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有被谁知道，所以也没有被谁忘记。
在别人的回忆中生活，并不是我的目的。
——顾城
有一种人可能永远不会老，没有一个朋友，甚至没有一个亲人，孤独地活于天地间，似乎已被人遗忘，甚至已被整个时光、整个世界遗忘。
如果有人说世界上还存在这样的人，我肯定毫不犹豫地说：“不可能。”可他就这么真实地存在着，而且转瞬间就是七十年。
在我的家乡，一个遥远的小山村，记忆中就有这样一个人。
他是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头儿。从没有人见他理过头发，却始终都是一寸略带发白的短发。一小撮微微发白的山羊胡须好像从来不会长长，瘦削的脸没有发黄，倒是有一种农村人少见的红润光泽，一根长长的旱烟袋总别在腰间，不时拿出来抽上两口。
在一个基本上都是汪姓的村落，独独存在着一个姓张的人。没人知道他从哪儿来，从没见过他和什么亲戚朋友来往，红白事他也从没有出现在桌子的任何角落，甚至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名字。
可他就这么存在着，独自住在离我们一里地一个小小的数十年没怎么修缮的茅草屋里。草屋破败不堪，孤零零的，像一个被遗弃的蜗牛壳，钉在田野荒地里。杂草间露出巴掌大的一块空地留作门前休息的场院。草屋边种了一棵歪歪扭扭的刺槐树，树干精细稀疏，叶子也长得七零八落。树下一小柸青草，算作可怜的陪衬。有时候，他就独自坐在树下，听他那快没音儿的老收音机。
这样的破茅草屋，如果某天大风大雨，肯定经不起折腾。他可能哪天连死了都没人知道，也不会有人去收尸。可是，村里的老房子塌了不少，他的破茅草屋却几十年屹立不倒。
我叫他“张伯”，理由是他的年龄比我爸爸大。其他人都叫他“张四”，一个略带侮辱性的绰号。他不会答应，可他知道你在叫他。
我每次回老家几乎都能见到他，当年那些中年的叔叔伯伯们都已显老态，走路日渐蹒跚。兄弟姐妹中的同龄人早已结婚生子，甚至孩子都蹦蹦跳跳了。村里人都在长大，都在老去，可唯独他，一如二十年前的样子。
他九十多斤的人，一顿饭可以吃四个大馒头，一大碗稀饭，面条的话也要两大碗，几乎是一个正常壮劳力的两倍，可我从没见过他下地干过农活。所以，一般很少有人主动请他到家里吃饭。因为他不会客气，如果去吃，就意味着一家人的饭就没了。村里的老人大都病殃殃的，每天几乎都是稀粥度日，可奇怪的是，七十岁的他，怎么还会有如此好的食欲和胃口？
他本不会出名，或许也没想过要出名，可他的威名还是响彻了附近的几个村庄。在农村，一个人如果蹲过大牢，哪怕只有一次，都可能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可他呢，总被派出所拉去待几天，也不知道交没交赎金，过几天便安然无恙地回来，好像派出所就是他没饭时跑去蹭饭、无聊时打发时光的地方。
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捕杀了很多野生动物，很多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比如野猪、兔子、金鸡、果子狸。在我的印象里，很多人也拿着猎枪去打猎，为什么只抓他呢？或许是他和这里所有人都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势力吧。
即使如此，我们附近几个村子的人仍然是他家的常客。一只兔子的钱足够普通人赚好几天，他只要下一个套就好了，野猪什么的就更不要说了，所以他从不愁销路，也收入可观。
对于他的“坏名声”，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和几个伙伴去偷吃了他地里的红薯，还把很多红薯秧子都搞得乌七八糟——这便意味着这块地废了。他恶狠狠地把我们几个小家伙拉到家长那里，丝毫不留情面，那次是我的小屁股从小到大最红的一次。所以，在我的印象里，他还是个欺负小孩儿的坏老头。
他还有一件让我觉得很厉害的事，便是他种了一大片好看的花，后来我才知道那叫罂粟。当然，在农村，每家种几棵罂粟也是正常的，在缺乏医药的年代，罂粟很多时候是祛病救命的良药。只可惜，我小时候常拿出来闻一闻舔一舔的罂粟壳，在数次搬家的过程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家的罂粟常常被他拿去卖钱，卖给小户人家或者药店，价格颇高。偶尔听村里人说起他时，总是恶狠狠地说他很会来钱，意思就是头脑灵活，有门路，会赚钱。相对朴实本分的村民，他估计要算老滑头了，而村民们的言辞中估计更多的是眼红和羡慕。
他没什么朋友，也没什么亲戚，住的地方和我们隔了一段距离。很少有村里的人主动去拜访他，可往往身在远方的年岁大的人，回家后总会去他的破茅草屋坐一坐，喝几杯看起来都不太干净的开水。他那老式收音机里传出的咿咿呀呀的戏曲哼唱，流出的也都是孤寂的声音。
日子就这么过着，当年还有上千人的热闹的大村落，如今只剩下零星几户人家，只有孩子放暑假镇上炎热的时候，大家才会回去避避暑。连过年都没几家人，好像这是一个即将从世界上消失的村落，可他，依然孤寂地守着这片土地，一片好像并不属于他的土地。
如果不是这次回家的闲聊，或许，我对他的了解也就到此为止。或许在我某次回去，有人告诉我他去世了，我只会觉得，仅仅是一个我认识的人又走了而已。我经历过太多类似的事，他没有让我值得伤心的记忆。
在一个木匠的家里，爸爸、小叔、我和他，无意间聊到了我的旅行。他们并不理解，只是觉得不务正业，但反正饿不死，出去见识见识也好。男孩子嘛，总是要出去闯闯的。
爸爸说：“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张伯五十年前就走了大半个中国了。”
我顿时愣住了。我曾自豪地以为我是这个村落里走得最远的人，这让我在他们不理解的时候有了很多底气，可没想到，这个最不起眼的老头儿竟然走了大半个中国，而且还是在五十年前。
于是，一场五十年前流浪中国的故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再次被提起。或许，这是五十年来他首次在外人面前提起。我看得出他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仿佛年轻了五十岁一样。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号称“天灾人祸”的时代。如果有人去查一下那个时代河南饿殍遍野、人吃人的资料，一定会不寒而栗。那样一个靠工分养活人的时代，并不适合张伯这样一个一看就不是壮劳动力的人。他头脑灵活，有一肚子生意经，总想搞点资本主义的小买卖，拖一下社会主义的尾巴，所以，他必定会到处受到批斗。
终于，在一个大家努力劳作的下午，他消失了，一消失便是四年。
准确地说，他的身份是一个犯人，是一个流窜犯，一个要受到政治教育、不能污染大家的人。他没有钱，就算有钱也不能住招待所，即使住也要有单位的介绍信，而他根本没有。幸好当时没有网络，否则，他不可能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流窜四年之久。
不用想，这四年，与其说他在流浪，不如说他在进行一场冒险，一场逃离，逃离那个不属于他的地方，也逃离那个不属于他的时代。
他一个人从河南搭汽车、拖拉机，扒火车，赶牛车，走路。你无法想象他遭的是什么罪，在某个饥寒交迫的晚上是不是就会死去，在某次逃亡中是不是就会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他一路给别人干活，那时候不流行打工这种说法，所以有没有工钱一般要看主人家的好意，有善心的就随意施舍他一些，有时或许只是赏他一碗饭吃，但更多的是连一饭碗都施舍不了。那时，全国上下都在经受着饥饿，谁还会有多余的饭食给一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呢？一路哀鸿遍野，随时都会上演人与人的原始狩猎，他又经历着怎样的生死夺命？他又一路上吃什么？
没人能够想象。
他居无定所，那是因为，他是一个没有家的人，他也注定不能落地生根，因为那样他会被查户口。就这么折腾几年，他竟然就一路流窜了中国的十几个省份，走了大半个中国。
当所有人都忘了他，以为他死了，却从没人想到为他开葬礼的时候，他奇迹般地又回来了。确切地说，其实，他早已是个死人，无关大家的人。
也许是因为累了，他不想这么折腾了，也许是他不小心，总之是被查出来了，于是就被遣回原籍，当然没少了伤筋动骨的教育。
当年那些辛勤劳作的人饿死了不少，可他这个流窜犯竟然还活着，貌似在外边日子过得还不错，脸色只比公社的几个干部差了些。
一场热闹没多久就散了，大家都刻意疏远他，不去提及这件事。慢慢的，已经没有人会记得曾经有流浪了大半个中国，竟然生活在这个遥远闭塞的小山村。而这里的人，很少知道县城是什么样子，以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国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是北京。
一晃五十年，那段时代历史的真相，直到今日才逐渐被揭开，被人们知晓。而他跟那段时代历史的逃离，也注定要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才能跟人说起。这或许就是宿命的安排。
当说起他五十年前的经历时，他兴奋的表情让我至今难忘。
我问他：“那为什么八十年代的时候不出去呢？要是那时再出去的话，估计你就发财了。”
他嘴角浮起一丝微笑：“改革开放传到这里都九十年代了，那时候都五十多岁了，想出去也经不起折腾了。”
看着他的笑，其实，我想更多的是无奈吧。又能怪什么呢？我们都是时代的产物，而时代的命运向来容不得人去颠覆。如果真的要怪的话，那真不能怪社会，只能怪他早生了二十年吧。要不然，凭他的本事和精神，说不定早已经是身价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富翁了。
这只是在农村茶余饭后的一场闲聊，我甚至没想到他会成为我故事中的主角，太多的细节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我们都明白，一场孤寂在历史和个人身上上演，再多的言语都会逐渐被时光掩埋，最后剩下的只有无言的沉默和孤寂。
随后，他又恢复了平常的模样，仿佛这件事从未发生过。
我在想，他是不是也想过，那几年他才是真正地活着，虽然他是为了生存而流浪。
我问他：“你最自豪的是什么？”
他说：“我从来没有伸手向别人乞讨。”
那眼神刚毅有力，不容一丝虚假。
或许下次再回去，他可能也不在了吧。虽然身体还不错，可村子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不多了，也没人愿意再去那个茅草屋和他聊天了。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想，也没有人见过他的悲伤。
当我再去看他那个茅草屋时，它彷佛是存活于历史上的一个大大的讽刺，抑或是跟人的命运开的一个玩笑。历史的天空下，时代的背景中，人的命运又能如何处置呢？错失时代命运的人，留下的也只能是一个浅浅的脚印，一个疮疤，一声孤寂的叹息。但你又能去计较什么？
在不可把捉的尘世的运命中，我们无需去管无情的背弃，无需去管苦痛的创痕，只要维持一炷香，在长夜的孤灯下，从陋室中散发出来，也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