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是强盛的。至贞观一代，她即拥有了“末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极大漠”的广袤疆域。中国既安，夷狄群趋，唐太宗“天可汗”的威名响彻四方。可是，泱泱大国的治理，并不是一件易事；大唐帝国的浩大，却让皇室子孙们陷入了藩镇割据的困境。面对可能一触即发的分崩离析，李氏子孙们开始了不屈不挠的削藩斗争。唐德宗中兴，他决意以藩制藩，战斗未果却放弃了。宪宗奋力一搏，整肃诸侯；魏博结盟，不战而胜；淮西战役，虽险犹胜；直至三分平卢，大唐天下终有了暂且的太平。
“天可汗”与胡风汉韵
由于太宗相信“中国既安，四夷皆服”，所以实行了开明的民族政策。自东突厥灭亡以后，西北各部首领都来长安朝见，尊称太宗为“天可汗”。“可汗”是西北各部对君主的称呼，称“天可汗”就是拥戴太宗为他们共同的君主。唐柳宗元《唐铙歌鼓吹曲·高昌》：“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宋王溥《唐会要·杂录》：“贞观四年，诸蕃君长诣阙，请太宗为天可汗。乃下制，令后玺书赐西域北荒之君长，皆称皇帝天可汗。” “可汗”的来源是匈奴、乌桓等族，喜欢尊称他们所敬服的君长叫“汗”。匈奴、突厥因景仰汉室的威风，也自己尊称为汉，是要降格以从，所以便用一个同音的“汗”字来替代了。
这个称谓来之不易。贞观之初，唐朝的边界为异族所环绕，北方有突厥、薛延陀，西方有吐谷浑、吐蕃，这些游牧民族经常侵犯边境，掠夺人口与财物。
突厥是继匈奴和柔然之后，在蒙古高原、大漠南北兴起的一个强盛一时的族群，其起源于敕勒。从 5世纪后叶开始，突厥参与了敕勒各部反对柔然奴役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其从敕勒中脱颖而出，于西魏废帝元年 （552）一举大败柔然，由土门建立了突厥汗国。但此后不久，即隋开皇五年（585），突厥汗国分裂成东、西突厥。隋未丧乱，东突厥成为雄踞漠北、权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势族群，史称其“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及至唐初，形成东突厥与唐王朝的竞争对抗和冲突的局面。开始，东突厥一直是处于主动进攻的地位，如武德五年（622）八月，东突厥颉利可汗 以13万骑入雁门，攻太原，长安一度吃紧。第二年十月，颉利可汗进攻马邑，两军激战；次年又兵胁长安，李世民率军迎战。武德九年 （626）八月颉利可汗乘唐太宗即位不久，率 10万骑兵入侵直逼渭水，驻兵便桥之北。唐太宗当时正以全力消灭地方的割据势力，对突厥的进军采取守势，尽可能维持和好关系。太宗只身犯险亲临清水，与颉利可汗相会。他们两人就在便桥上歃血为盟。唐朝赠给颉利许多金帛；颉利答应不再进犯唐朝，随后引兵而去。
唐王朝在与东突厥对抗冲突的被动地位，直到贞观年间才开始扭转。贞观三年（629年）关中丰收，生产得到了恢复；唐太宗的统治也已初步巩固。那时突厥地区连年遭到霜旱天灾，牲畜大量死亡。颉利加重对各部的勒索，各部纷纷叛离。唐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就在这年冬天派大将李勣、李靖带领十几万军队出击突厥。第二年，追击突厥至阴山以北，俘虏了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
大破东突厥以后，唐朝在东突厥的故地设置了许多羁麋州府，任用东突厥贵族作都督（地方军政长官），并按照他们的习惯，规定职务可以世袭。这些州府名义上要接受唐帝国的册封，定期向中央朝贡；但不向唐交纳赋税，仍然保持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这些州府之上，设都护府，其官员由中央直接任免，代表中央行使主权，管理边防和处理民族之间的事务。这样，我国北部边疆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在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唐太宗也是采取设置羁麋州府的办法。
继突厥以后，日益强大的薛延陀汗国又成了与唐王朝对抗冲突的主要力量。在与薛延陀的对抗冲突中，唐朝对薛延陀采用了分化政策。薛延陀真珠可汗夷男曾立其二子主南、北二部，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趁机遣左领大将军梁师方出使薛延陀，册命其一子沙耽弥叶护拔灼为四叶护可汗，另一子颉利芯为大度奠贺咄叶护可汗。这一行动，用意在于分化他们。贞观十九年（645），夷男卒后，二子不合，相互仇杀。贞观二十年 （646）唐王朝主动出兵，在唐军的武力进攻下，薛延陀汗国土崩瓦解。
唐太宗还大力推行和亲政策。他认为，北方少数民族的风俗，政权多由后妃操纵。公主出嫁，生了儿子，就是他的外孙。外孙作可汗，不会骚扰唐朝。所以，出嫁一个公主，可以保证北方30年无事。和亲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但许多和亲是在中原王朝国势衰弱情况下对周边少数民族政权采取的非平等的、不得己的联婚行动。囡而也就成了屈辱、妥协的一种表现。然而，唐初的和亲却有别于以往，是在国势强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平等的、双方满意的政治联姻。
薛延陀真珠可汗派人带着厚礼来求婚，唐太宗认为“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朕为苍生父母，苟可利之，岂惜一女！”于是，唐太宗答应把一个公主嫁与真珠可汗。在这前后，他把自己的妹妹衡阳公主嫁给了突厥处罗可汗的儿子阿史那社尔；把另一个妹妹九江公主，嫁与在朝为官的突厥酋长执失思力。吐谷浑可汗诺易钵入朝，唐太宗把弘化公主嫁给他而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汉藏佳话，堪称和亲的典范。公元636年，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建立吐蕃王朝。久慕大唐文化的松赞干布，多次派使向李唐皇室求亲，唐太宗五难婚使禄东赞的故事流传至今。最后，李世民终于为其诚意所打动，应允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在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陪同下，文成公主出长安前往吐蕃.据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不仅带击了大量的金银、珠宝、丝帛，还带去了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种子，也带去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各种药物和书籍，同时携去了大批的工匠及乐队。据索南坚赞所著《王统世系明鉴》记载：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王书橱、360卷经典，各种金玉饰物作为公主的嫁装，又有多种烹饪食物、各种饮料……营造与工技著作60种，治404种病方百种 诊断法5种、医疗器械6 种、医学论著4种。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汉族的农耕、纺织、建筑、冶金以及一些手工业技术、农具制造业先后在吐蕃传播和发展开来，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同时，李世民还推行宽容的民族政策，恩威并施。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为少数民族创造平等的机会：任用少数民族官员，提拔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番将；准许少数民族内迁，当时仅定居于长安的突厥人就高达万户；通过和亲，与少数民族首领建立良好关系。唐朝对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主要是任命各民族上层首领担任地方长官，不改变原有民族习惯与生活方式，他们职务世袭，代表中央政府对当地进行管理。到太宗晚年，漠北地区各部又相继归附。为了方便来长安朝拜唐朝皇帝，他们在大漠南北专门开辟了一条大道，称为“参天可汗道”。正是基于李世民的宽容，贞观时期各民族和睦共处，民族关系异常融洽。
在对外关系上，唐代达至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亚非地区和唐交往的国家达70多个，横跨亚洲腹地的丝绸之路，在唐时东起长安，西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市）。。与唐朝有密切交往的国家计48个；其中，“朝贡”者29个，“纳土”者6个，“归附”者5个，“聘问”者2个，“留学”者1个，“和亲”者1个，“和战不常”及“叛附不常”者4个，臣服和归属的国家占绝大多数。出于对外关系的需要，唐朝政府专门设立鸿胪寺，类似外交部，负责管理外交工作。亚非各国使节络绎不绝，颜师古于公元629年请画师作《王会图》，描绘中外交流之空前盛况。在国际威望的巅峰时期，印度王子承认唐朝的宗主权，阿萨密的篡位者被押至长安受审。国都长安依计划兴建，东西六英里，南北五英里，面积广阔，规划完备，乃独一无二的国际大都会。外国人以定居长安为人生乐事，留学生和僧侣亦慕名而来，阿拉伯人、波斯人、叙利亚人与安南人……无不汇集于长安，怪异的样貌，奇特的服饰，分殊的语言，不但丝毫无损中外关系的融洽，反而使唐朝弥漫着强烈的异域风采，胡风与汉韵合奏出壮丽的交响曲。
与此同时，唐朝也在向世界传播先进的中华文化。中国的瓷器、茶叶和丝绸，沿着丝绸之路，经由波斯，源源不断地转运至欧洲。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亦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再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在亚洲，唐朝文化对日本和朝鲜的影响最为深远。贞观五年（631），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开始系统学习唐朝文化，此后派遣规模日益宏大，由最初的每次三五百人上升至两千人，除正使、副使外，还有大批留学生和“学问僧”，有些人在中国一住几十年。贞观十九年（645），日本进行大化改新，以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等为蓝本，全方位仿效唐朝制度，推行“律令政治”和“班田制”等，建立封建国家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日本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几乎是唐朝的翻版，而奈良和平安（今京都）等城市，亦仿照长安设计兴建，对应长安的朱雀门街，日本有“朱雀大路”，只是在城市规模上，远不及长安。此外，日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钱币设计、围棋规则到妇女装扮、居室摆设，都带有明显的中国色彩。大唐气象留下难以磨灭的世界印记，以致“唐人”的称谓绵亘古今，遍布世界的“唐人街”便是最佳例证。
晚年唐太宗总结了“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屡戎狄，朕才不速古人而功过之”的道理在于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为父母。”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若父母。”“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因此，形成了“末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极大漠，皆为州县的广袤多民族国家。这些都与唐太宗进步的民族观和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是分不开的。
气吞四海
有着“开元圣文神武皇帝”尊号的李隆基，绝对是文武全才，文韬武略。他在文治之外，亦建立起显赫的武功，不仅进行兵制改革，而且收复许多失地。
我国兵役制度古已有之。夏、商、西周时期，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据文献记载，夏朝已有服兵役的人。商朝的军队，除王室的警卫武装外，大多是在战时临时召集的。平民出身的成年男子平时务农，战时出征，战后归农。西周时期，由“国人”（都城及其周围的奴隶主和平民）充当士卒，奴隶一般随军服杂役，没有当兵的资格。战国时期，随着宗族组织的瓦解，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封建生产关系的确立，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各诸侯国普遍实行郡县征兵制，按郡、县、乡、里等行政体系征集兵员，农民成为主要征集对象。当时已经建立常备兵制度，常备兵是军队的基干。此外，魏、齐、秦等国，还采取考选的办法招募勇士从军，他们都是经过考选而来，选时相当严格。如魏国的“武卒”、齐国的“技击”、秦国的“锐士”等。以魏国为例：选拔武卒要求参加考选的人穿“三层之甲”，拿一张要用上百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和装有50支箭的箭囊，扛着文，头戴铁盔，腰佩剑，带三天粮食，在半天之内走完百里路。凡是中选的人，免除全家的赋税、徭役。
秦汉时期，主要实行郡县征兵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进一步加强了户籍管理制度，征兵制在原秦国旧制的基础上更趋完善。征兵以郡县为单位，郡守有征发一郡壮丁作战的权力。当时农民既是主要生产力，也是兵员的主要来源。秦朝兵役和劳役极为繁重：当时全国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而经常被征发服兵役、劳役的就有二、三百万人。西汉初年，凡17岁（一说20岁）的男子都须向官府登记，从20岁（一说23岁）起服役两年：一年在本郡县服役，学习骑射等军事技术，称“正卒”；一年守卫京师或戍守边防，称“卫士”或“戍卒”。汉武帝以后，除实行征兵制外，兼行募兵制，招募善骑射的壮丁从军，招募熟悉北方少数民族情况的人组成“胡骑”，招募熟悉南方越事的人组成“越骑”。东汉末年，东汉后期，由于军阀割据，坞堡林立，大批农民为军阀豪强所霸占，成为依附于他们的部曲（近于奴隶的私人部队）。很多壮丁成了地主家兵，全国征兵制度遭到严重破坏，征兵困难，征兵制逐渐为募兵制所代替。
三国初期，主要实行募兵制。后因战争频繁，人口减少，募兵困难，改行世兵制。两晋时期，盛行世兵制。士兵之家列为军户，与民户分籍登记，划归军府或州县的军事官员管理。军户世代出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
南北朝后期，北朝出现了“府兵制”。西魏的字文泰，在大统九年（543），广泛招募各地汉族豪强地主从军，通过他们的从属关系，带来了大量家兵、部属等私人武装。西魏政权根据他们所带军队的众寡，授予各种不同爵位。这种使地方割据的私人武装中央化的办法，不但增强了朝廷军力，同时使鲜卑部落兵与汉族封建兵制逐渐结合，创置了“府兵制”。西魏末年，府兵由6个柱国大将军率领，每柱国下设两个大将军，一个大将军下又有两个开府将军，共有24军。当时府兵与民籍分开，不属郡县管辖，他们只管打仗，不负担其它赋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