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半夜想你拉鞋扇。
日子总不见得好，到了五月，家乡大街小道又在议论，互相传递着讯息，于是又有了男人粗重的吆喝声和匆忙的脚步声，生命的色彩流动在崎岖的小路上。在贫困、痛苦和命运义无反顾的抗争中，一种生生不息、坚韧执著的地域性格完成了悲壮的奠基。
每年麦收时节，麦客和雇主之间难免演绎出许多故事来。年轻麦客中，大多都长得高鼻梁大眼睛，头发又黑又亮，“人攒劲，腰子好，心眼好，要是跟上把人能美死。”陕西潼关一带的男人们总显得阳刚不足，阴气有余，干不了农活。女人们个个出落得如花似玉，楚楚动人。陕西女人说，咱这搭的男人又是亲又是摸的，把人弄得难受的，还是麦客子攒劲，话没说上几句，就上来了……贫穷的甘肃麦客割了麦，吃了饭，挣了钱，还能领回个陕西女人。缺少壮劳力的主人家若看上了那个“麦客”，基本上是倒插门做了女婿。“我不嫌你家穷，看中你做我的上门女婿。”成为麦客羡慕的对象。
六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麦客将背胛换成了“尿素袋”，许多人手腕上戴着电子表，乡亲、兄妹、夫妻、父子相携同行，扒火车、挤汽车，或浩浩荡荡，或三三两两，从甘肃东部陇南、天水、平凉等地，经铁路、公路，涌向关中赶场。陕西关中几个相对较大的麦客集散地，在宝鸡、咸阳、西安、高陵的车站、街道，麦客如潮，公路、阡陌麦客赶场匆忙，村落、集镇麦客出出进进。
后来，割麦开始挑三拣四了，要看麦好不好割，看给的价钱咋样。麦客说，雨下长了麦客遭罪，价就上去了，一下雨麦秆皮柔韧，难割好要价。只要价大，就是下苦来的！说来说去，还是因为穷。
西北贫困山区里的农民过去执著地坚守一个信念：在外头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那是男人的事，再穷也不能让女人受这份罪。因此昔日的西部麦客是一个纯男人的世界。女人只在麦客的梦里和歌里存在：
一把一把抓麦来，
啥时间望着天黑来，
白马拉的轿车子，
你看姑娘的髦紒子，
髦紒一甩一条龙，
既看髦紒又爱人
……
小哥哥出门三天了，
好像吃水泉干了，
半碗凉水半碗米，
端起饭碗想起你。
在这里，麦客一句直抒胸臆的吟唱，不仅唱出了一个最原始而永恒的文学主题，也唱出了中国农民性格底层的重要情结：为了脚下这一方水土，他们必须在骄阳下，拱着腰，镰刀飞快地挥舞着，他们不得不迈出沉重的脚步，关中平原那一堆堆麦垛、一袋袋麦子，也溶进了麦客的汗水。一边割麦一边用浓厚的方言唱起了“洋燕麦”。苍凉、幽婉的歌是属于麦客的，千百年来就伴随着一代一代麦客闯关中。那是麦客们“长精神”的歌，那是麦客眼中的世界，是梦想，是希望……
女人也出来割麦，男人们夸她们是“麦把式”。她们大都是夫妻麦客，也有单个跟着同村人出来的。
候鸟式的迁徙，这中间有力和美的显示，有生命智慧和意志力的张扬，这独特的精神世界里，交织着不屈不挠和无可奈何的心理积淀。随着一年又一年的往返，一代又一代的麦客也吟唱出了他们面对苍天的诘问和沉重悠长的叹息，他们每年走相同的路程，途中的折返，使家门既成了起点，又是终点。白天赶场顶烈日，晚上转场披星月，这只是赶场、一次次地收割、无数个日日夜夜的风餐露宿。在年复一年折返过程中，他们长途跋涉，翻山越岭，默默地在辛劳中隐忍，又默默地将从麦子中获得的热量耗尽。辛劳换来了归家的欢乐和幸福，关中六月的躁动和亢奋，每年都带给麦客们新的希望和悲欢，这永无停息的自然轮回。
这是一种悲伤和沉重的美丽。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期，麦客与机械化麦客可以说是“平分秋色”；中后期，广阔平坦的八百里秦川，关中平原上响起了“隆隆”声，大片大片的麦子顺顺地倒伏在地，陕西“掌柜的”也越来越喜欢联合收割机，快捷、省事。现在看不见这些一把镰刀，一顶草帽，背一个破行李袋的麦客了。
如今，那些会唱好听“花儿”的，由一个神秘的“麦王”领着赶场的麦客正在逐渐消失，一种迷人的具有浓厚西部味道的麦客文化，正随着“洋燕麦”的消失而逝去。也许随之消失的还有传统中国西部精神的一部分。
在我故乡，现在每年还有麦客拿着镰刀，拥聚在街上，与雇主谈条件，讲价钱。
七
麦客现象是农业文明的活化石。一种古老的生态现象走进了历史的记忆。
白居易，这位擅长写叙事诗的艺术巨匠，把目光投向了田野，经过田间地头的时候，停下来和农民攀谈，了解他们的痛苦，体会他们的复杂心情。他被这种悲惨景象震动了，战栗了，提起笔来写下了《观刈麦》：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
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
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
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
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首诗是元和二年，白居易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时写的。他把心灵融进了土地，体察到了人民耕田种地的艰辛；他把悲悯送给穷人，他把忏悔留给自己。他把割麦者与拾麦者在夏收时那种辛勤劳碌而又痛苦的生活情景，描写得生动真切，历历如画，读来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五月麦收的农忙季节，妇女领着小孩往田野去，给正在割麦的青壮年男子送饭送水，这些农民在南冈麦田埋头割麦，脚下暑气熏蒸，背上烈日烘烤，已经累得筋疲力尽也不觉得炎热，只是珍惜夏天昼长能够多干点活。这是诗歌描写的第一个劳动场景，热火朝天，全家忙碌，就连本该乘阴纳凉，纵情玩耍的儿童也携壶送浆，奔波不停，可见这一家农民的艰辛不易。接着，诗歌又描写了一幅令人心酸的场景：一个贫妇人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提着破篮子，在割麦者旁边拾麦。为什么要拾麦呢？因为她家的田地已经“输税尽”——为缴纳官税而卖光了，如今无田可种，无麦可收，无以为生，只好靠拾麦充饥。这两种情景交织在一起，有差异又有关联：前者揭示了农民的辛苦，后者揭示了赋税的繁重。繁重的赋税已经使贫妇人失掉田地，那也会使这一家正在割麦的农民失掉田地。今天的拾麦者，乃是昨天的割麦者；今天的割麦者，也可能成为明天的拾麦者。
一百来年几万几十万奔波于黄土高原的麦客，一代又一代悠悠惶惶赌着身家性命的麦客，历史没有留下麦客迁徙的文字记录，只有民间关于“下苦人”的口口相传。
每到麦收季节，关中常有传说某地麦客杀人作奸、为非作歹之类。也许因为贫穷，麦客更容易被怀疑作奸犯科。“麦秋刈获，必须麦客。其人俱秦陇之民，自西徂东，良莠不一。”那时的地方志作者对他们的态度是复杂的：他们既为当地所“必须”，又被当地官府视为威胁地方治安的盲流，据说就是因为他们，“曩年岐山、千阳，均遭巨案。”（乾隆〈宝鸡县志〉卷十二）
一九八四年，邵振国以短篇小说《麦客》轰动全国文坛。小说的情节比较简单：吴河东生计艰难，妻子劳累而死，儿子吴顺昌年龄也大了，还娶不起媳妇，为了挣钱贴补家用，父子出门赶场，分别受雇于不同县份的两家人。吴河东顺手拿了雇主儿子的一块手表，这是他第一次做贼，在追查时，雇主维护了吴河东的尊严，把手表还给了人家。吴顺昌受雇于水香家，她的丈夫身患残疾，在共同劳动中，她对吴顺昌生出爱慕之情，他却碍于雇主一家待他好，没有去约会。临别，水香给他开了很高的工钱，还送他一双球鞋。父子见面后，父亲怀疑儿子偷了人家的鞋，觉得丢了他的脸，打了儿子。
故事很平淡，好似田间地头的小插曲，而艺术的震撼力恰好来自平淡的故事中。一方面是情欲的炙烤，一方面是良心的拷问；一方面是如影随形的贫困，一方面同样是如影随形的“脸”；一者是虚拟的价值指数，如良心和脸，一者是真实的压迫，如情欲和贫困，而最后虚拟的战胜了真实的。
二十年过去了，那些蹲在烈日下替人割麦挣活命饭的麦客，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他们的身影已悄然淡出田园，定格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这个记忆，终于敲响了悲怆的最后一个音符。
麦客这个词，将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被遗忘，直到消失。你看，在西北各火车站，麦客们的老婆和儿女又聚集到一起，他们向西进发，到新疆拾棉花。不过，他们是当地政府组织的。
侯登科，一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摄影家，穷十几年精力，用手中的照相机，追踪拍摄了这些兄弟般的麦客，记录了麦客的脚印和汗水，也记录了麦客的悲欢与辛酸。一位诗人看了这些照片，写下了一首诗《读组照〈麦客〉》：
一群塬上的候鸟
由西向东
逐黄而飞
八百里秦川旷野
回荡着一曲西部歌谣
镰刀闪着银光
从刀尖滚落
是裹满乡愁的汗水
麦客们拒绝绿色
黄的土地黄的河流黄的麦穗
黄的草帽黄的皮肤黄的梦寐
百年千年从西部开始丈量
从贫困到富裕的里程
该竖立多少块路碑
候鸟般的迁徙啊
从胸腔里发出的“花儿”
于豪放中透尽悲凉
一如西部的山川
于粗犷中饱含苍凉的意味
哦麦客
年复一年
披一身五月的南风
背向苍天
那弯曲的脊梁
何时才能
挺直在属于自己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