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兵家权谋很少受到道德的束缚，其发展不断丰富与深化，成为军事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权术却很难诉诸笔墨，在政治学领域中无立锥之地，除了一部《韩非子》，则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在传统道德观念的禁锢下，它只能求助于兵家权谋，从兵家权谋“武库”中借用现成的武器。所以，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影响则是更大些。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军事理论家已从战争实践中认识某些战争规律，总结一套符合战争规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基本原则后来被运用于政治领域，成为政治权术。这些基本原则的提出，丰富了军事艺术的宝库，指导后世战争实践，启迪人们的政治智慧，大大开拓了政治家们斗争的视野。
三、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共同特点
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在运用斗争手段方面，存在着许多共同特点：其一，兵家权谋与政治权术都十分重视“知己知彼”的原则。《孙子兵法》指出：“知己知彼者，百战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如何做到知己知彼？《孙子兵法》强调“用间”的重要性。军事情报信息的获得，不应依赖鬼神占卜，不凭主观猜测，而应主要依靠间谍。孙武曾论述用间的五种方法，其中包括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兵家权谋的各种具体的“用间”手段，亦为政治权术所仿效与借用。在政治斗争中，斗争双方为了占据主动与有利态势，无不需要使用各种手段，以探测敌方意图，并以此作为确定谋略的基础。例如在君臣之间的权力斗争中，作为君主一方，必然使用察官之术，运用各种阴谋手段，以侦察臣属的忠诚程度。作为臣属一方，总是千方百计探知君主意向，如察言观色，揣摩窥测君主心理；收买君主身边亲信，暗中掌握君主动态；首鼠两端，模棱两可，诱导君主先行表态；等等。总之，政治斗争如同军事斗争一样，只有“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只有做到“先知”，才可“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
其二，兵家权谋与政治权术在进攻敌人时，都非常注意“出奇制胜”的原则。《孙子兵法》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尉缭子》云：“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生于无。”其特点，一是诡秘，对自己的真实意图注意掩饰与伪装，不能轻易泄露；二是欺诈，有意识地制造假象，诱骗敌人；三是出奇制胜，采取不意行动，使决策过程高深莫测。通过其诡秘、欺诈等手段，可以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出奇制胜”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政治斗争的战场，政治斗争同样需要出奇制胜。例如，所谓“韬晦”之术，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示弱隐强”、“声东击西”、“前冥后明”等出奇制胜的原则。韬晦者通过掩饰，迷惑与麻痹政敌。他们或者以“弱者”形象出现，隐藏“强者”的本质；或者以“沉湎酒色”、贪图“田宅园地”作为“佯攻”的手段，掩盖自己的主攻方向。韬晦的种种表现，目的在于诱骗敌人，使其放松警惕，从而增强政治攻势的突然性。这同军事斗争中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原则，乃是一脉相承的。
其三，兵家权谋与政治权术都懂得强弱转化的奥秘，注意使用“弱敌强己”的原则。兵家权谋历来主张，必须运用诡诈手段以及通过其他形式的主观努力，以改变双方实力的对比，使敌方由强变弱、弱而更弱，使己方由弱变强、强而更强。在此原则指导下，军事家在战争中，运用骄兵、情敌、慑敌、诱敌、分敌等诡诈手段，借以达到“弱敌强己”的目的。政治斗争同样存在着斗争双方实力对比问题，同样需要贯彻“弱敌强己”的原则，例如在实现弱敌强己的政治斗争中，政治权术同兵家权谋一样，使用一些诡诈手段，将整体集中之敌分割为孤立分散之敌，以便各个击破；在局部集中优势力量，避实击虚；挑拨离间，分化瓦解敌方阵营，促使敌人内讧，以谋弱敌人；借用他方力量，以图敌人，即所谓“借刀杀人”。越国伐吴主要是依靠“九术”。“九术”当中，为“弱敌”者有六术，即：“多献财宝，以骄吴王之心；高价收买吴国粮食，以空其邦：进献美女，以泄吴王之志；遣之巧匠，使筑高台，以尽其财”；“贵其谀臣，使之易伐”；“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其余三术则是为了“强己”：尊天事鬼，以专百姓信仰；“邦家富而备器利”；“坚甲利兵以承其弊”。越国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成功地运用了“弱敌强己”的战略方针，最终由弱变强，灭了吴国。
由上所述可见，古代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影响，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兵家权谋的“诡道”在道德领域为政治权术“拔刀相助”，二是兵家权谋的基本原则被政治权术“凿壁偷光”。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兵家权谋和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政治权术，犹如一对孪生姐妹，从其诞生之日起，就结为天然的同盟军。它们紧密交织，水乳交融，浑然一体，“不可须臾离也”。因此我们在研究政治权术的同时，必须对兵家权谋作深入的探讨。
系统化的诡道“三十六计”，主要是作为兵法而出现于世。但其作用并不局限于军事。而在政治斗争中，“三十六计”亦同样得到广泛运用。通过分析“三十六计”与政治权术的相互关系，我们即可以看出兵家谋略对政治权术的影响。
四、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
政治权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曾得到兵家权谋不少恩赐。作为受惠者，政治权术乃是通过以下几种渠道，从兵家权谋中吸取手段，以丰富自己的内容。
一是“借尸还魂”的关系。封建统治者主张“以奇用兵”、“以正守国”，对兵家权谋与政治权术采取不同态度，具体说，传统道德对兵家权谋采取宽容态度，而对政治权术则摆出一副严峻面孔。传统道德可以允许兵家权谋对各种权谋手段公开凝练，形成“三十六计”。但封建道德绝不允许权术“三十六计”的合法生存。此种情况，无疑限制与阻碍了政治权术的系统化，不利于政治权术的发展。政治权术为寻求自身之路，只得摇身一变，化作兵家权谋的面目出现于人们面前。通过借兵家权谋之“尸”，还政治权术之“魂”，以逃避传统道德的责难。政治权术只有借用兵家权谋的外衣作掩护，以摆脱孤立直观状态，逐步呈现其成熟的形态。所谓兵法“三十六计”，其中相当一部分原来属于政治权术，既是从政治斗争中产生，又运用于政治斗争场合。如“笑里藏刀”、“借刀杀人”、“假痴不癫”、“美人计”、“苦肉计”等，即属于政治权术范畴，而用于军事斗争场合。若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提出，则难免受到道德的非难。因而它只得“借尸还魂”，以兵家权谋身份获得其生存权利。当然，不管用什么身份出现，其本质仍然是政治权术，政治斗争仍是其施展身手的主要舞台。“借尸还魂”的关系，反映兵家权谋对政治权术的保护作用，体现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的一种方式。
二是交错杂糅的关系。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总是紧密交织，两者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就某些谋略手段而言，往往具有“阴阳”兼备、难定归属的特点：既属于兵家权谋，又属于政治权术；既作用于军事斗争场合，又作用于政治斗争场合。“三十六计”有一部分的计策，均具有此双重身份。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错杂糅关系，造成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的又一种方式。当某种谋略作为兵家权谋而被发明时，则意味着某种政治权术亦应运而生。由此原因，兵家权谋的发展领先于政治权术，尽管两者之间相互施惠与受惠，但扮演“受惠者”的，总是政治权术。
三是转借移用的关系。纯粹意义上的兵家权谋，直接为政治权术所借用。此是政治权术受惠于兵家权谋的又一条渠道。经过转借移用，原先的兵家权谋便演化而成为一种政治权术的手段，从而使政治权术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
四是启发推演的关系。某些兵家权谋的具体手段，不能生吞活剥搬用于政治斗争，但其所体现的谋略原则，却对政治斗争具有指导作用。政治斗争中某些手段，即是权谋家在兵家权谋启迪下，经过推广施用而演化派生出来的。苏秦纵横之术，即从《太公阴符》中揣摩领悟出来的。政治权术经过兵家权谋的中间“转手”，从兵家权谋中推演出自己一套体系，不断用于政治斗争，而奥妙无穷。
中国古代兵法在战国时期发展繁荣，而政治权术亦在此时走向成熟。两者在早期同步发展，并不是偶然的现象。除了其他各种原因之外，应当说其中存在一种必然连带关系。只是在兵家权谋发达繁荣之后，政治权术才有可能依赖它而走向成熟。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政治权术与兵家权谋的分野日趋明朗。但两者之问仍保持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政治权术仍然通过各种不同渠道，不断地从兵家权谋中汲取“营养”与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