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学
17世纪初，伊丽莎白女王逝世，都铎王朝结束，1603年詹姆斯一世即英国王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40余年间，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同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加剧。英国文艺复兴进入尾声，人文主义的思想与文学，在琼森与培根之后，也渐次消泯。
17世纪初在诗歌方面出现两个主要派别，一个是“玄学派”。他们的诗歌写得玄妙隐晦，突出个人感受与思索，描写山林隐逸或个人爱情，表达空幻宗教意识，脱离生活实际，以奇幻的意象揭示内心奥秘，表现充满怀疑与向往的复杂心情。玄学派反映了一些知识分子对人文主义的失望，显示了科学对传统文化的冲击。玄学派的代表是约翰·多恩（1572~1631），他曾任王室牧师多年，1621年任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直至逝世。他写有爱情诗、讽刺诗、宗教诗和160篇布道文，批判世俗情欲，宣扬宗教热情与神秘主义。
另一派叫“骑士派”，他们多是贵族青年，在内战中参加过王军和王党。这一派政治上保守，诗歌创作却不同于玄学派的出世精神，而是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入世思想，写了许多爱情诗与及时行乐的作品，表现了末世情调，是文艺复兴和17世纪诗歌之间的桥梁。骑土派的代表是赫里克（1591~1674），他也是一位牧师。他留有1200多首诗，收在《雅歌》和《西方乐土》两个诗集中。他与其他骑士派诗人不同处是还写了健康抒情诗。
17世纪的著名英国戏剧作家，继本·琼森和马斯顿（1575~1634）之后，还有约翰·韦伯斯特（1580~1625），他的悲剧《白魔》（1612）和《马尔菲公爵夫人》（1623）塑造了反封建的勇敢妇女形象。菲利浦·马辛杰（1583~1640）是17世纪早期英国编剧技巧最佳的作家。他的讽刺喜剧《偿还旧债的新方法》（1633）刻画了贪财的坏爵士的形象，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严肃思想。
统治阶级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导致了40年代爆发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清教反国教的斗争形式进行的。从1642年国王与国会的内战爆发，到1649年革命成功和把查理一世推上断头台，人民运动也在高涨。不论国会领袖克伦威尔，还是英国人民，都从《圣经旧约》上借用了词句、热情和幻想。革命时期的最有力的文章是左翼领袖利尔本（1618~1657）和温斯坦利（1628~1698）的犀利流畅的政论文。这些传单和小册子为广大群众的利益而斗争。再有就是革命诗人弥尔顿在革命高潮用英文和拉丁文写的关于离婚自由、出版自由、处死国王的雄健优美的文章。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英吉利共和国结束。复辟时期，政治反动，宫廷骄奢淫逸，文学上风行嘲笑清教徒的讽刺诗，以及反映贵族享乐生活的喜剧。受法国文学影响，英国古典主义兴起。它的创始人和代表是约翰·德莱顿（1631~1700）。德莱顿思想保守，是王政复辟时期的桂冠诗人，受封为朝廷史官。他的诗歌颂国王查理二世与天主教，讽刺资产阶级和不良社会风尚。他写过27部体裁不同的戏剧。他的古典主义戏剧美化王权，成为18世纪英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先声。德莱顿是英国文学批评创始人，他在《论戏剧诗》及其他文章中肯定了乔叟以来的英国文学，强调理性与规律，提倡悲剧创作要遵守“三一律”，对艺术的形式完美也有不少论述。王政复辟时期的戏剧，除了德莱顿，还有威彻理（1640~1716）、康利利夫（1670~1729）、凡布卢（1664~1726）等等。他们的戏既反映了贵族腐化生活，又迎合了他们的庸俗的享乐的趣味。
王政复辟时期最伟大的作品是弥尔顿反映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3部杰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此外还有17世纪后半期的著名小说家班扬的作品。
约翰·班扬（1623~1688）是典型的清教徒作家。他出生于农村劳动人民家庭，父亲是补锅匠，他没有受到正规教育。班杨积极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王政复辟后，他曾两次被捕入狱，第一次长达12年。班扬是一位牧师，他妻子也是清教徒的女儿，二人家中一贫如洗，他同下层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的创作反对当时的奢侈风尚与逐名追利的恶习，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他对社会的批判，受到读者的欢迎。
班扬作品有在狱中写的自传《罪人受恩记》（1666）和《天路历程》（1678）。还有现实主义的对话体小说《培德曼先生的生平与死亡》（1680）、宗教讽喻小说《神圣战争》（1682）和《天路历程》第二部（1684）。他的代表作《天路历程》是一部寓意小说，采用了梦幻的形式。它写作者在梦中遇见一个背着沉重包袱的人，名叫基督徒，他要去天国之城，于是基督徒经历了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到达了至善的理想国。
小说在写主人公的经历时，展示了英国罪恶的社会景象，细致地描写了“名利场”和乡村公路上的各种栩栩如生的人物。小说批判普遍的淫乱与腐化，指出头衔、国家都可以出卖，盗窃、奸淫、谋杀在横行，贵族们在骄奢淫逸、贪婪挥霍。小说讽刺的“愚昧无知”、“马屁先生”、“爱钱先生”虽是概念的拟人化；但个性生动异常。它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小说使用传奇形式，运用人民语言，颇受读者欢迎。
1688年，英国废黜詹姆斯二世，迎荷兰亲王威廉为英王，史称“光荣革命”。此后确立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英国的历史与文学进入了新的时代。
弥尔顿（1608~1674）是此后英国文学史上仅次于莎士比亚的诗坛巨擘。
他在艺术上想象丰富，能将简单的人物故事，抒写成一万行的长诗。他描写的地狱、人间，图景雄浑壮阔，塑造的人物如撒旦等，性格独特，形象奇伟。
他的长诗既继承了古代悲剧史诗的传统，又结合了基督教文学的形式，同时更是他从现实出发的伟大创造。
西班牙文学
16世纪后半期，西班牙已经开始衰败。到了17世纪，西班牙虽然在国外还占据某些领地，但已失去强国地位。各地起义不断发生，政府几乎无力对付，但在宫廷中还保持繁缛的礼仪和豪华的生活。专制政府又通过天主教教会用残酷手段加强反动统治，使整个西班牙笼罩在阴暗的宗教气氛之中。
17世纪的西班牙文学也趋于衰落，逐渐失去了“黄金时代”的繁荣景象。天主教反动统治使文艺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学遭到沉重打击，宗教思想控制着整个文学界，贵族绮丽派文学在文坛上盛极一时。
西班牙贵族绮丽派文学被称为冈果拉派，创始人是路易斯·德·冈果拉（1561~1627）。冈果拉早期写故事诗和短诗，后期发表了不少风格纤巧的诗歌，如长诗《寂寞》（1613）和《波利非莫和伽拉苔亚的故事》（1612~1613），发生广泛的影响，形成一个诗派。这个诗派轻视人民群众，提倡为“高雅人士”写作，作品堆砌夸张的词藻，充满各种隐喻和难解的词句。其内容大都是人生无常、终归毁灭等悲观思想。
17世纪上半期，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虽然遭到教会的迫害，但仍然坚持斗争。剧作家如莫里纳（1571~1648）、阿拉尔康（1581~1639）和卡斯特罗（1569~1631）继承维迦的传统，取材于民间文学和历史传说，写了大量的作品。
莫里纳的《塞维勒的诱惑者》（1630）第一次以关于堂·璜的民间传说为题材，描写一个丧尽天良、勾引妇女的贵族青年，揭露贵族的罪恶。
卡斯特罗的《照德的青年时代》（1618）取材于民间谣曲，描写这个西班牙民族英雄的事迹。
在散文方面，凯维多（1580~1645）的成就较大。他是西班牙最后的人文主义代表之一，写过许多讽刺性的散文，也写了流浪汉小说类型的作品《大骗子堂·帕勃罗斯·布斯康的一生》（1626）。他痛恨贵族、僧侣、贪官污吏、炼金术士、占星术士等和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现象，并在其作品中给以无情揭露。但是在反动统治下，他看不见出路，作品也不免染上悲观色彩。
17世纪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是戏剧家彼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卡尔德隆出身于马德里贵族家庭，曾在马德里耶稣会学院学习，后来到萨拉曼加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他很早就写戏剧，1635年入宫廷服务，管理宫廷剧院，创作了大量剧本，成为维迦以后西班牙最有名的戏剧家。1651年，他入教士籍，一直担任重要的教会职务。他写过120部剧本，另有80部宗教剧和20篇幕间短剧。在艺术技巧上，他继承了维迦的传统，但是也讲究华丽的布景和服装，运用夸张的言词。
他的作品多采用中古题材，有浓厚的天主教思想。许多剧本探讨宗教哲学问题，直接宣传否定现世、相信来世和忏悔赎罪等宗教思想，他到晚年就专写宗教剧了。但是卡尔德隆的作品中也有肯定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主题，如《隐居的夫人》（1629）。有的剧本甚至歌颂农民反对贵族迫害的斗争，如《扎拉美亚的长老》（1636）。这些矛盾都反映了人文主义的衰落、天主教统治和贵族文学的深刻影响。
《人生如梦》（1635）是卡尔德隆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主人公是波兰王子西吉斯蒙德。国王从天象中得知王子将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因此从小就把他囚禁在边塞的古塔里，过着半人半兽的生活。一次国王用药将他麻醉，送回宫中，等他醒来，给他最高的地位和权利。西吉斯蒙德为了报复他所受的迫害，粗暴专横，甚至威胁国王。国王认为他野性未驯，又将他麻醉，送回古塔。王子醒来，想起前事，认为这不过是一场梦，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从此个性大变。不久，国内爆发起义，起义者攻入宫中，擒住国王，西吉斯蒙德被拥戴为首领。但是这一次他却贤明公正，宣布施行仁政，又将王冠归还父亲。
这个剧本像卡尔德隆的许多剧本一样，用寓意的手法阐述哲理。西吉斯蒙德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他最初是个性情暴烈的反抗者，他斥责国王不该既给他生命，又把他当野兽看待，实际上这是对天主教哲学的抗议。但是他随即认为人世一切无非是梦幻，希望只在来世，因而变成一个驯顺的忏悔者。卡尔德隆通过这个形象提出了一个抗议性的问题，而得出的却是宗教忏悔的结论。
卡尔德隆的剧本具有较高的技巧，善于刻画人物内心，富有抒情特点，许多剧本的独白后来都成了流行的抒情诗。这些都大大影响了19世纪初期的许多著名作家。
德国文学
17世纪，德国爆发了残酷的30年战争（1618~1648）。这次战争又称为宗教战争，实际上是德国的公侯们为了争权夺利，利用新教和旧教的分歧，形成两个阵营，各自勾结国外势力，在德国的国土上烧杀掠夺。战争的结果是德国人口减去1/3，城市萧条，田地荒芜，矿山损坏，工商业衰退。大小公侯们只靠着无止境地剥削农奴，维持他们的专制统治。这种情形使德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在文学方面，德国人文主义者的批判精神和民间文学的反封建内容，在这黯淡的时代里也消失了。市民出身的作家大都依附宫廷，为公侯们服务。一些所谓奖掖文化的宫廷成为文学活动的中心。当时的宫廷一味模仿外国风尚，有的把法国作为榜样，有的更多地接受西班牙、意大利文化的影响。诗人们则迎合主人的意旨和趣味，从事写作，作品内容贫乏，充满华丽的词藻、离奇的比喻和堆砌的典故，成为形式的游戏。但也有少数作家关怀人民的痛苦和国家的命运，考虑祖国语言和文学的前途，在文学理论或实践上作出贡献。
奥皮茨（1597~1639）看到意大利和法国的诗人如彼特拉克、龙沙等向古代诗歌学习，提炼自己祖国的语言，写出格律谨严的民族诗歌，他认为德国的诗人也应该能够这样。他在他的《德国诗论》（1624）里吸取了法国、意大利文艺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论述诗的原理和作用，区分文学的种类，提倡语言的纯洁性，探讨诗的格律。他制定抑扬格和扬抑格的规则，倡导十四行体和亚历山大体，对于德国诗歌格律的发展起了划时代的作用。
诗人弗莱明（1609~1640）和格吕菲乌斯（1616~1664）都能超越德国文艺界的狭窄范围，开辟诗的领域。前者远游俄国、波斯，扩大了眼界，后者漫游荷兰、法国、意大利，接触到当时欧洲哲学、科学、艺术的新成就。他们在奥皮茨的影响下，运用各种新诗体，写出反映时代苦难和渴望和平的感人的诗歌。格吕菲乌斯的十四行诗《祖国之泪》（1636）概括地叙述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最后他认为比死亡、瘟疫、火灾和饥馑更为可怕的是许多人丧失了灵魂。这是德国17世纪诗歌中一首有代表性的名篇。格吕菲乌斯也从事戏剧创作，他是德国第一个把市民生活写入悲剧的作家，但当时无人响应，德国市民悲剧真正的形成和发展，则有待于100多年以后的莱辛和席勒。
这些诗人都生活在17世纪前半期，有比较丰富的知识，在提高德国语言、制定诗歌格律等方面有一定贡献，并为18世纪德国民族文学的形成作了一些准备。但是他们只向古希腊、罗马和外国学习，而轻视本国的民间文学，有些文学史家把他们的作品称为“学者的诗”，并不完全恰当，但也有一定理由。
到了17世纪后半期，小说家汉斯·雅科布·克里斯托弗·封·格里美尔斯豪（1622？~1676）则和他们完全两样。他继承了16世纪民间故事书的传统，在西班牙流浪汉小说的影响下，从平民的立场出发，写出一系列小说，广泛地描绘了30年战争时期德国的社会面貌。这套小说中以6卷的《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1668~1669）最为成功，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其他的小说都和《西木卜里其西木斯奇遇记》有一定的联系，但又各自独立成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