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有个男子汉》是埃及当代著名作家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的长篇小说，发表于1957年，是作者的代表作。
小说描写文静的大学生易卜拉欣，在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参加了刺杀英国人的行动，并意外被捕。他成为全民族仰慕的英雄。他越狱后逃到从不过问政治的同学毛希丁的家，这个安宁、不与政治发生联系的家庭为易卜拉欣的到来惊恐、忐忑、激动，他们热情地欢迎了这位政治在逃犯。易卜拉欣的到来，对家庭每个成员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他们感到家里有了个真正的男子汉。易卜拉欣不想使这个家庭承受任何不幸，他决定离开这个家，这时大家发现他们已把他看作家庭的一个成员了。易卜拉欣在袭击英国军营的战斗中不幸饮弹身亡，毛希丁一家不胜悲伤，他们加入了全国掀起的革命浪潮。
作者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把一场看起来应该是严酷无情的政治斗争描写得充满了人情冷暖，把国家的命运，同个人、家庭联系起来。
矿工
《矿工》是南非著名作家伯拉罕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46年。
一天深夜，有个名叫休马的黑人小伙子从北方乡下来到约翰内斯堡，想在金矿上找个工作。他身无分文，衣衫褴褛，脚上的鞋子破到要用细绳和铁丝缚住。正当他想在陌生的城市街道里找个安身之处时，遇到了卖私酒的女人丽亚。丽亚慷慨地留他在自己店里住下。
初到城市的休马，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莫名其妙。他看到丽亚那里成天都有喝得醉醺醺的人撒酒疯。到了礼拜六，街头上男男女女熙熙攘攘，寻欢作乐，酗酒打架。休马第一次上街，不懂得象别的黑人那样，见到警察就躲开，因此挨了一个白人警察的打；他气愤之下，还击了那个警察，遭到追捕，幸亏一个有色人种的人帮他逃出了险境。
按照种族歧视的法律，白人可以卖酒，而黑人卖酒是犯法的。丽亚是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尊敬她。警察常常来搜查私酒，每次都要抓走一些人。但丽亚总能事先得到消息，藏好一切。
丽亚托她的朋友、矿工约翰尼斯介绍休马到矿上，在一个外号叫“红头发”的白人帕迪的班里当领班。休马到矿上的第2天就下井工作。他身强力壮，不辞辛苦，很快就熟悉了自己的工作，成为出色的领班，得到了工人们的尊敬。
休马爱上了丽亚的外甥女伊利莎——一个漂亮的女教师。但伊利莎对他忽冷忽热，喜怒无常。其实，伊利莎的心是好的，只因为她受过教育，渴望能够象白人一样，过上文明、舒适的生活，休马当然不能满足她的愿望，因此她虽然爱休马，却又不甘心永远和他一起生活。
休马在丽亚那里还认识了梅茜。梅茜是个善良的女孩子，活泼、爱笑、乐于助人。她在一个白人家里当女仆。梅茜喜欢休马，尽管她知道休马爱伊利莎而不爱她，却仍然对他很好。每次在伊利莎伤了休马的心时，她都能想法安慰他，领他去舞会，去郊游，使他快活，休马很感激她。
几个月后，休马熟悉了城市生活。他已经知道黑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他也知道了那些成天喝醉的人是想把自己的痛苦埋在酒里。他看到了白人生活和黑人生活之间的悬殊，明白了伊利莎渴望的是什么。他恨这一切，因此，尽管他的白人领班帕迪对他和其他工人都很好，他却不愿和帕迪做朋友。
伊利莎和休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不辞而别，离开他到遥远的地方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了。这给休马很大打击。就在这时，警察设下圈套，捉住了正在藏酒的丽亚，判她9个月监禁。休马非常痛苦，因为他一向尊敬丽亚，而且他知道，假如丽亚是白人，那就不会遭到任何惩罚。帕达向他表示同情，而他在气愤之中，对帕迪说白人绝不会理解黑人的痛苦。帕迪却说：“无论黑人白人，首先都是人。大家都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休马当时并不同意，后来却把帕迪的话考虑了很久。他向往有一天“不分白人和黑人，只有人民……每个人都有粮食，每个人都有工作……充满了欢笑，充满了友爱。”
休马和帕迪发现矿井漏水，报告矿上的工程师，工程师置之不理。后来，发生了倒塌事故。约翰尼斯和他的白人领班克利斯为了救班里的其他工人，被压在下面。休马和帕迪冒险把他们救上来，但他们都已死了。这时，经理和工程师不顾工人死活，打算只换几根柱子，仍逼工人们下井干活。休马坚决要求首先修好矿井，否则不下去。他愤怒地喊道；“尽管我们的皮肤是黑的，我们是人，我们不是来送命的牲畜，我们是人！”所有的矿工都支持他。帕迪也和他们站在一起。矿主召来警察镇压，在混战中，帕迪被捕了，休马冲出了包围圈。
休马找到梅茜，告诉她发生的一切，并且说他决心去和帕迪一起坐牢。因为他已经完全明白：无论黑人白人，都是人。他有许多话要说，他要在法庭上把一切都讲出来。最后他告诉梅茜，现在他才明白自己爱她，希望梅茜能等他。梅茜理解他，支持他的行动，并表示无论多久，她都要等他。
最后，梅茜陪他一起走上通向警察局的大路。
路
《路》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剧本，创作于1965年，一向被推为索因卡最有代表性的剧作之一，并是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主要作品。
沃尔·索因卡，当代尼日利亚最负盛名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评论家和翻译家。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非洲第一位享有此殊荣的作家。
《路》表现了作家对国家前途与民族命运的一种深刻的思索，以及因为结论悲观所产生的一种内心的焦虑。
剧情主要描写一个发生在“车祸商店”周围的荒诞故事。教堂的晨钟惊醒了昏睡中的客车售票员沙姆逊、司机科托奴、萨鲁比和一个名叫穆拉诺的仆人，他们像往常一样开始一天的谋生活动。车祸商店的老板是个被称为“教授”的神秘长者。他曾当过主日学校教师、祈祷仪式的主持人等，现在经营车毁人亡的汽车配件和伪造的驾驶执照。无票可售的沙姆逊和无驾驶执照的萨鲁比以恶作剧的方式搞乱“车祸商店”的秩序，使得从车祸现场归来的“教授”误以为别人的处所而离去。不久镇长来这里秘密雇用以“东京油子”为首的流氓为他的党派效力，而“东京油子”也立即用刚从镇长手中得到的海洛因贿赂警察。
“教授”在这里继续从事寻找《圣经》的工作。在科托奴的询问下，“教授”讲述了仆人穆拉诺的往事。原来他是个被肇事车辆撞伤后弃之不管的人，“教授”发现后将他救助，并照料他恢复健康。穆拉诺虽然肢体伤残，但在“教授”心目中却是个道德高尚的圣徒和永恒真理的卫士，也是可以帮助他自己寻找和发掘《圣经》的助手和桥梁。科托奴不顾“教授”劝说，不愿再开车，原因在于对车祸的恐惧。原来早年其父死于车祸，其好友、一个缅甸中士也在车祸中丧生，而前些天又亲眼目睹了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自己也险些翻下桥头。此外，他心里还隐藏着一桩心事，即司机节那天，他驾车遇到一个戴面具的车祸遇难者，为了避免嫌疑，只好将其藏在卡车挡板下，逃之夭夭。当警察搜查时，遇难者不知去向，只留下一个奥贡神的假面具。后来警察“爱找碴的乔”在调查汽车节汽车肇事一案时，在“车祸商店”发现了受害者所戴的假面具，众人又将它藏起来。仆人穆拉诺看出被藏在“教授”座椅下的假面具，竟拿起来若有所思地端详，“教授”告诉大家，穆拉诺这个呆子身上附有了神灵。
假面舞会又跳起来，“教授”依然用他对《圣经》及其教义的理解进行说教。舞会的参加者着魔似的越跳越疯，越舞越狂。与会的“东京油子”看到手下的流氓也加入跳舞者的行列，便大声喝止，而“教授”则鼓励人们尽情地跳，于是发生冲突。扭打之中，得到萨鲁比帮助的“东京油子”用匕首刺中“教授”，但他本人也被头戴奥贡神假面的人摔倒在地。“教授”在弥留之际向众人说了如下一番话：像路一样呼吸吧，变成路吧！你们成天做梦，平躺在背信弃义和欺骗榨取上，别人信任你们时，你们就把头抬得高高的，打击信任你们的乘客，把他们全部吞掉，或是把他们打死在路上。你们之间为死亡铺开一条宽阔的床单，它的长度和它经历的岁月，犹如太阳光一样，直至变成许多张脸，所有死者投射成一条黑影为止，像路一样呼吸吧，但愿能像大路一样……
最后，“教授”在挽歌中死去，四周一片黑暗。
创作《路》剧的直接动因是作者有感于尼日利亚公路上频繁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剧中却渗透着作者对许多现实问题的哲理性思考。因此《路》剧深刻而富有象征意义。无论是剧情的衍变赓续，人物的对话独白，还是动作的语言启示，都表露出作家从人性、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社会所进行的尖锐有力的批评。剧中虽不乏作者对现实的深思，却很少探讨时事性问题，对社会生活内含实质的分析多于再现生活，对于国家与民族问题的关注又多于希望与想象，因此，《路》剧表现出一种警世意义，一种对于未来难以名状的时代穿透力。
《路》剧上演时，尼日利亚已经独立5年。祖国独立之初，索因卡急切回国，渴望投身祖国的建设事业，但是很快他就从企盼百废俱兴、弃旧图新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并清醒地发现刚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国家没有出现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反而暴露出各种深刻的社会危机。执政者营私舞弊、肆意妄为，政党和部落之间纷争不断，连连发生冲突。广大人民贫困潦倒，怨声载道。独立不久的国家重新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处处散发着恶浊的腐败气息。因此，《路》剧中所展示的不再是独立初期创作的《森林之舞》中象征着民族独立、团结与蓬勃向上的狂欢歌舞，而代之以破烂的卡车、崎岖的道路、不断的车祸等客观物象。
《路》剧幕布拉开，出现在观众视野中的即是“车身歪斜，轮子短缺”，“车身后部朝向观众的四轮卡车”，一派破败不堪的景象。继后，卡车又以其丰富的象征意义不断出现在剧中。有的部件残缺、车身破损，有的用不配套的零件拼凑而成，有的则是旧车重新涂上漆等等。这些开起来嘎嘎作响的破车常被用来“运穷光蛋”，“运麻风病人”，以及运送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它们行驶在高低不平、曲折狭窄的道路上，不仅“散发着腐烂食品和各种垃圾的臭味”，而且前途未卜，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尼日利亚广大人民不知去向何方的一种愚钝与困惑。
作为主要象征物的“路”更是不堪入目。它自己不仅崎岖险恶，洞穴遍地，桥梁糟朽，无法承受车载，而且在如此破败的“路”上还寄生着流浪汉、毒品贩、巡警宪兵等，正犹如是尼日利亚社会的真实写照，这样的载体根本无法顺利安全地行驶车辆，因此车祸不断，使人心有余悸，也无法使人达到目的地，前景不乐观。而那些驾车的司机，常常置车毁人亡于不顾，毫无责任心。他们不是无法胜任工作，就是贪杯醉酒，更有甚者是没有执照的司机，或是惊魂未定的车祸肇事者。这些毫无责任感、草菅人命的司机正是当时尼日利亚执政者的象征，他们胡乱驾驶着满载的汽车，行驶在如此糟糕的“路”上，前途不堪设想。
《路》剧中表现出的探索精神，主要体现在对生存与死亡意义的理解上。剧中的怪老头“教授”经常实地勘察车祸现场，欲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支离破碎的残车上寻找人生真谛的“启示”。为探求死亡的奥秘，他有时甚至丧尽天良地故意挪动路标，有意制造车祸。司机科托奴的父亲，一方面在路上与女人做爱，赋予了他以生命，另一方面又死于车祸，想使他离开路这一死亡的陷阱。而科托奴无论是主动求生存，还是被动逃离死亡，都不得不挣扎在一种绝望的困境之中。另外，剧中约鲁巴族信仰的奥贡神不时出现，他手执利斧开辟了连接神界与人世的通道，沟通了生存与死亡的两极，实际上是“路”的主宰。
剧的最后，作者以“教授”作为自己理想的代言人，说出了路作为生死循环的象征意义，表现了作者面对现实所产生的一种绝望心理。当人们在现实中无所依存又生死不明的时候，当他们既不想成为政客的牺牲品，又不想让神主宰自己的时候，尽管“路”通向未知境界，但还是变成路，“把生死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作者悲观情绪的反映，也是他思想矛盾的反映。
索因卡的戏剧艺术既深深地植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艺术传统的土壤，又受到西方生活和文化艺术的影响，他曾说过：“虽然我受过西方教育，但是我把自己扎根于非洲人民，注重反映他们的现实，特别是他们蒙受的苦难和对未来的理想。但是我也接受西方文学、东方文学对我的影响，只要是有益的我都接受。”
因此，《路》剧反映了传统的非洲戏剧艺术与现代欧洲戏剧艺术的双重熏陶，是西非约鲁巴部族的文化基因与西方现代戏剧的艺术技巧有机融合的结晶。这两种异质的艺术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戏剧风格而得到世界剧坛的认同。
首先，《路》剧不似一般剧作那样统一完整。它缺乏贯穿始终的情节线索，既没有重要的戏剧矛盾和冲突，也没有高潮和余波。它不注重表现和塑造常规式、程式化的人物，而以一种深沉的哲理性思辨为前提，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反思。因全剧袭用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打破了写实戏剧因果逻辑的结构，并杂糅了非洲当地文化艺术中诸如图腾与舞蹈等延续性意象，因此，剧情显得扑朔、迷离、朦胧、神秘，颇有些荒诞不经的色彩。
其次，《路》剧打破了传统的戏剧时空关系，将人物内在的意识流程的心理时间同外在事物进展的物理时间相互融合，将不变的客观世界的时空同可变的主观感觉时空交叉表现，从而形成了戏剧时空的高度凝聚。《路》剧的情节只表现一个上午发生在一间名为“车祸商店”的小棚屋里，然而在如此有限的时空条件下，作者却从容地表现了许多戏剧角色对漫长生活经历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追忆。
另外，《路》剧以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结构全剧。剧中人“教授”、“东京油子”、沙姆逊、科托奴、穆拉诺以及早已离世的缅甸中士等，都以各自所关联的事件构成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在分属他们各自的微小时空区域里，有的追忆以往的经历，有的求索人生的真谛，有的以隐寓性事物揭示具体的现实内容，表现出人物意念流程的一种延伸，增加了戏剧的内涵与包容量。
不得不承认，作者在戏剧创作上，从内容到表现手法的创新，都能被不同文化心理素质的各区域人民所接受，确实难能可贵，这种能在世界范围内找到知音的戏剧家实属凤毛麟角。
和平的祈祷
《和平的祈祷》是桑戈尔的政论诗中最好的一首，它写于第二次大战即将结束的1945年1月。列奥波尔德·塞达·桑达尔，生于1906年，塞内加尔著名的诗人和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