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甫（？－752），出自皇族，李渊祖父李虎的五世孙，小名“哥奴”。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734）至天宝十一年（752）间任宰相，追封太尉，扬州大都督，人称“口蜜腹剑”。李林甫专权17年，蔽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纲纪紊乱。后时多认为他正是使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人物之一。
由于家族没有封王，李林甫属于没落的皇族，早年备尝世态炎凉。唐玄宗开元初年，李林甫还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子中允”。此人不学无术，是个典型的白字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钻营。他设法巴结上了侍中源乾曜的儿子源洁，通过源洁向他的父亲央求“司门郎中”一职，但最后只得到了一个太子喻德的虚职，他不死心，仍四处活动，巴结上了正红得发紫的御史中丞宇文融，一来二去当上了吏部侍郎。李林甫相信“枕边风”的力量，竭力巴结讨好那些贵夫人。一个是侍中裴光庭的夫人，通过其结交上大宦官高力士。正好唐玄宗准备起用尚书右丞韩休为宰相，李林甫一从高力士那里得到“喜信儿”，就抢先去向韩休报喜。“投桃报李”，韩休就向玄宗推荐李林甫有大才，应当重用。为了能爬上宰相的高位，李林甫再次展开“夫人外交”拉拢宠冠后宫的武惠妃，许诺“愿护寿王（李瑁）为万岁计”。武惠妃很感激，就在皇帝面前大吹“枕边风”。这样一来，李林甫外有宰相韩休引荐，内有武惠妃暗中帮助，很快就官拜黄门侍郎，受到玄宗的“青睐”。
唐玄宗想把李林甫提为宰相，跟张九龄商量。张九龄看出李林甫不是正路人，就直截了当地说：“宰相的地位，关系到国家的安危。陛下如果拜李林甫为相，只怕将来国家要遭到灾难。”但此时的唐玄宗已经不是初期那个锐意进取、纳谏如流的英明郡主了，做了二十多年太平天子，渐渐滋长了骄傲怠惰的情绪，对此，张九龄、裴耀卿很不安，经常当面进谏，闹得玄宗心里很不痛快。而李林甫恰恰投其所好，“善仰帝意”，是他为官的不二法门。他又在玄宗身边的宦官身上下功夫，送给他们许多礼物。这么一来，皇帝的言行举止，李林甫“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讨得了玄宗的欢心。
开元二十二年（734），李林甫正式出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跻身宰相的行列，成为朝廷“三巨头”之一。当时，朝廷里还有两位宰相，那就是中书令张九龄和侍中裴耀卿。
李林甫最善于揣测唐玄宗的意思，在公元736年，唐玄宗想从洛阳回长安，但宰相张九龄等人说秋收还没有结束，这样上路会骚扰百姓，影响生产。李林甫在张九龄走后却对唐玄宗说，长安和洛阳是陛下的东宫和西宫，陛下愿意什么时候来往就什么时候来往，不必再等以后，至于妨碍了农民秋收，免了他们的税收也就行了。
玄宗很高兴，照计而行。后来，李林甫就找机会诬陷张九龄等人，终于使唐玄宗将这些敢于直言的宰相罢官，由他把持了朝政。李林甫掌权之后，凡是不听从他、不和他站在一起的人都要想方设法地陷害。李林甫为相，尤忌文学之士，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和人接触时，外貌上总是露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嘴里尽说些动听的“善意”话，但实际上，他的性格非常明险狡猾，常常暗中害人，不择手段地打击政敌，讨好玄宗。他的法宝便是蒙蔽皇帝、排斥异己，打倒一切胜过自己的人，并在朝廷上下布满暗桩。史载：“林甫妒贤嫉能，不协群议，每奏御之际，多所陷人，众谓其为‘肉腰刀’”。又云：“林甫尝以甘言诱人之过，谮于上前，时人皆言林甫甘言如蜜。朝中相谓曰：‘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人日憎怨，异口同音。”只是三言两语的描述，李林甫表里不一、阴险狡诈的大反派形象，已经跃然纸上。
李林甫一当上宰相，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唐玄宗和百官隔绝，不许大家在玄宗面前提意见，竭力阻塞言路，补阙杜进上书言事，被他贬为下邦令。他对朝臣说：“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作为仪仗的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朝臣受其威胁，从此谏诤路绝。
天宝元年（742），唐朝改变官名，牛仙客为左相，李林甫为右相。牛仙客是李林甫一手提拔的无用小人，只会对李林甫唯唯诺诺，没什么威胁。此人不久后就病死了，唐玄宗任命皇族李适之当了左相。李适之以精明强干著称，每天迅速果断地处理公务，很少有滞留的公文。李林甫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便变着方法陷害他。他装做诚恳的样子对同僚李适之说：“华山出产大量黄金，如果能够开采出来，就可大大增加国家的财富。可惜皇上还不知道。李适之以为这是真话，连忙跑去建议玄宗快点开采，玄宗一听很高兴，立刻把李林甫找来商议，李林甫却说：“这件事我早知道了，华山是帝王‘风水’集中的地方，怎么可以随便开采呢？别人劝您开采，恐怕是不怀好意；我几次想把这件事告诉您，只是不敢开口。”玄宗被他这番话所打动，认为他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臣子，反而对适之大不满意，逐渐将他疏远了。
天宝元年，唐玄宗在宫里设宴，看到兵部侍郎卢绚骑马经过勤政楼下，赞美说"这人风度真好"。李林甫的情报系统马上把这件事禀告给他，。第二天，李林甫得知这件事，就把卢绚降职为华州刺史。卢绚到任不久，又被诬说他身体不好，不称职，再一次降了职。务必打到潜在的敌人毫无还手之力为止。同年，唐玄宗无意中想起了被贬到外地的官员严挺之，便问李林甫："严挺之现在在哪儿呢？这人可以重用。"李林甫马上又开始活动，召严挺之的弟弟过来说："皇上很想念你哥哥，你哥哥也挺想调回京城的，我现在帮你们想了个计策，你替你哥哥上奏，说他生病，要求进京看病。"李林甫拿到奏折以后，交给玄宗说："严挺之年纪大了，又生了重病，只能给他个闲职了。"玄宗叹息良久，果然派严挺之养老去了。
李林甫对待大臣如此，甚至对待太子也绝不留情。当时玄宗甚是宠爱武惠妃，李林甫就全力巴结这位权倾内宫的人物。但太子李瑛并非她所出，武惠妃一直深以为恨。李林甫探知她的心意，也觉察到玄宗其实并不喜欢太子，只是碍于舆论不敢妄动。机会来了，他鼓动其他人诬告太子谋反。玄宗正愁没借口，让群臣讨论废太子之事，张九龄等人搬出隋文帝杨坚误废太子最终丢了大好江山的案例，竭力替太子洗明冤情。唯独李林甫在一旁默默不语。玄宗眼见阻力甚大，一时下不了决心，散朝后单独召见李林甫，李只说了一句话：“这些都是天子的家事，外臣根本没资格插嘴的。”玄宗立时转忧为喜，也为李林甫的忠心所感动，狠心废掉了太子。李林甫为了杜绝后患，斩草除根，纠集一帮官员将太子和另外两个王的勾连谋逆案坐实，并将他们一并处斩。
《资治通鉴》评价李林甫“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养成天下之乱。”
善恶总有报，天宝十一年（752），李林甫尸骨未寒，杨国忠就唆使安禄山诬告李林甫与蕃将阿布思谋反，李隆基因此追削其官爵，籍没其家产，子婿流配，正所谓不得善终。
杨国忠（？－756），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钊从小行为放荡不羁，喜欢喝酒赌博，因此穷困潦倒，经常向别人借钱，人们很瞧不起他。。而立之年，他在四川从军，却郁郁不得志。此后，他获得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的赏识，出任采访支使，自此才出现转机。
此时杨玉环已封为贵妃，贵妃的三位同胞姐姐也日益受宠，而杨钊与贵妃出自同一个曾祖父，乃贵妃的堂兄。章仇兼琼于是派杨钊入朝，觐献蜀锦，希望利用裙带关系作为内援。于是，杨氏姐妹就经常在玄宗面前替杨钊和章仇兼琼美言，并将杨钊引见给玄宗，玄宗任他为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钊便可以随供奉官随便出入禁中。
杨钊在长安立脚之后，便凭借贵妃和杨氏诸姐妹得宠的条件。巧为钻营。在宫内，他经常接近贵妃，小心翼翼地侍奉玄宗，投其所好，“善窥上意所爱恶而迎之”，以致“恩幸日隆”；在朝廷，则千方百计巴结权臣。每逢禁中传宴，杨钊掌管樗蒲文簿（一种娱乐活动的记分簿），玄宗对他在运算方面的精明十分赏识，曾称赞他是个好度支郎，其实，这只是得益于他多年的赌博历练。不久，杨钊便担任了监察御史，很快又迁升为度支员外郎，兼侍御史。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身兼15余职，成为朝廷的重臣。
唐代的国家赋税以征收实物为主，两税法仍是货重钱轻，计钱而输绢帛。天宝七年（748），杨钊建议玄宗把各州县库存的粮食、布帛变卖掉，买成轻货送进京城，各地丁租地税也变买布帛送到京城，从而极大地节省了运输成本。史载：“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杨钊奏请所在粜变为轻货，及征丁租地税皆变布帛输京师；屡奏帑藏充牣，古今罕俦。故上帅群臣观之，赐钊紫金鱼袋以赏之。” 天宝九年（750）十月，杨钊因为图谶上有“金刀”二字，请求改名，以示忠诚，玄宗赐名“国忠”。
俗话说：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同是小人的杨国忠与李林甫关系莫逆。杨国忠为了向上爬，竭力讨好李林甫，李林甫也因为杨国忠是皇亲国戚，尽力拉拢。在李林甫陷害太子李亨时，杨国忠等人充当打手，并积极参与其活动。他们在京师另设立推院，屡兴大狱，株连太子的党羽数百家。后来，李林甫与杨国忠由于新旧贵族之间的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主要表现在对待王鉷的问题上。因王氏的宠遇太深，本是李林甫和杨国忠共同嫉妒的对象。但是为了牵制杨国忠，李林甫则极力提拔王氏；当杨国忠陷害王氏时，李林甫又竭力为其开脱罪责。由于杨国忠做了手脚。玄宗便开始疏远李林甫，王氏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致于死地。王氏所兼职务全部归杨国忠。
李隆基之所以杨国忠，除取悦杨贵妃外，还有牵制和取代李林甫的用意。天宝十一年（752），杨国忠终于荣升正宰相，身兼四十余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势人物。
借助关系网而平步青云的杨国忠，史称“强辩而轻躁”。杨国忠一手遮天、瞒上欺下，以致李隆基无法得知民间的真实消息，闭目塞听，“以为天下无复可忧”。 杨国忠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天宝十二年（753），关中地区连续发生水灾和严重饥荒。玄宗担心会伤害庄稼，杨国忠便叫人专拿好庄稼给玄宗看，并说：“雨水虽多并未伤害庄稼。”玄宗信以为真、以后，扶风太守房（王官）奏报当地出现水灾，杨国忠大发雷霆，指使司法机关严惩不殆。掌权期间，杨国忠专权误国，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动辄对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用兵，曾经两度发动征讨南诏的战争，天宝十载（751），杨国忠上任京兆尹不久，遂乘机推荐自己的老友和党羽鲜于仲通为剑南节度使，并命其率兵攻打南诏，结果大败，士卒阵亡六万人，南诏投附吐蕃。接着，杨国忠又请求第二次发兵攻打南诏。玄宗便命令在长安、洛阳、河南、河北各地广泛招兵。杨国忠派御史到各地去抓人，把他们带上枷锁送到军营。不仅使成千上万的无辜士卒暴尸边境，给少数民族地区造成了灾难，而且使内地田园荒芜，民不聊生。
在人才选拔方面，杨国忠曾经作出蒐罗天下奇才的姿态，迸拔淹滞，因此颇得众誉。但却也加剧官员论资排辈的恶劣风气。旨在笼络人心，壮大自身势力，杨国忠规定，官吏选任不论贤愚，一律根据年资填补官员空缺。按照惯例，如果宰相兼任兵部、吏部尚书，选官应交由侍郎等负责，程序十分严格，须经三注三唱，反复进行，历时春夏才能完成。杨国忠却自以为是，预先拟好名单，然后召集宰相、给事中、诸司长官于尚书都堂，读—名，定一名，一日便完成官吏选任。从此，杨国忠垄断遴选大权，门下省不再复核选官，侍郎仅职掌试判，以致官吏质素下降。杨国忠的亲信鲜于仲通、窦华、郑昂等，却为杨国忠树碑立传，歌颂其选官功德。
杨国忠外戚专权，飞扬跋扈，以致民怨沸腾。而杨国忠与安禄山的矛盾，也成为安史之乱的导火索。杨国忠与安禄山都是天宝年间的新贵，同样受着玄宗的宠通。但是，杨国忠的发迹要比安禄山晚得多。当杨国忠尚未担任高官要职时，安禄山早在天宝元年（742年）正月就升任平卢节度使，以后又兼范阳节度使、河北采访使、御史大夫，稍后又兼河东节度使。天宝九载（750）又封为东平郡主。安禄山在朝中对老谋深算的李林甫十分惧怕，而对杨国忠则根本瞧不起。杨国忠接替宰相后，看到不能制服安禄山，便经常向玄宗说安禄山有谋反的野心和迹象，不断加以打压，企图剥夺其权力，促使安禄山打出“清君侧”的旗号，将叛变矛头直指杨国忠。马嵬驿上，杨国忠死于乱刀之下，可以说，既是与太子矛盾的总爆发，也是罪有应得。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与宰相崔群讨论玄宗先治而后乱的原因，史载：上问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后乱，何也？”崔群对曰：“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颋、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同样是用人，用姚崇、宋璟而治，用李林甫、杨国忠则乱，关键在于选人的标准。对此，《通鉴直解》说：“夫古之英君，始未尝不用君子，然多不能保其终者，盖由天下已治，每厌勤劳而喜逸乐。厌勤劳，则但见君子之拘检，而势必见疏；喜逸乐，则但见小人之可狎，而情必相契。所以始治终乱，皆出于此，非独玄宗、宪宗为然也。”从心理的角度，阐释玄宗前期大治而后期大乱的根源，即在于统治者贪图安逸、追求享乐，在用人好恶上，出现从君子到小人的转变。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安禄山（703—757）营州（今辽宁朝阳）人。其父可能是康姓胡人，母阿史德氏是个突厥巫婆。其父死得早，他从小随母在突厥部族生活。母亲后来嫁给了突厥将军安波注的哥哥安延偃，安禄山也就冒姓安氏，名叫禄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