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无论在首战西河郡，还是霍邑劝谏和进军长安途中，李建成提出的建议不少与李世民是一致的。西渡黄河，攻克长安的也是李建成，而在第二次对刘黑闼作战中，采纳魏征的建议，以怀柔为主，武力为辅，迅速而彻底地平定了叛乱，也是这位太子爷，可见他还是有一定的军事修养的。当然从军功上讲，李建成诚然望尘莫及于李世民，但皇帝首要的乃是政治家的才能，而非军事家的本事。武德年间，他留在长安协助李渊处理内政，也一切办得中规中矩，并未发生什么大错，可见他是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的。而在后来的争权之中，李建成更数次阻止了李元吉对李世民人身性命的攻击，就更是反映出他性情宽厚的一面。
水涨船高，李建成的身份也和父亲兄弟一样日益显贵，先是授左领军大都督，封陇西郡公。李渊立隋炀帝孙代王侑为恭帝后，恭帝封李渊为唐王，封建成为唐王世子，开府置官属。义宁二年（618），李渊即位，立建成为皇太子。
再说李世民，这位先生不是省油的灯，军功赫赫自然不必另说，高祖李渊也给了他相当高的权力，他的官职是尚书令，相当于宰相之首，因为唐朝没有宰相和丞相这种官职，三省（即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长官都视同宰相。正因为他曾经担任过尚书令的职务，所以在唐太宗正式做了皇帝之后，就没有人敢担任这个职务了，最后就将尚书令取消，尚书省的长官由左仆射来担任，右仆射为副职。不仅如此，据，《资治通鉴》记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上谓世民曰：“‘若事成，则天下皆汝所致，当以汝为太子。’世民拜且辞。及为唐王，将佐亦请以世民为世子。上将立之，世民固辞而正。”也就是说，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已经内定李世民为太子了，只不过李世民不想当才作罢。当然这明显就是史家的春秋笔法，李渊不可能这么目光长远到如此地步，李世民也不会谦虚到如此境界。
还有就是三弟李元吉，他是李渊第四子，母亲也是窦氏，比李世民小5岁。李渊自太原起兵反隋，大军入关，留他守太原。唐建国后，封为齐王。武德二年（619），刘武周南侵并州，他弃太原归长安。李元吉勇猛过人，也立过战功，虽然是老三，但他也想着皇位继承权，不过单凭自己无论如何是不够资格的。在权衡利弊后，李元吉最后选择了和李建成共同对付李世民，如果他跟随李世民，显然不能有谋得帝位的机会，如果投靠李建成，或许还有希望。他的如意算盘是只要先除掉李世民，再干掉李建成就易如反掌了。另外，就是当不上皇帝，李建成身为太子，继位可能性绝对大于李世民，同时，李世民执法严明，而李元吉行为放荡，不守法纪，两人不甚融洽．若李世民继位，他担心会受到打压。
李渊的儿子较多，但是除太子李建成、秦王李世民和齐王李元吉外，其余诸子年龄幼小，不谙世事，根本没有办法与他们相提并论。
最后说高祖李渊，作为皇帝，他是明确偏向长子李建成的，一方面是“立嫡以长”的封建宗法制度：另一方面是吸取了隋以弟代兄导致国破家亡的教训，因此他始终把长子的位置摆在李世民前面，在太原起兵后，他命李建成统率左军，李世民统率右军：入长安后．他立杨侑为傀儡皇帝，自命为唐王时，又封李建成为世子，李世民为秦公：到他称帝开国后，又立李建成为太子，李世民为秦王，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含糊过。在斗争中李渊站在太子一边是无可厚非的，而且还得说李渊头脑比前代不少帝王都清醒很多，他深知嗣位之事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有亡国之险。李建成没有大过，不能轻废也是对的。不过李渊决心不够，面对骨肉亲情，总是心太软，因为这意味着什么他很清楚。当陈叔达向皇帝说了“秦王素性刚烈……或有不测之疾”，这是很明显的暗示了，但李渊只有一声叹息。尽管李渊曾经尝试缓和儿子之间的矛盾，甚至想以长安与洛阳的空间距离换取李建成和李世民的和睦，但苦于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他的优柔寡断、摇摆不定，更是加速了诸子的兵戎相见。武德七年（624）夏，原任东宫侍卫的庆州总管杨文干叛乱，据说他有起兵拥立太子的野心，因此将李建成牵涉在内，李渊于是命李世民讨伐，还许诺在平定后立他为太子。但事后，李渊又出尔反尔，在妃嫔和宰相的唆摆下改变主意，导致太子之争进一步升级。
这样以太子李建成及支持他的齐王李元吉为一方，以秦王李世民为另一方的早在战争时期就已潜滋暗长的矛盾逐渐浮上了表面，并且发展为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李世民以洛阳为基地，李建成以长安为大本营，兄弟二人各自结党营私，并且招募大批勇士充当王府侍卫。李世民罗致大批人才，组织文武兼备的秦王府幕僚团体，武有尉迟敬德、公孙武达、秦叔宝、程知节、戴胄、樊兴等大将，文有房玄龄、杜如晦、虞世南、褚遂良、孔颖达、姚思廉等谋臣。公元621年，李世民还设立文学馆，以十八学士为国事顾问。李建成以魏征、王珪、韦挺等为亲信，又征集两千少壮组织长林兵，建立东宫势力，与李元吉呼应，一些朝臣也分成两派，或投身秦王集团，或加入太子集团，各为其主。
在当时，太子集团的势力明显强于秦王集团，当时朝中不少大臣显然不看好李世民的政治前程。有史料显示，李世民当时在向李靖等大臣求援时，这些大臣态度均比较暧昧。而李建成、李元吉却成功地讨好唐高祖的妃嫔，高祖晚年多内宠，其中张婕好和尹德妃最受宠爱，太子建成请求她们在李渊面前为他说好话，李建成“内结妃御以自固”，而李世民却“参请妃嫒，素所不行”。但也有史书记载：“秦王（李世民）且遍见诸妃，彼金宝多，有以赂遗之也。”而他的妻子长孙氏更是出面活动，“孝事高祖（李渊），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颇似如今那些助夫选举拉票的第一夫人，但效果不尽人意。
太子集团还有自己的私人武装，“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另外，还想方设法挖李世民的墙脚，在高祖面前进谗言，将一些文学馆成员调走，以减弱对手的力量。据史书记载，双方比较大的肢体冲突有以下几次：
在玄武门之变以前，李建成和李元吉便多次想除掉李世民。有一次，李世民随李渊到齐王李元吉府上，李元吉就打算趁机刺杀李世民，大概李建成觉得不好当着父亲的面做此事，所以制止了李元吉。
还有一次李渊命兄弟三人驰射角胜，李建成将一匹劣马付于李世民，结果劣马连蹶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
另一桩公案是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据说也是决定性的事件。史载武德九年（626）六月，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谋以鸩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
在激烈争夺继承权的时候，恰逢突厥南侵，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时机到来，便由李建成建议让李元吉代替李世民北伐突厥，李渊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一步提出，调秦王的部下大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随同出征，还要求将秦王的精兵划归李元吉统领。这很明显是想孤立李世民，然后再下手除掉。
面对对方的咄咄逼人，李世民终于下决心发动政变。他秘密地把扮成道士的房玄龄和杜如晦召进他的营地，以协助他制定计划；同时，又贿买玄武门（位于长安北面城垣之中心，是出入禁城的要道）禁军将领常何（原李建成的部属），使之听命于己。六月初三，李世民向李渊谎奏说，建成和元吉淫乱后宫，并说：“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建成）欲杀臣，似为（王）世充、（窦）建德报仇，臣今枉死，永远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唐高祖答应立即对此事进行查验。次日一早，高祖的一位妃嫔把李世民对他们的控告派人告知建成和元吉，他们便决定径自去见皇帝辩护，因此策马直奔皇宫。
这时，李世民的心腹甲士早已在玄武门等候。当建成、元吉到达宫门入口处玄武门时．毫无防备的他们被伏兵袭击。建成猝不及防，被李世民一箭射死；元吉则被李世民手下将领尉迟敬德所杀。东宫将士得知太子有难．急忙赶来，对玄武门发动猛攻，但当尉迟敬德拿出建成、元吉的头颅晓示众人后，东宫将士们开始后撤。玄武门事件发生时．高祖李渊正在宫内的湖面上划船嬉戏。尉迟敬德身穿全副甲胄荷戈而至，声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拳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高祖问左右近臣应如何处置，萧璃、陈叔达认为只要将国家政务交给世民便可无事，高祖见事已如此，只得顺水椎舟说：“此吾音之夙心也。”于是下令内外诸军都受秦王指挥，又派黄门侍郎裴矩到太子东宫去晓谕将士，东宫将士遂散去。接着李世民又将李建成的5个儿子承道、承德、承训、承明、承义．和李元吉的5个儿子承业、承鸾、承将、承裕、承度全部杀死。六月六日，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
李世民靠政变夺权的举动，以封建宗法的制度来论是不合法的。其屠兄灭弟，残杀侄子，手段极为残忍，后人对此颇多微词。司马光认为，“玄武门之变”是一场大祸．因为“立嫡以长，礼之正也” 。如果李建成能够贤明到主动让位于贤者，而李世民能够抵制手下之人的怂恿不去夺位，“则乱何自而生矣！”两人都有过错，这才酿成了这场大祸。司马光以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来评论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的残酷相争。而王夫之则直斥李世民：“太宗亲执弓以射杀其兄，疾呼以加刃其弟，斯时也，穷凶极惨，而人心无毫发之存者也。”王夫之甚至认为，此时的李世民是个大恶人，“不可复列于人类”。
玄武门之变的直接后果就是因为太宗以流血政变夺取储位，开了不好的先例，使唐代290年中，储位一般都不稳定，新旧君主接续之际常有政变发生。而且在贞观年间太宗的儿子李泰就曾觊觎皇位而同太子展开了斗争，这恐怕是这位名君始作俑者。
千古贤后长孙氏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往往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唐太宗大治天下，盛极一时，除了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外，也与他贤淑温良的妻子长孙皇后的辅佐是分不开的。长孙皇后（600—636），长安人，祖先为北魏拓跋氏，父亲长孙晟隋时官至右骁卫将军，母亲高氏之父高敬德曾任扬州刺史，可谓官宦世家。她从小爱好读书，通达理仪，《唐书》上说她“少好读书，造次必循礼则”。她的舅舅高士廉曾给她算过卦，卜卦的人说她“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贵不可言，以后必将“辅相天地之宜而左右人也”。但她的童年并不完美，就在长孙皇后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撒手人寰，很快，她和哥哥长孙无忌就被强势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孙安业扫地出门。无奈之下，兄妹二人便投奔了舅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据说，长孙氏的舅父长孙炽认为李渊夫人窦氏睿智，在她的儿子中必有奇人，因此主张与李家通婚联姻，将长孙氏许配给李世民。这个传说也为这桩门当户对的“政治婚姻”增添几许神异色彩。
她13岁时便嫁给比自己大两岁的李世民为妻，恩爱异常。她年龄虽小，但已能尽行妇道，悉心事奉公婆，相夫教子，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小媳妇，深得丈夫和公婆的欢心。在李世民征战南北期间，长孙王妃紧紧追随着丈夫四处奔波，为他照料生活起居，使李世民在繁忙的战事之余能得到一种清泉般温柔的抚慰，从而使他在作战中更加精神抖擞，所向无敌。
在后期与太子集团的斗争中，长孙也扮演了主要的角色，《旧唐书》记载了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之变前后的作为：“时太宗功业既高，隐太子猜忌滋甚。后孝事高祖，恭顺妃嫔，尽力弥缝，以存内助。及难作，太宗在玄武门，方引将士入宫授甲，后亲慰勉之，左右莫不感激。”为了博取父亲的好感，也为了“隐太子猜忌滋甚”，长孙氏在丈夫的授意下去皇宫做“卧底”，这样，一方面可以稳住老父的情绪，也可以积极探听太子党及朝廷的风向。当李世民精心策划并发动“玄武门之变”，干净利索地除掉自己的政治对手（也是自己的亲兄弟）时，长孙皇后不失时机地出现了，她慰勉将士，作战前总动员。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因此，李世民的将士无不以一当十，迅速将李世民的政治对手李建成、李元吉彻底清除，夺权行动圆满成功。
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八月，李渊因年事已高而禅位给太子李世民，李世民就成了唐太宗。水涨船高，长孙王妃也随即立为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应验了卜卦先生说她“坤载万物”的预言。作了至高无上的皇后，她一如既往地保持着贤良恭俭的美德。对于年老赋闲的太上皇李渊，她十分恭敬而细致地侍奉，每日早晚必去请安，象一个普通的儿媳那样力尽着孝道。对后宫的妃嫔，长孙皇后也非常宽容和顺，她并不一心争得专宠，反而常规劝李世民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妃嫔，妃子以下有疾病，她都要亲自看视慰抚。有个妃子生下豫章公主后便不幸死去，皇后就将其收养在身边，视为己出。有时候唐太宗脾气暴怒，无故惩罚宫人，长孙皇后要求她自己负责处罚，不必要唐太宗操心，过一段时间等唐太宗平静下来以后，在为之申诉，因此宫中“刑无过滥”。正因如此，唐太宗的后宫很少出现争风吃醋的韵事，虽然长孙皇后出身显贵之家，如今又富拥天下，但她却一直遵奉着节俭简朴的生活方式，衣服用品都不讲求豪奢华美，饮食宴庆也从不铺张，因而也带动了后宫之中的朴实风尚，即使太子东宫也实行减支制度。太子的乳母遂安夫人不免发牢骚：太子贵为未来国君，理应受天下之供养，现在用度却捉襟见肘，一应器物显得寒酸，请求增量，遭到拒绝。长孙皇后说：“为太子，患在德不立，何患无器也。”恰好为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治国政策的施行作出了榜样。
因为长孙皇后的所作所为端直有道，唐太宗也就对她十分器重，常与她谈起一些军国大事及赏罚细节；长孙皇后虽然是一个很有见地的女人，但她不愿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国家大事，因而她说：“母鸡司晨，终非正道，妇人预闻政事，亦为不祥。”唐太宗却坚持要听她的看法，长孙皇后拗不过，说出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而得出的见解：“居安思危，任贤纳谏而已，其它妾就不了解了。” 她又收集古代女子得失事迹，亲自撰写规范女子道德的《女则》，至其殁后才为李世民所发现，史书记载“上览之悲恸”，赞誉此书“足可垂于后代”，令群臣传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