，而心实存疑：夫诗与词，乃艺术也。虽有法而实无定法，云无定法而却有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焉得以刻板之公式表解明之，岂不变活为死乎？因特试探之曰：先生以其学与上述数先比较如何？其诗学、词学，与古之何家最为相近？与近今之陈石遗、朱古微相较又当如何？应先生曰：不能比也，诸家皆是人学，而萧先生乃天学也，举世寡双者，焉得以常情庸理测之哉！窃念倘如先生言，疑惑殊甚。观夫草莽江湖之杰，有独得之秘者，如严君平之占卜，韩伯休之卖药，甘凤池之击技，较诸公为精进者，亦尝屡见之，不以为奇也。隐而终显其文事武功者，如太公塑、诸葛武侯、王景略诸公，史已罕见，今则时移世换，焉得而再！至若隐而不显、没世不称，受王仲任推为希有之鸿儒者，为会稽之周长生，仲任称“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岂在长生之徒欤？”仲任是亦重扬子云、桓君山，而据此语意衡之，是周长生远超扬、桓二家之上也。（详见《论街》之《超奇》、《自纪》等篇）。又陈子庄则以“博雅宏通之彦，余六十年来，仅见三人”，即合县陈恭甫太史寿祺、金溪戴简恪公敦元、会稽屠筱园先生湘之。（详见《庸闲斋笔记》卷二《难博学》条）。恭甫学人，海内共仰，固不待言；金溪学富，或为官声所淹，是又当别论。湘之则为子庄最为倾倒者，尤惊叹其为袁简斋先生所注骈体，而后世无闻，他著亦未尝得见。而我所甚不解者，子庄笔记之付剞劂，系曲园先生所劝而促成，序即曲园所作。时在同治十三年，曲园年已五十有四，其代表作《诸子评议》、《群经评议》等业已风行二十余年，学界恒以大师推之。而子庄何竟视而不见、略而不道何欤？岂别有识见，不肯随声附和欤？今应先生所尊之萧先生，岂亦同周长生、层湘之同为不幸之人欤？然有时偶访乡镇间众所推服为饱学多才或高风亮节之耆宿，稍一叩谈，亦不过三家村中学究，或则如《儒林外史》中权勿用之流，甚且不及，可为浩叹，而又不知萧先生究系何等人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