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的散文大潮中，还有一种新潮散文，致力于追求散文的“新艺术”，完全排斥以往散文的形式，可谓新潮散文。他们宣示着“回忆的终结”、“抒情的解体”，而推崇“理性的清泉”和“混沌的自我”。这些新潮散文，强调在艺术形式上的诗化，内容的心灵化，语言上的陌生化，它们不像以往散文那样思路清晰、结构谨严，而是只语片言的无序联结，跳跃的思绪闪动着使人意想不到的智慧火花。
新潮散文运用多种文学手法，如象征、隐喻、意识流、甚至魔幻、荒诞等等，而且融会吸收现代音乐、绘画、建筑、小说、诗歌、电影等多种艺术的启示，显得多元立体而不单一呆板。它以大量的虚构、组合、想象、心灵独白等组合而变得更主观更内向更朦胧，以至于产生一种晦涩感。
新潮散文虽然未曾占据散文的主流，但它的存在说明了痴心于散文的某些人正在独辟蹊径地一意孤行，追寻散文艺术王国的奇珍异宝。这类新潮散文是孤芳自赏的，它只能获得散文圈内部分人士的激赏，而大部分读者对此却不感兴趣。
“通俗”散文与“新潮”散文正好是90年代散文变革展开的两翼，也可以说是散文艺术上的两个相反的走向。
90年代的散文作者除了那些有生活有激情的大群业余作者外，还有一支女性散文队伍，一支学者及学者型作家转入散文领域的队伍，这两支队伍令人瞩目。
女性散文之所以会异军突起，主要是她们敢于揭开遮掩自己内心的帘幕，并且把自己隐秘的内心世界用散文化的语言公之于世。女性的心理细微而灵动，在女性散文中能描摹出心灵的每一个颤动。她们在描写婚姻、恋爱、情欲和性欲方面，比男性散文家更坦然更大胆，这使女性散文独树一帜于散文艺苑。
女性散文受到文坛青睐，主要是因为她们在以亲身经历、切身感受用散文的方式在写女人、写自己、写心灵、写感情体验、写个性追求、写精神寄托、写人格力量。“读者本以为是要看到一个作家，而惊喜地发现了一个人”，这是女散文家王英琦的名言。的确，通过散文而能看到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这比散文本身更重要。
当然，女性散文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如有些散文注意挖掘自己内心的隐秘而深陷其中不能自拔，从而使散文变得过于细碎，甚至显得肉麻，她们把夫妻、情人间的一点小事，化成长长的笔墨，有小题大做之嫌。女性散文的一位代表作家梅洁也感到了这一缺陷，她说：我们女性散文只是反反复复地吟哦着“儿女情长”，反反复复地“丈夫呀”、“儿子呀”、“女儿呀”；反反复复地“怀孩子”、“生孩子”、“爱家呀”、“不爱家呀”，反反复复地“柴米油盐”、“鸡零狗碎”；反反复复地“有病呻吟”“无病也呻吟”……散文的大智慧大思考大魂魄在文章中反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学者和学者型作家加盟散文大军，使90年代的散文更显出旺盛的活力。他们学贯中西厚积薄发，每一亮相，往往笔力千钧。因为他们各人以前所操的笔墨风格各异，因而带入散文中也色彩纷呈。如王蒙的幽默、深刻、睿智，雷达的评论家的理性思辨，张承志的悲壮激越，余秋雨的别出心裁的感悟，汪曾祺的恬淡自然……
这些作家的散文，以自己的学识见解展示为文，并不在字句表面的华彩上下工夫。他们给90年代散文注入一股强大的思辨力量，是不容忽视的。但这类散文由于写得过于理性化，有故弄玄虚之感，就使普通人失去了阅读的耐心，只能在少数知识分子中受到好评。
90年代的散文变革，与散文观念的变革是分不开的，它突破了以前的散文模式，使散文真的“散”了起来，才形成姹紫嫣红的新景观；90年代散文观念逐渐形成的共识，其要点有如下几条：
首先必须强调散文的真实性、非虚构性。散文要写真人、真事、真情，而不像小说那样虚构故事人物，这是对从前伪散文、矫饰散文的反拨，也可以说是对传统散文的螺旋状的回归。当然，散文的真实性，并不排斥语言修饰及形象描述。
其次散文必须书写作者的个性，强调作者的自我性灵，描绘生命体验，展现心灵世界。
散文的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是充分自由的，可以由作者自由、自然、随心所欲地抒写，而不受模式的制约。
90年代的散文在受到文学界、评论界肯定的同时，在有些概念上也引起了行家的争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就是“大散文”观念。
贾平凹在题为《提倡“大散文”概念》的文章中提出了“还原到散文的本来面目，散文是大而化之的，散文是大可随便的，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光明日报》)；而刘锡庆认为“大散文，实在想不出它有什么新意。这提法本身就是很陈旧的。”他认为，大散文的提法无视了散文在自然演进中不断分化、净化的发展规律，背离了不同审美特质的不同文体不宜混同，混同异质文体只能增添混乱，延缓健康发展的文体界划科学，“是向后看，开倒车，是不足取，不足法的。”甚至认为“这宽大无边的大散文足以导致它在无拘无束中自我消解，自取灭亡。”(《散文百家》)
《能否营造“大散文”》（辛宪锡）则指出：“大散文的大，不能仅仅理解为篇幅大，而主要指：题材的背景大，内容的容量大，着眼的角度大，谋篇的布局大，行文的气势大，感情的力度大。”(《文汇报》、《散文创作放谈》综观这三家的观点，辛宪锡和贾平凹所提的“大散文”内涵是不同的，贾平凹主要指散文形式的广泛包容性。辛宪锡主要指散文的大气魄。这两者虽同用了“大散文”一词，但实际内涵不同，也不矛盾，而刘锡庆与贾平凹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实际上，贾平凹提倡“大散文”，而刘锡庆提倡的是“狭义散文”。复旦一位教授在其《散文创新断想》中谈到了“广义散文”和“狭义散文”：“这宽与窄、广与狭的两种散文观念同时并存已有千年之久，在文学史的长河中，时时闪起宽窄，广狭之争的浪花，但散文本身，还是像流水般活泼地前行。”他的观点是“只能让宽窄两种理解同时并存”，不过，“不妨把散文理解得宽一点，这似乎更有利于散文的创新和繁荣。”他提出了“综合散文的创新和繁荣之路”，他说“所谓综合，就是把多方面的不同类别的事物组合在一起。当散文达到了这个综合的境界，还有什么陈旧的观念可以约束它呢！那时候，哲理散文、写景散文、历史散文、科学散文、政论散文、随感散文、电影散文、电视散文、电脑散文……无数种新颖与古老、中国与外国的散文样式交错融合，使散文天地更加广阔，达到一个日新月异的境地，一个妙不可言的综合境地。这时候散文的观念是那样解放，它就能容忍任何惊世骇俗的创新。”
他的观点似乎与贾平凹的“大散文”观点相近，但实质上又有区别，贾平凹认为“散文就是一切的文章”，而他认为只有具备“文学性”的文章才算散文。
强调“狭义散文”的刘锡庆认为，当代散文最急迫的问题是“更新观念，净化文体”，使散文从此走上通衢大道。但是究竟怎样“净化”，他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范畴和规范使人操作。
由于散文体裁的灵活性，它能随着散文创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对于散文观念的变革不能操之过急，改革是一种渐变的过程。
90年代散文观念的变革，是从80年代开始逐步、零星、局部地发展起来，然后渐渐丰满的。而且，整体性，系统性的散文理论框架尚未搭就，有待于今后散文理论界的努力。但总体来讲，90年代的散文观念对散文的广泛包容性的认识比以前有了突飞猛进的扩展。
综上所述，90年代的散文，由于大量吸收了中国古代及近代散文的精华，特别是台湾林语堂、梁实秋等作家的散文作品在大陆的大量出版，外国随笔散文的大量翻译整理出版，思想领域的进一步解放，使散文这一文体产生了空前的繁荣，这是社会转型期文学界最大的收获，它给散文这一体裁注入了新的活力。
90年代影视
对于整个中国而言，9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年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1999年11月15日与美国签订了WTO双边谈判协议，从而为成功地融入国际社会主流迈出了极具成效性的一步。与此同时，百年殖民地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到庆祝新中国成立五十周年，举国上下共同制造并经历着一场场伟大而隆重的狂欢。
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消费文化基本发展成型，大众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需求，并基本上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运作方式。而影视戏剧作为一种操作性极强的并能迅速投入市场的文学样式，正越来越受人青睐。
于是，政治的经典与经济的繁荣、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相互结合，构成中国影视的主旋律，成为时代突出的主题，形成独特的90年代文化风景。
90年代，主流影视的重点在于高扬时代主旋律，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热爱祖国，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积极反映沸腾的现实生活，强烈表现无私奉献精神，基调昂扬向上，激发人们追求理想，催人奋进是这一时期的主旋律。
90年代初，一些重大革命历史为题材，记录革命领袖、民族斗士的传记片，作为时代“主旋律”，反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红色恋人》、《国歌》、《黄河绝恋》、《毛泽东在1925》、《横空出世》、《长征》、《鹰击长空》、《忠诚》和《我的1919》等。
《我的1919》讲述了世纪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官不畏强权与列强抗争的故事；《红色恋人》讲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地下共产党员的爱情故事；《国歌》讲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歌》的创作经过。着名导演冯小宁以颂扬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战争为题材，他以三种颜色命名的战争三部曲《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以及电视剧《北洋水师》、《大空战》等基本属于对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力作。《黄河绝恋》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一个中国女人与一个美国男人的爱情故事，以及这个美国男人对八路军战士、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从逐渐认同、发展到钟爱的过程，这段经历使满怀傲慢与偏见的美国男飞行员人性得以升华。《红河谷》中头人的女儿丹珠和英国人琼斯的灵魂得到洗礼，丹珠的不畏强权倾情歌唱，实际上标志着她已经从一个自私的、桀骜不驯的少数民族公主升华为民族英雄。而战争过后琼斯终于找到“圣山”，完成了将一个西方人由征服者变为被征服者的过程。《紫日》中日本少女在战争中人性走向升华。几部影片基本都是通过外国人的视角看待中国及其革命的，都是以外国男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作为影片弘扬的主题，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具有创新意义。
新时期以来，反腐倡廉题材的影视作品一直是我国影视剧创作的重点。从90年代初期的《焦裕禄》、《孔繁森》，到近年来轰动社会的张平的《生死抉择》、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周梅森的《最高利益》以及《人间正道》、《忠诚》、《当关》、《生死较量》、《红色康乃馨》、《黑洞》等，无不在广大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反腐倡廉、勤政为民这一严肃主题，以开阔的视野和尖锐的笔触，深刻揭露了贪污腐化、权钱交易、恃强凌弱、危害百姓等丑恶现象，热情讴歌了党和人民对根除腐败现象和黑恶势力的坚定决心，塑造了一系列在反腐打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充满正义和豪情的共产党人的感人形象，构成了当代文艺创作一道亮丽的景观。
由张平的小说《抉择》改编的电影《生死抉择》深刻揭示了当前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反映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紧迫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还有根据陆天明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苍天在上》也是中国第一部重量级的反腐电视剧，这部作品直面现实，针砭时弊，反映了时代精神，它以空前的尖锐性和胆略深刻震撼了亿万观众的心弦。《大雪无痕》是陆天明继《苍天在上》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反腐力作。小说以呼唤社会正义与良心为主题，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权欲私欲膨胀后，人性畸变的痛苦而又丑陋的历程。小说保持了作者创作同类作品时一贯运用的独特风格：笔锋犀利，悬念迭起，激情澎湃，正气浩然。
这一时期，还有以公安、反腐败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黑洞》。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天都市副市长聂大海之子聂明宇，利用其父的特殊身份，拉拢腐蚀天都市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以龙腾集团为招牌操纵该市黑社会组织，无恶不作。聂明宇的义兄、刑警队长刘振汉奉命调查聂明宇，于是围绕着亲情、友情、爱情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正邪斗争，最终正义战胜了邪恶。
在主旋律影视剧中公安（刑侦、警匪、缉毒、反走私）题材开始走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及作品。海岩，一个擅长公安题材的多产的作家，推出了深受观众好评且大都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便衣警察》、《永不瞑目》、《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你的生命如此多情》、《死于青春》和《玉观音》等。从80年代的《便衣警察》一直到90年代末期的《玉观音》，海岩始终在努力展现青春的纯情、浪漫、率真，恋人们对爱的矢志不移，铁血搏杀中的儿女情怀、世事无常中的柔肠寸断等等。
同名小说改编的《玉观音》是一部以其青春激情和人性的壮烈来表现中国女性善良宽容之美的抒情之作，海岩在《玉观音》中讲述了一个跌宕起伏的爱情故事，女警察安心由于一次偶然的越轨恋情铸成了一生无法挽回的大错，为此家破人亡，失去丈夫铁军和儿子小熊，她经历了死亡的残酷，也重新体味了爱情的甜蜜，遇上了她生死相许的爱人杨瑞。最后她忍痛离开杨瑞重返缉毒战斗的第一线，并不仅仅是为了报仇和赎罪，而是下了牺牲一切的决心，要像老潘及那位牺牲了的无名英雄一样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战斗，安心最终成长为了一名为理想而献身的英雄战士，投入到极其艰苦、危险的缉毒工作中。
海岩善于把公安题材与爱情故事相结合，把一种崇高伟大的英雄精神赋予笔下的他的人物。海岩的作品中传达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基本上是主流化、人性化的：坚守忠贞不渝的爱情，赞美忠诚善良、宽容博爱的人性，弘扬为了国家利益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精神。
90年代的第一部都市题材电影是夏刚的《遭遇激情》，此后，出现了同样题材的《大撒把》、《无人喝彩》；此外，李少红的《四十不惑》，周晓文的《青春无悔》、《青春冲动》，黄建新的《站直喽，别趴下》、《脸对脸、背靠背》等，在90年代的都市电影中，小人物的辛酸取代了无名化的大都市的奢华。影片所试图传达给观众的是冷漠现实的社会中的一点点温情和暖意。影片中主人公完成着一次想象性的回归，一份在游戏中获得的生命的降落、温情的抚慰与对现实无奈的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