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利用隋末农民起义的有利形势
李渊集团建立唐王朝的战争，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统一战争之一。李渊祖父李虎曾助宇文泰建立北周政权，是西魏、北周的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李渊继承祖爵，隋炀帝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受隋炀帝杨广之命，任太原留守。他老谋深算，富有政治经验，颇具雄心，受任后曾对其次子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
而李世民更具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史称：“聪明勇决，识量过人，见隋室方乱，阴有安天下之志。”（《资治通鉴·隋恭帝义宁元年》）
这说明李氏父子早有乘机起事，争夺天下之心。
李渊集团建立的唐王朝，是窃取农民起义胜利果实和兼并割据势力而建立起来的封建政权，其剥削农民的阶级本质没有改变，但他们能重建和巩固中央集权，恢复统一的局面，推行较多的革新措施，社会的发展，有其积极的一面。而在群雄逐鹿的时代，要建立和巩固一个新兴的政权，首先有赖于军事上的成功。李渊集团取得最后胜利，统一海内，先后用了四年时间（公元617—621年），他们既利用客观上的有利形势，也尽了主观上的最大努力。
对李渊集团统一全国的有利形势可以综合为以下几方面：
农民起义军摧毁了隋军主力，隋政权基本上已土崩瓦解。隋末，由于杨广的暴政和用兵高丽，激发了全国农民大起义。经过几年战争，逐渐汇合为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即中原李密瓦岗军、河北窦建德军、江淮杜伏威、辅公祏军。其中势力较大的首推瓦岗军，威震中原，击杀杨广大将张须陀，攻占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起义军一时扩大到数十万人。杨广派王世充率江淮劲卒增援洛阳，但多次被瓦岗军打得溃不成军。洛阳联系着长安和江都，又是最大的粮仓，是隋末最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军事要地。瓦岗军长期围攻洛阳，无异是卡住隋的咽喉，使隋的国家机器无法运转。
建德起义军在河北发展壮大，消灭了隋涿郡通守郭绚所部，占领河北广大地区。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又在河间以南消灭杨广增援洛阳的薛世雄所部精兵三万人，有力支援了瓦岗军的战斗，瓦解了隋对北方的统治。杜伏威、辅公柘先在山东起义，后领军向淮南发展，联合当地的几支起义军，势力日益雄厚。杨广派陈棱去镇压，被起义军击灭。从此杜伏威占有江淮间广大地区，直接威胁江都，遮断江都与整个黄淮流域的联系。除上述外，林士弘的一支起义军控制北起九江、南达番禺（今广东广州）的广大地区，并在虔州（今江西赣州）称楚帝。瓦岗军、窦建德、杜伏威和所有其他起义军，几年间打击、消灭了隋军主力，南北呼应，使长安、洛阳、江都成为汪洋大海中的三个孤岛，基本上摧毁了隋的统治。
在全国农民起义的大好形势下，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分裂，促进了隋王朝的灭亡。许多大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纷纷脱离隋王朝，有的是妄图保存自己，免为起义军所消灭；有的是怀有野心，想窃夺农民胜利果实，以求发展。其中较著名的有：罗艺自称幽州总管，割据涿郡（今北京市）；朔方（今陕西横山西北）将领梁师都自称大丞相，以后又接受了突厥的封号“解事天子”；马邑（今山西朔县）将领刘武周，占领本郡，依附突厥，被突厥封为“定阳可汗”；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起兵，自称西秦霸王；李轨据武威（今甘肃武威）附近各郡，自称皇帝；李渊父子继之在太原起兵；稍后，旧梁后裔肖铣以县令起兵，建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占有两湖及江西、广东部分地区，相当于过去半个南朝；在江、浙地区，吴兴（今浙江湖州）大族沈法兴起兵，占有余杭、丹阳十几个郡，差不多又是半个南朝。隋王朝已经分崩离析。杨广已知末日将临，但无可奈何，只好坐以待毙。宇文化及发动兵变，杀掉杨广，领兵北上，想争霸中原，结果被瓦岗军李密击败，窜入河北，最后被窦建德起义军消灭。洛阳虽然打着隋朝旗号，而大权已落入王世充手中，隋朝实际上已灭亡了。但各起义军之间互不相属，起义军和各割据势力之间、割据势力各集团之间都有矛盾，相互攻杀，争战不已。以上种种都是李渊集团窃取农民起义果实、夺取全国政权的有利条件。
连年战乱，使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濒于绝境，渴望统一成为人心所向，所以进行统一战争，是能够取得人民支持的。
杨坚父子横征暴敛，使国富而民穷，李世民也批评道：“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贞观政要》卷八）隋朝征敛来的米粟、布帛，广设仓库积储，库藏之多，仍为前朝所未有，直到隋亡，洛阳的布帛还是堆积如山。太原的粮储可以再用十年，唐建国二十年后，西京隋时的储积还没有用尽。这些储存也为李渊集团进行统一战争准备了物资条件。
能充分利用客观有利形势，本身就是主观努力的重要部分。这方面李渊集团表现得是很出色的，以下就李渊集团的战略运用。
二、战略与战术
1.战略
唐代战略运用最具价值的，约有四个方面：一为开国战略，二为扩张战略，三为宪宗平定藩镇战略，四为李泌建策的战略。
（一）开国战略
唐开国战略，可分三阶段说明之。第一阶段太原起兵及进军。大业末年，群雄割据，炀帝在江都，对天下形势，已失去控制，二孙侑侗分在东西两京，亦处孤困的状态。当此之时，高祖李渊镇太原以防突厥。而突厥此时正值复兴，已取代隋东亚霸主的地位，不仅北方诸夷族皆接受其领导与统辖，而在北方割据群雄如刘武周、梁师都、李轨、薛仁杲、窦建德、王世充等，或则接受其封号，或则接受其支援，其国境东越辽河，西至阿尔泰山，南逾阴山至句注山之北，北距贝加尔湖及萨彦岭之境，约三百万平方公里。此庞然大国，对中国之侵扰，无时或止，虎视眈眈，有乘机入主中原之势。这时李渊审时度势，见国内分崩离析，隋朝崩溃之势已成，国外则突厥压境，自己孤军困守太原，如不来取对策，终为人所制，于是决计在太原起兵。此乃李渊起兵前，国内外的大势。
李渊处此形势，不得不思考对策，于是决定：一方面借援于突厥，另一方面则打着隋中央的招牌，借此以收拾隋之残局。故其攻克长安之后，即拥代王侗为帝，尊炀帝为太上皇，此盖遵循已定方针，示以革新隋政，以收拾天下之人心。其后李渊之所以能一一荡平群雄割据势力者，赖此决策正确之所导致。兹分为三阶段述之。
1.太原举兵的战略部署。李渊以太原为起兵的根据地，当时足以制李渊于死地者为突厥，与李渊为邻能为太原之害者，一为据马邑（今山西朔县）之刘武周，一为据今陕北及伊克昭盟间之梁师都，二人皆在突厥卵翼下，随时都能攻击李渊。故李渊称臣于突厥，二人不敢妄动，太原可以无虞。除此之外，李渊还面临着另一敌人的威胁，即稽胡种族（匈奴族之内徙者），自魏晋以来，游牧生息于今山西离石附近及陕北一带溪谷中，时有寇扰之害，稽胡既不从属于突厥，亦不与刘武周、梁师都交通。李渊在此种状况下，为免侧后方遭受稽胡侵扰，并打开左侧翼掩护主力的进路，乃于举兵之顷，首先遣兵击破离石方面的稽胡，然后部署战略进军。
李渊太原进军，分为两路南下，主力军沿今同蒲路，遣有力一部沿今离石、石楼、隰县、吉县之线南下，以掩护主力军右侧的安全。同时遣使与李密联盟，李密此时正攻击王世充于洛阳。李渊此举着眼点，有一举两得之妙，一则解除战略左侧的“偷兵”，二则使密与王世充胶着于洛阳，不能入关与之争夺长安。至于盘踞江陵的萧铣，亦能进夺关中，但“萧铣乃自守之贼”，不足为虑。李渊此种战略进军的筹思，可谓十分周密。
2.进占关中的行动。关中长安，为隋代的首都。李渊在此阶段中的战略进军唯一目标，即为迅速夺取长安。而长安外围重要战略据点，在渭水以北者，有扶风（今凤翔县南）、平凉（今甘肃固原县及泾川县）、河东（今山西永济县，唐置河东道于太原），在渭水以南，有潼关、武关。尤其河东，兵精城坚，最为重要，且当李渊进军之路。李渊既克临汾（山西今县）、绛郡（今新绛县），若先攻夺河东而后攻取长安，则势必顿兵于河东坚城之下，旷日持久，钝兵挫锐，形势将有他变，则长安非李渊所有。故渊为迅速夺取长安计，乃以兵一部牵制河东，而迅速将主力在龙门（今山西河津县西）渡河，出隋河东守军之背。然后分军三路：一军疾趋华县永丰仓（关中之主要粮仓，储粟甚丰）以求取全军之粮食补给（渊进军迅速，后方运补不及，且自太原运粮，道途艰远），然后进据潼关而守之，以防东之“盗兵”（防关东之兵争夺关中）；一军疾趋渭北，收盗贼以益军，据泾州（唐泾川）、扶风，以控泾渭精华之区；一军屯冯翊（今大荔县），以监制河东及长安。然后集三路之军以围攻长安，则长安在掌握中矣。因此，薛举父子遂远落李渊之后。李渊此一战略指导，筹思甚密，自是不凡。
3.争夺天下控制权的战略。既克长安，即拥立代王侗为皇帝，尊炀帝为太上皇，遵循其政治决策与方针而行之。是即所谓“举义兵，匡帝室”（代王侍读姚思廉语）。李渊自为丞相封唐王。于是遣使四出，招抚隋之郡县，山东、山南、巴蜀，多望风归附。巴蜀之归附，对李渊的贡献最大。期年，薛举父子（仁杲）在陇右（自今兰州以南及甘肃南部）举兵东向以与李渊争夺中，渊遣兵与战于泾州，相战数月平定之，遂尽有陇右之地。
李渊既得陇蜀，则进取天下的基业乃定。是时天下之势，以河北与江淮的人口财赋为盛，而关中地狭，仅有泾渭河谷富饶之区。自秦汉以来，凡据关中形胜之地以临天下者，必先得陇蜀，因陇右产马，骑兵之强弱是赖，巴蜀产米，军食所资。故关中战争的潜力，唯此二地区是赖。渊既得陇蜀，遂部署进争天下的战略。此一战略之部署，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1）北备突厥，必须巩固北边国防。而北边国防线中，赖幽州（今北平）、太原、灵州（今宁夏灵武）、凉州（今甘肃武威）四大战略要点所形成。太原为李渊起兵之基地。幽州为隋将罗艺镇守以拒突厥者，李渊竭力争取之，使艺成为唐东北的柱石，北拒突厥，南制窦建德（据今河北省中南部之地）。灵州，则于击败薛仁呆后，即进兵据之。旋且击降李轨于凉州。北边国防因此得以巩固，且可斩绝窦建德、王世充对突厥的依赖。
（2）举军东向荡平群雄。关中形胜之要，在有关（潼关、武关）河（黄河）之险，东向以临群雄，有高屋建瓴之势，退守关河亦足以自保。且进黄河下游地区，有河、渭顺流漕运补给之利。故中原群雄莫能与敌。据有巴蜀除有上述战争潜力之利外，且以夔州（今四川奉节县）为东进基地，其向长江下游的进攻退守便利，一若关中的形胜，故江汉、江淮的群雄莫能与争。且李渊争取杜伏威来降，收拾江淮大地，其战略价值之贡献，不亚于罗艺。李渊有此二人之力，控制河北、江淮，故关东群雄不足平也。
（二）扩张战略
唐扩张战略中，最有效者，一为离间，二为服则抚之，不服则征之。离间战略，自隋长孙晟对突厥离间，而收极大效果，其后裴矩亦教高祖采离间之策，以对东西突厥，太宗亦尝用之。以后对吐蕃，亦曾采用此计而略收其效。太宗蒙“渭水之耻”后，一面励精图强，一面对突厥施离间计。由于突利可汗为先可汗之子，主左厢之地（幽州之北），基本上已潜存可供离间的因素，于是太宗对突利尽力拉拢以争取之，当时颉利遣突利讨漠北薛延陀、回纥、拔野古等部族，不胜，而颉利将其囚而责之，突利遂附于唐。此期间，“颉利委用华人赵德言，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因导致其国人对颉利不悦”。武德三年（公元620年），梁师都曾劝处罗可汗（颉利之兄）“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之计，处罗从之，且奉炀帝之孙杨政道以伐唐。当时李渊遣太常卿郑元踌使于突厥，劝处罗勿举兵入侵，不从，元踌乃毒杀处罗，唐之大患，因此解除。由此观之，赵德言之在突厥，其所作所为，亦可能从敌人内部进行离间活动。
其次，“服则抚之，不服则征之”，太宗于击灭颉利（处罗死，颉利立为可汗）后，凡其强大之部酋，皆招纳为宿卫将军。此种措施有五大意义：1.自隋以来，中国高度文化与物质文明，为四夷所向往，且为东亚之霸主，更为四夷所尊崇，中间虽有隋末的丧乱，而中国在四夷之中声威未衰。由于此故，太宗予彼等以“宿卫将军”荣衔，故彼等来附如归。2.示以对彼等亲信，无民族界限，视亚洲诸民族如一家。3.既为宿卫将军之酋长，太宗或以物质优厚之，或以公主妻之，此等恩隆，尤足使彼等竭诚效忠。4.强有力之酋长既为唐用，则其余诸部自服，不敢有贰，此足以加强唐对诸游牧部族的控制。5.使次强大的部酋，分别为诸羁縻州之长，如此则对诸游牧部族，具有内外双重控制之力。
由于唐采用此战略，遂开中国史上统辖诸游牧地区的先例。
（三）宪宗平藩镇战略
宪宗平藩镇，主其谋而又最有卓见者，为宰相李绛，其事见后，兹不赘述。
（四）李泌建策之战略
李泌为唐代中期杰出的将相大才，佐肃、代二宗，讨安史之乱，建策以疲惫安禄山主力及以范阳为战略目标，作彻底荡平之计（其事见后），此种以战略配合政略的深远谋议，在唐代人才中能与匹敌者，并不多见。
建困吐蕃之策。德宗之世，内有藩镇之乱，外有吐蕃之道。朱泚乱时，德宗请援于吐蕃，许以泾、灵、安西、北庭四州之地。及泚大败，吐蕃追击不甚力，且大掠武功而归。旋又遣使请如约割地。德宗欲与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皆悍兵处，以分吐蕃势，使不得并兵东侵。今与其地，则关中危矣。”后吐蕃大为寇患，泌乃建困吐蕃之策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间（即南诏），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回纥回，则吐蕃不敢轻犯塞矣。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于是吐蕃大困，此为李泌的国际战略。（《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九）
2.战术
唐代政略学、战略学及战术学造诣最高深者，首推李靖、李泌二人。李泌事，多见于本篇以后各章。李靖通书史，性沉厚，其舅韩擒虎（隋代名将）每与论兵，辄叹曰：“可与语孙吴者，非斯人尚谁哉！”靖曾受太宗命，教侯君集兵法，李靖以“兵之隐微，不以示臣”，不授以兵法，君集恨之，告靖欲反。太宗责靖，靖曰：“方中原无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尽臣术，此君集欲反耳。”（《新唐书·侯君集传》）李靖兵法，世不传。按苏定方自击东突厥时，为靖麾下之将，其用兵仿佛李靖。定方曾传授兵法于刘仁轨，或可见李靖兵法之一般（其中多为行军宿营之事）。侯君集破吐蕃，灭高昌。苏定方西灭突厥，东吞百济。刘仁轨灭百济，西破吐蕃，以功为宰相。由于李靖兵法失传，兹将李靖用兵情形，略述于（见《新唐书》卷九十三）
（一）平萧铣之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