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作者选择了川西北的一个美丽的山村——梨花村作为故事发生的地点，使得小说中两种力量的较量，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无论是土地、副业的生产经营方式（如修整坝田、伐竹造纸、上山烧炭和开辟肥源等等），还是烤食“冻粑”、喝刺梨子烧的香茶的生活习俗，抑或是经过作者加工的幽默、生动的四川方言，都使作品反映的整个生活画面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使川西北特有的生活风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作品反映了我国50年代前期农村存在的普通矛盾。作者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作家，有着十分丰富的生活积累。他很善于利用自己的生活积累，反映合作化过程中农村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思想动向，各种人们在新事物面前的思考、矛盾和选择等等复杂的因素。作者通过对农村生活真实具体的描写，赋予作品鲜明的时代感，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第三，作者严格从生活出发，塑造了为数不少的真实可信的人物形象，其中如张久洪、金毛牛、徐元菊等正面人物的形象，塑造得尤为突出。张久洪自幼丧父，寡母在旧社会的艰难岁月里，是把他当作女孩儿一样养大起来的，因此他的性格相当内向，平时寡言少语，甚至个人生活上的痛苦，都不向母亲透露。但在工作上，在原则问题上，却往往明察秋毫，心中有数，而且能够仗义执言，当仁不让。
从张久洪的形象塑造中，可以看出作者并不追求人物的豪言壮语等单纯的外在表现，而是尽量使人物性格生活化。例如，作者别出心裁地写张久洪由于他从小被当作女孩儿的特殊经历，会做得一手不错的针线活，“村里谁个妇女缺了鞋样子，总爱拿张羊皮纸来找他剪。无论啥时候去，他都放下手上的笔，不声不响坐在办公桌前，把你的脚略微一看，从抽屉内缓缓拿出剪刀，像剪颇带艺术的纸花似的，一剪嘴巴一略，再一剪眉毛一扬，剪完后铺在桌面上，凝神看一看，又捡起修改修改，依旧不声不响放到你的面前，叫你带起走。凡是穿过他提样做成的鞋的人，都免不了夸他心灵手巧。”这里，作者没有特意去追求所谓“高大”、“完美”，通过细致的细节描写，真正塑造了一个很有性格特色的、有刚有柔、聪明正直的农村共产党员的生动形象。与张久洪相比，作品的第一主人公支部书记李克的形象，却显得单调、平板，常常给人一种议论多于行动、理念多于生活的不自然的感觉。
在反面人物中，具有阴险、狡诈的“两面人”嘴脸的李春山，狠毒中带着几分流氓气的徐锅巴胡，以及那拼命发财而又有着一副亡命之徒的无赖相的黄蟮，都不失为具有某种特色的形象。
总之，《春潮急》里的不少人物基本上都是有生活、有性格的，正是这些人物，展现出了合作化初期我国西南山村的历史新场面，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画卷，增添了别具色彩的新篇章。
作者具有扎实深厚的生活积累，字里行间散发出质朴，清新的生活气息。小说第一章写复员军人李克进村之前遇到蚱蜢老汉卖假牛的一节，就是一段生动形象的描写。当受骗的李克向“黄胡子大爷”请教：卖牛人怎样把一头基本失去耕作能力的老牛打扮成“漂漂亮亮一个大家伙”时，黄胡子大爷告诉他：“这种人耍鬼的手艺有的是，几斤蜂渣，几斗酒糟，加点精料一喂，再拿刨子把牛角一刨，两把瓦片灰往身上一抹，就打扮出来了！不光肥肥壮壮，看起来还嫩皮嫩肉的哩！……”类似蚱蜢老汉卖牛的场面，到了临近小说结束的第42章，又通过他帮助农业社买牛的情节，再次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这时，已经有所改变的蚱蜢老汉，这样揭穿另一个自吹自擂的牛贩子，“你这牛好是好，可后蹄不盖前蹄，下田怕落深泥；后胛高过前胛，最多顶个家鸭。另外，腰杆闪闪，做活懒懒；屁股尖尖，上坡掀掀；鼻梁狭狭，性子辣辣；嘴筒短短，吃草缓缓……”这些生动、真切的描写体现了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只有真正地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好的、贴近人民生活的作品。
不过，这部在“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也存在着很多不足：作品中有很多脱离生活的空洞的议论，对于阶级斗争的描写过于简单化。这部作品是对我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延续，是文革时期文学中一道美丽的风景。
长篇革命历史小说《万山红遍》的作者黎汝清，是山东省博兴县人，少年时代即在家乡参加抗日活动，1945年转到部队做政治工作，先后参加过解放战争时期的昌潍、济南、淮海和渡江等战役。1958年后调南京部队政治部建军30周年征文组，从1960年起从事专业创作，发表过一些诗歌、散文、儿童文学作品和中、短篇小说，其中，中篇小说《海岛女民兵》曾被改编为电影《海霞》，在群众中间颇有影响。《万山红遍》分上、下两卷，1976年和197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小说描写的是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在南方山区的故事。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活动在九里十八坪一带的一支红军队伍，在大队长郝大成、党代表吴可征的率领下，遵循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井冈山道路，开赴四岭山区，开始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小说即以此为契机，展现了对那个艰苦斗争年代里的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互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的描写。
在作者笔下，郝大成是一个有着坚强的体魄和性格的红军指挥员。幼年的打猎生活和流传在家乡一带的“红绫会”起义的故事，磨炼了他的斗争意志，赋予了他反抗旧社会的坚强不屈的性格；作为新一代贫苦山民的代表，他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继承了老一辈的光荣传统，抛弃了自发斗争形式，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
郝大成这个人物有血有肉，塑造得极为成功。作者通过一系列较为典型的情节，揭示了郝大成如何在实践中锻炼成为一个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的具体过程。他和吴可征率领的红军大队，在大革命失败后从九里十八坪突围出来，曾经面临着反革命武装的追击、“围剿”和革命队伍内部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蚀、破坏这样两重危险。多次的失败促使他们以井冈山道路为榜样，走向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向。
通过发动武装斗争，充分发挥了郝大成的智慧和才能。例如，在进入四岭山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带有全局性的重大行动上，他能够正确利用南北军阀混战的客观条件，恰当地选择革命时机，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当地各种阶级力量和派别及其相互间的矛盾关系，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估量，制定了发动群众、扩大红军、争取友军、分化敌军的正确策略，同时巧妙地利用山区的地理条件，灵活、机动地打击敌人，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最后将敌人各个吃掉，建立了较大区域的红色革命政权。
小说真实、具体的描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的历史环境，不仅使读者看到了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如何由被动转为主动，在敌人控制得十分严密的白色区域里逐步取得自由，站稳脚跟；同时还使读者看到了和中国革命的胜利一道成长起来的一代英雄人物，是历史和无数革命群众的实践，赋予了郝大成以英雄的品格和英雄的光彩。
但小说也有不足之处：几乎在每个关键时刻，总是由于郝大成的出现，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甚至连攀登劈云岭险峰这样很具体的任务，最后也必须由负责指挥整个部队作战的郝大成去完成，并以书中另一个英雄人物赵铁牛的攀登失败作为“铺垫”。这样处理的结果，虽然意在突出郝大成，但却让人物丧失其真实性。
在除了郝大成以外的其他红军战士中，史少平的形象是塑造得比较好的。在作者笔下，这个人物的行踪具有强烈的传奇色彩，他多次出没于敌人盘踞的巢穴之中，在危急关头，凭借其出众的才智，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部队的行动。如大闹谷敬文的“庆功宴”、潜入敌人腹地侦察任洪元旅部的兵力部署情况等等，有力地突出了史少平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出现，丰富了红军的战斗生活，在作者所描写的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在反面人物中，塑造得较为成功的是谷敬文的形象。这是一个老谋深算，极端仇视红军的反动头子。他的胃口很大，不但妄图消灭共产党和红军，而且想吃掉他的政敌——“进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32旅旅长任洪元，以便独霸四岭山区。在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方面：他“犒劳”被红军放回的俘虏，借以抵消红军的政治影响；他相当准确地判断出进出四岭山的暗道——泥鳅沟的存在，一度给红军的生存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一心把任洪元推向前台，自己则坐收渔人之利。作者通过这个人物，不但表现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阴险的本性，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矛盾和虚弱的本质。
以县委特派员身份出现的黄国信，是躲在革命队伍里的投机分子，后来被俘叛变，堕落为敌人的奸细。他原是富商的儿子，他父亲在和谷敬文的狗咬狗的争斗中落得财破人亡，他也由阔少爷沦为铤而走险的私盐贩子。后来混入革命队伍，妄图由此发迹，平步青云。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投机思想，他终于堕落为叛徒、奸细。这样的人物，在当时革命队伍内部是有某种代表性的，但作者对他的描写没有跳出当时描写这类人物的流行的框框和套套，显得不深刻，不真实。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作者在创作思想上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
占据伏虎岭的“山大王”周威，是红军和谷敬文的争夺对象。他是地主阶级家庭内部斗争中的受害者，他的生活经历，使他有可能从这个阶级内部分化出来，成为以“防匪保家”为宗旨的地方农民自卫军的领袖。但是，他又一下子摆脱不掉封建的宗族观念，这使他和周祖荫、周武等反动地主武装的头子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并给予对四岭山垂涎已久的谷敬文以可乘之机。周威的这种特殊地位，一度使他在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争取中间摇摆不定，构成了敌我友三方之间的极为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党的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的影响下，他摆脱了宗族观念的束缚而倒向了红军。
总之，《万山红遍》通过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各种社会力量及其代表人物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革命历史面貌，是“文革”期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收获。小说中虽然也存在着某些缺乏生活内容和脱离实际生活需要的空洞的政治宣传，某些叙述和描写过于公式化、概念化，但和小说的成绩比较起来，毕竟还是次要的方面。
“文革”时期的诗歌
“文革”开始后的最初几年里，刊登于报刊上的诗歌创作，专业作家已很少见，主要是“红卫兵”和“工农兵作者”的作品。1972年以后，陆续有一些诗集出版。其中，大多数是“工农兵作者”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的作品集，如《文化革命颂》、《批林批孔战歌》等。
在诗的体式上，主要以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抒情诗为主，而诗歌创作的题材和主题则来源于当时的政治运动以及提出的政治口号。当时，“群众歌曲”，包括将毛泽东的语录、诗词等谱写的歌曲，有广泛的流行。任何婉转、曲折、隐晦的表达方式，都会被看作缺乏“战斗的风格”。诗的创作被用来直接配合政治运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以政治社论的方式来发表的张永枚的长诗《西沙之战》。这首称为“诗报告”的长诗，其写作动机，表达的观点，以及艺术形式，完全纳入政治权力运作之中。在这期间，《理想之歌》是另一首有较大反响的长诗。其主题和诗体形式留有贺敬之60年代创作的痕迹。诗里留存有作者到陕北“插队”的“知青”的生活体验的痕迹，而加强了政治表达上的生活实感。
从郭小川50年代的《投入火热的斗争》，到贺敬之60年代的《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到70年代的《理想之歌》，是当代真诚地讲述青年的“人生道路”和“理想”的系列。这些具有主题连贯性的“政治抒情诗”，提供了“理想主义”的写作经验和具体的诗体形态。
1972年以后，少数一度被迫停止写作的诗人，有了发表诗作、出版诗集的可能。这些诗人有李学鳌、李瑛、张永枚、臧克家、严阵、顾工、阮章竞、刘章、纪宇、沙白，以及五六十年代的一批工人作者，如王恩宇、仇学宝、宁宇、郑成义等。在这个期间的诗人创作中，李瑛数量最多，影响也较大。从1972年到1976年，出版的诗集有《红花满山》、《枣林村集》、《北疆红似火》等。李瑛的诗以北方乡村和驻守在北疆深山、林区的士兵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他的语言清新柔和，对景物、色彩的描写生动、形象，因而深受读者喜爱。
在“文革”期间，有一些受到迫害、失去写作权利的诗人，如穆旦、牛汉、蔡其矫等，他们的写作和“发表”都处于秘密、半秘密状态中，作品以手抄本形式在读者中流传。他们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体验。
蔡其矫作为“反革命分子”在闽北山区劳动改造期间，写了不少浪漫风格的抒情诗（《玉华洞》、《祈求》等），表达对摧残人性、凌辱心灵的暴行的抗议。在1955年“胡风事件”中受难的牛汉、曾卓、绿原等，“文革”期间也有记录他们生活和心路历程的诗作，如绿原的《重读怪经》、《信仰》，牛汉的《华南虎》、《悼念一棵枫树》、《麂子，不要朝这里奔跑》等。50年代成为右派分子，“文革”间蛰居乡镇以木匠活谋生的流沙河，写下忧伤而旷达的“爱情诗”：《情诗六首》、《梦西安》。黄永玉对1976年初发生于天安门的事件，写下了《天安门即事》的组诗。郭小川在这期间，也写了政治抗议性质的《秋歌》和《团泊洼的秋天》。
在停止写诗多年以后，穆旦被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1975~1976年间，一共写了近30首诗，这些诗可以看作是他生命晚期的对人生之路的回顾。它们有《智慧之歌》、《演出》、《冥想》、《友谊》、《停电之后》、《自己》，以及《春》、《夏》、《秋》、《冬》等。它们所表达的不再是紧张和尖锐的气氛，而是痛苦的冷静的内心反应。作者对于生活的体验，对于艺术的追求以及在这种追求中所遭遇的挫折，促使作者对“自我”的解剖。表达了对于人生信仰的坚守，对于亲情，友谊的呵护，作者在回顾往事时，顿感彻悟，同时承认在生命的“幻想的尽头”，是“一片落叶飘零的树林”。
当时从事诗的秘密写作的，还有北京、河北、福建等地的“知青”。他们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写作动机来自对“革命”的失望，精神上经历的深刻震荡，和个体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的探求。
其中写作较早而影响最大的，是郭路生的《食指》。他出生于1948年，从小在北京生活、上学。“文革”期间的写作，集中在1966到1969年间。主要作品有《海洋三部曲》、《命运》、《鱼儿三部曲》（初名《鱼群三部曲》）、《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另名《我的最后的北京》、《相信未来》、《烟》、《酒》、《命运》、《愤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