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人心的向背往往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存亡，尤其在冷兵器时代，除了其他的一些人为因素外，战争的胜利主要决定于军队的思想状况，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如此。当时各诸侯的土地面积一般都比较狭小，国君和臣民的关系也比较直接，国君制定的政策、法令及国君的个人行为都迅速而又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的生活，因此，人民群众对国家和国君的概念也就十分清楚。对于残暴的国君，人们往往编出歌谣来诅咒他们，战争时要么退缩不前，要么干脆逃跑，甚至临阵倒戈；而对于爱惜民众的国君，他们则倾力相助，因为保护国君就等于保护自己较好的生活。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提得最响的是“仁政”的口号，谁得到了人心，谁就能稳定国家，谁就能在战争频仍的多事之秋得到发展。
赵国灭掉其他国家而统一晋国，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赵国每走一步，都是本着爱民的方针，往“仁政”的理想上去发展，因此，赵国走向强大是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
进入春秋中期以后，晋国的大权逐渐落到了一些士大夫手中，出现了士大夫专权的局面，即所谓的“政在家门”，晋国国君根本左右不了臣下。栾书杀掉了晋厉公，晋悼公即位后却不敢奈何，仍让他在朝廷中占据重要职位，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在这些极有势力的卿族中，数范氏、中行氏、智氏、韩氏、魏氏、赵氏六家最为突出。不久因为范氏、中行氏行不仁之政，弄得朝野怨谤，就被赶出了国都，于是剩下了后面的四家，这四家开始火并，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这四家当中智氏的势力最强，但也最骄横，赵氏的力量较弱，但能够勉力勤政，爱惜人民。这四家同为晋卿，个人的性格特点却不大相同，这就埋下了日后兴败的种子。
首先，在选立继承人方面，他们就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选立继承人是关系到国家兴亡成败的大事，本应持慎重的态度，选贤任能，但智宣子的态度却与此相反。
智宣子打算让自己的儿子瑶作为继承人，智果听说后就赶紧跑去劝说宣子，他疾言厉色说：“瑶有五长一短：第一，论起身材高大，外观漂亮，美髯长须，比别人强；第二，论起奔跑快捷，射箭骑马，比别人强；第三，论起各方面的技艺才能，比别人强；第四，论起巧于文辞、辩论机智，比别人强；第五，论起刚强坚毅、敢作敢为，比别人强。但是，他的缺点是极不仁厚，自私、刻薄。如果以这五种技艺去统治人民，治理国家，而又残暴不仁，那谁又能制伏得住他呢？智宣子要立瑶作为继承人，则智氏必遭灭族之灾。”
赵氏立后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赵简子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做伯鲁，小儿子叫做无恤，赵简子一时很难区别哪一个更贤明一些，就想出来一个办法考验考验他们。赵简子把两只竹简上写满了训诫的话，交给两个儿子每人一只，并告诉他们说：“好好地记住上面的话。”过了三年，问伯鲁能否记得竹简上的话，伯鲁已经忘了，向他要竹简，伯鲁已经丢了。问无恤，无恤则能很熟练地背诵竹简上的话，向他要竹简，无恤就从袖子里取了出来交上去。于是，赵简子以为无恤勤勉仁厚，比长子伯鲁更贤明，就决定立无恤为继承人，这种立嗣宜贤不宜长的做法，实在是极有眼光的。
在治理国家方面，赵简子也独具风格。一次，他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在今山西省太原市内），临行前，尹铎问赵简子说：“您让我去治理晋阳，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想让晋阳成为一只蚕茧，您可以从中不断地抽取茧丝呢（意即榨取人民的血汗），还是希望晋阳成为国家最为可靠的保障呢？”赵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要它成为国家的保障。”于是，尹铎到了晋阳，就采取少报晋阳户数的方法以减少晋阳上缴的租税，实行宽松的政策鼓励百姓生产，注意爱护百姓，晋阳在尹铎的治理下不仅逐渐富裕起来，而且民心大服。赵简子知道了这一情况，曾经极其郑重地对无恤说：“将来赵国一旦遇到危难，一定要先到晋阳去躲藏，不要以为晋阳地势偏远，城池狭小，户数也少，那里肯定是赵国的最好保障。”
与此相反，智氏办事的风格却是傲慢暴虐。智宣子死了以后，瑶即位，号称智伯，后谥为智囊子。一次，智伯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一同宴饮，智伯无缘无故地戏弄韩康子，侮辱魏桓子，不能以礼待人，激起韩、魏两国的反感，并且智氏又无故向韩、赵、魏索取土地，更激起邻国的仇恨。
智氏在六卿的混战中出力最大，分得的范氏和中行氏的土地也就最多，因此在智、韩、赵、魏四家中不论是土地还是军事力量都是最大的。从智伯起，就有了吞并其余三家的野心，但一直没有找到借口。终于有一天智伯想出了一条好计策，他告诉其余的三家说：“晋国素来是中原的霸主，没料到让吴国沾了光，在徐州大会上又让越国占了先，这是晋国的耻辱，若能把越国打败，晋国仍然能当上霸主。我主张每家拿出一百里的土地和户口交给公家统一管理，这样就能积累财富，多养军队，增强国力。”三家都知道智伯所说的“公家”实际上就是他自己，他无非是想以此为借口多占土地，然后进一步吞并其他各家。但是韩、赵、魏三家并不齐心，不能统一起来对付智氏。
最后，智氏派使者到各家去索地。韩康子不愿割地，韩康子的臣下说：“智伯贪图利益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土地，他就将讨伐我，不如给他土地。智伯得到土地以后，必会很高兴，他就会接着再向别人要土地，别人不给，他就要出兵讨伐，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兵祸，等待事情的变化发展，乘机而动。”韩康子认为有道理，就答应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得到土地，果然很高兴，就又向魏桓子要土地。
魏桓子开始也不愿给，桓子的臣下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桓子说：“无缘无故地索要土地，所以不给他。”任章说：“智伯无缘无故地索求土地，诸大夫必然惊恐害怕，我们给他土地，智伯又必然骄傲。智伯骄傲了就会轻敌，我们因为害怕就会互相接近。以我们这些团结一致的军队去对付智伯的骄兵，到那时候，智伯就活不长了。《周书》上说过：‘要想打败他，就一定要先给他点好处。要想从他那里得到东西，就必须先给他点好处。’我看您不如先把土地给智伯，促使他骄傲，然后可以交往一些国家再作消灭智氏的打算。为什么偏偏要我们自己作智氏的斧质、箭筒呢？”桓子听从了这一意见，就又给智伯一百里的土地。智伯很高兴，复向赵襄子索要蔡地和皋狼之地，已不止一百里了。
赵襄子就是赵简子的小儿子无恤，别看他待民仁厚，对外却强硬。他拒绝了智伯的要求，智伯勃然大怒，率领韩、魏的军兵一起前去攻打赵国，并约定战胜之后三家平分赵国的土地。赵国的国都是无法坚守的，赵襄子逃到人民拥护的晋阳。
赵襄子到了晋阳，老百姓乐意跟襄子一起守城。晋阳先是由家臣董安于一手经营，城墙造得十分坚固，城里盖了很大的宫殿，宫殿的围墙内全部用苇箔、竹子、木板填实，宫殿的柱子全用铜铸成。继后是家臣尹铎治理，尹铎终日想的就是怎样去安抚百姓，因此，晋阳城可以说固若金汤。三家兵马把晋阳城围住，可怎么也攻打不下来，每逢进攻时，总是遭到如雨般的箭矢的乱射，就这样，一直围了两年都没有打下来。
到围城的第三年，智伯在察看地形时想到了晋水，他就命士兵在晋水上筑坝，把河道改到晋阳城下。正巧连降大雨，大坝内积水很多，智伯就决开晋水直灌晋阳城。城墙没有被淹没的地方只剩下六尺了。由于房屋都淹没在水中，连锅烛都生出蛤蟆来，但老百姓的意志始终很坚决，没有背叛的意思。在这时候智伯察看水势，魏桓子驾车，韩康子坐在车右，智伯志得意满地说：“我现在才知道用水可以灭亡别人的国家啊！”这话使魏桓子和韩康子极受刺激，魏桓子用胳膊肘碰韩康子，韩康子用脚踩魏桓子，两人互传心意，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的大城安邑，绛水可以灌韩国的大城平阳。至此，韩魏两国更明确了背叛智氏的意向。
晋阳城里的形势极其紧张，虽然民无叛意，但城浸水中，又无粮草，真是危在旦夕。赵襄子的管家张孟谈说：“形势虽然危急，但我觉得韩、魏两家绝不是心甘情愿地割地给智伯，一定是迫不得已，我愿意出城去跟他们谈一谈。”赵襄子同意了他的请求，夜里偷偷地把他送出城去。
张孟谈见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伯率你们二家攻赵，赵国灭亡以后，恐怕魏、韩也就会随之而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说：“我们也知道是这样，但恐怕事情还没有办成，祸患就立即到来了，所以一直未敢轻举妄动。”张孟谈说：“计谋从你们两个人的口里说出来，听入我的耳朵里，怕什么呢？”于是，二人与张孟谈举行了秘密会谈，约定了具体的举事措施。
到约定日期，赵襄子率军决堤，水淹智伯军。智伯沉睡未醒，全军已被淹没在大水中，当他惊醒时，韩、赵、魏三家的军队都乘小船冲杀过来。赵军从前面进攻，韩、魏两军从侧翼进攻，智伯无法抵挡，只得在家臣的护卫下逃走。不久智伯就被赵襄子的伏兵截住，割下了脑袋。韩、赵、魏三家一起来到绛州，把智氏家族的男女老少一齐杀掉。因为智果早已不属于智氏，所以存活了下来。
三家平分了智伯的土地，但他们并不满足，他们还想分掉整个晋国。公元前438年，晋哀公死，新君即位，更加懦弱无能，三家就只给晋国留下了绛州和曲沃两座城，别的地盘全都平分了，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家分晋”。旧史一般把这一时期当做战国的开始。
在“三晋”之中，赵国并不算强大，当时最强大的是魏国，虽然魏国起初的君王也很贤明，但由于赵国能够善始善终，一直采取了一条较为仁厚的施政方针，又由于在内政、外交、军事方面的谨慎，所以，它一直坚持到秦始皇统一中国。
纵观赵国从产生到消亡的过程，可以看出，赵国从晋国的卿士起家，主要靠的两条：一是施行“仁政”，二是正确的军事外交路线。上面仅是举出了赵国历史上的较为典型的事例加以分析：其一是赵氏立后的原则是选贤任能，其二是尹铎治理晋阳时与民为善，其三是晋阳之役中的正确的军事、外交方针。在这三条当中，最重要的是得人心。没有人心的归附，以赵国之弱小，是绝不可能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我们从赵国的兴亡史中可以看出，前人的那句万古不变的名言有着极其深刻的道理，这句名言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