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中世纪对黑死病的描述，黑死病的病原体可能不是鼠疫杆菌，而更像是一种过滤性出血热病毒，与现代的埃博拉病毒非常类似。如果这种猜测能够成立的话，就能解释为什么黑死病会如此迅速地传播开来。科学家说这种病毒的潜伏期较长，大约为20天，在感染病毒到发病的这段时间里，带菌者会在毫不知情的人群中将疾病传播开来。据此，科学家们猜测当时的情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感染了黑死病而自己还并不知晓的病人，或许是一个士兵或许是一个到处旅行的商人，到一个新的城镇后传染给别的人，于是疾病就在这个城镇里很快地传播开来。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旅行者病死了，而城里其他的人也开始陆续病倒。在此期间，这个城镇或者村庄里也有人外出到其他地方去，于是传播到了更多的地方传染了更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疾病会传播得如此之快的原因，一天两英里的速度是人们在乡间步行走动的一般速度。
要证明黑死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也许比较困难，在当时没有血液检测方法来确定病毒种类，而要从700多年前的死者遗骸中提取病毒的DNA也是不可能的。但最近几年里，科学家们还是找到了一些证据来支持黑死病起因于病毒的理论。
虽然当时没有血检技术，但是在当时英国的教区里，当地人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以及命名受洗等都有记录，即使是一个小村庄也能查到当年的有关资料。在英国德贝郡就有这样一个名叫艾亚姆的小村庄。
1665年9月，黑死病突袭了这个村庄，镇上的教区长劝村民们采取隔离措施，以防瘟疫在这个地区蔓延开来。在隔离期间，病人的食物专门送到指定的地方，而付账的钱币则浸在醋里消毒。这个方法似乎还真管用，采取了隔离措施后，这个村庄的周边地区都没有受到瘟疫的影响。一年后，在瘟疫爆发时最早逃出这个村庄的人回到了艾亚姆，发现这个小镇上一半的人都活了下来。
1996年，研究人员从艾亚姆教区的有关记录中查找到了黑死病幸存者的后人，对他们的DNA进行了测试。科学家们非常好奇地想知道，这些幸存下来的人是否拥有某种相同的基因帮助他们抵抗了瘟疫的进攻。结果正如科学家们所预想的那样，这些幸存下来的人的基因里有一种叫做CCR5—delta32的变异基因含量较高。
根据以往的研究，科学家们早已知道，带有这种变异基因的人与基因正常的人相比，感染艾滋病的几率要小很多，即使受到感染，发病也会慢得多。艾亚姆教区并非是个例外，欧洲一些疫区中有不少人都有着不同寻常的较高含量的CCR5—delta32突变基因，这些人约占人口总数的14%，而在一些没有经历过黑死病的地区，如亚洲和非洲，带有这种变异基因的人只占人口总数的2%。研究人员确定，基因突变的人数突然大量增加发生在约700年前，大约是在瘟疫第一次大爆发期间。
似乎可以这么说，黑死病增加了高加索人种基因中的CCR5—delta32基因变异的频率，基因突变保护了这些人群，增强了这些人群以后对于黑死病以及艾滋病的抵抗能力，而亚洲和非洲人口则缺少这种保护机制。这就解释了何以艾滋病在这些地区更为肆虐的原因，同时也说明了黑死病也像艾滋病一样是由病毒引起的。
法国地中海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于2000年报告说，他们从法国蒙比利埃市附近取到的3具14世纪骨骼的牙齿中提取DNA残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技术进行“放大”，从中发现了鼠疫杆菌特有的DNA序列。但牛津大学的科学家提出，这项研究可能存在缺陷。
牛津的研究小组发掘了英国伦敦、丹麦哥本哈根、法国翁热和凡尔登等城市的5个万人冢，其中，伦敦的万人冢确认埋葬有1349年的黑死病死者，另4个有可能也埋葬着黑死病死者。科学家从66具骨骼中取到121枚牙齿，在内部的附着物中寻找DNA碎片。
研究结果是，没有一枚牙齿中含有可辨认的鼠疫杆菌DNA，但发现了多种其他细菌的DNA。科学家使用了与法国小组同样的DNA片断“探针”，搜索鼠疫杆菌独有的DNA序列，但一无所获。
研究还显示，分析过程中样本很容易受到污染。因此，牛津小组的科学家怀疑，法国小组当时发现的并不是古代鼠疫杆菌的DNA，他们使用的样本可能被现代鼠疫杆菌污染了。
科学家希望能找到一些黑死病死者的软组织，获取更好的样本来寻找DNA。气候寒冷的芬兰也曾是黑死病疫区，可能会有死者葬在永冻原中、遗体保存较好。
确认黑死病的根源，不仅仅是个考古的问题。鼠疫杆菌至今仍然在热带地区流行，还可能被用作生物武器。因此，科学家对黑死病与鼠疫的关系十分关心。2001年，英国利物浦大学的一个小组在分析历史记录后曾说，黑死病的病原体可能不是鼠疫杆菌，而是一种引起大出血的病毒，与埃博拉病毒类似。
有些医学史学者基于知识论的考虑，从根本上就反对用现代的疾病范畴与疾病知识来解释过去的疾病史。例如英国医学史学者康宁汉（Andrew Cunningham），就反对以现代的“鼠疫”概念来解释中世纪的“瘟疫”、“黑死病”。他认为，利用现代疾病概念来理解过去的疾病史，造成了对过去医学与过去疾病观的严重扭曲。
这里涉及一个知识论上的难题，康宁汉说：“对于某个病症到底是不是鼠疫的怀疑，只能靠细菌学方法来确定。换言之，只有实验室才能决定它是不是鼠疫。”对现代医学而言，要知道一个病人得的是不是鼠疫，唯一能够真正进行确认的方法是靠实验室的细菌学检验。换言之，细菌学的到来改变了了“瘟疫”的“身份”。现代所谓的“鼠疫”是由实验室来界定的，到头来唯一能决定一个疾病是不是鼠疫的办法，就是诉诸实验室的细菌学检验。
既然中世纪的医师或现在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去对中世纪的“瘟疫”做细菌学的检验，那也没有可能去确认史料中的疾病是不是现代医学界定下的“鼠疫”。所以，历史学者不能把“鼠疫”这个现代的“疾病身份”套到中世纪“黑死病”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用现代的鼠疫概念来谈论古代的黑死病基本上是非历史的和时空错乱的。
科学家认为，在这场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中，也许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传染性疾病，一种是欧洲的滤过性病毒出血热，即黑死病；另一种是在亚洲和地中海沿岸部分地区流行的由鼠疫杆菌引起的淋巴腺鼠疫。全球化与病毒传播的隐忧黑死病和鼠疫，是在地球数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人与致病病毒之间斗争中最为突出的例子。当病毒变异为一种新的更容易侵入人体的形式时，病毒占上风；而如果当人或其他病毒宿主在病毒攻击下基因发生变异，或者说对于病毒有了免疫能力时，那么人类就占了上风。
黑死病和鼠疫能得以传播开来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人口的流动。中世纪时，疾病传播的速度相当于人步行的速度或者轮船航行的速度，而在21世纪的今天，飞遍全球的空中交通工具可以在24小时内将一种新的疾病传遍全球，如果当年这场瘟疫爆发在21世纪，它的传播速度绝对会比每天两英里的速度快得多。
研究类似黑死病这样过去的灾难的意义在于，可以帮助科学家对付新的传染性疾病，以便把这些病尽快扼死在萌芽中。因为，如果有一种类似于黑死病的病毒再现，而不能尽快封杀，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就会让它很快传遍全世界，那么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达·芬奇不为人知的秘密
达·芬奇（Da Vinci）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人们普遍认为，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完美的人的代表。达·芬奇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理念，完全显现在他画作里。若细心研究他的画，你会发现他画作里的创新和发明，他采用的是和前人不同的手法。
达·芬奇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他绝妙的绘画艺术，尤以《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岩间圣母》、《圣安娜与圣母子》最为著名。
达·芬奇反对经院哲学家们把过去的教义和言论作为知识基础，他鼓励人们向大自然学习，到自然界中寻求知识和真理。
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在天文学上，达·芬奇对传统的“地球中心说”持否定的观点。他认为，地球不是太阳系的中心，更不是宇宙的中心，而只是一颗绕太阳运转的行星，太阳本身是不运动的。达·芬奇还认为，月亮自身并不发光，他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辉。他的这些观点的提出，早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在当时，达·芬奇还幻想利用太阳能。
在物理学方面，达·芬奇重新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他指出：在连通器内，同一液体的液面高度是相同的，不同液体的液面高度不同，液体的高度与密度成反比。他发现了惯性原理，后来为伽利略的实验所证明。
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达·芬奇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他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从解剖学入手，研究了生理学和医学。达·芬奇的研究和发明还涉及军事和机械方面，他构思了飞行机械、直升飞机、降落伞、机关枪、手榴弹、坦克车、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起重机，等等。他还在数学领域和水利工程等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可以说，达·芬奇的研究涉及自然科学的每一部门，他的思想和才能深入到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
然而，达·芬奇的真实生活状况，再次印证了“人无完人”这个事实。他是个绘画天才，但当我们翻开历史的卷轴，“同性恋”、“恋母情结”这些词总是与达·芬奇如影随形。他是一位非常惹眼的同性恋者，而最能证明他是一位同性恋者的是发生在1476年的“萨尔塔雷利事件”。
1476年，佛罗伦萨的花花公子达·芬奇刚刚23岁，一场突如其来的劫难降临了他。在经历了两个月死亡阴影的折磨之后，原本热衷于交际、总是活跃于各种场合的达·芬奇从此变得沉郁、多疑、神经质。
15世纪的佛罗伦萨街头，遍布一种名叫“真理之嘴”的盒子——制度允许市民以书面方式表达任何他们想说的事情，只要你写成条儿塞到“真理之嘴”里，便会由某些机构进行处理。刚刚试图在佛罗伦萨建立功业的达·芬奇就卷入了一起与美第奇家族有关的诽谤案。
4月初，有人将一封匿名举报信投进专门用来检举坏人的容器中。信的内容如下：
我特此作证，有个叫雅科博·萨尔塔雷利的人，与哥哥乔瓦尼·萨尔塔雷利一起住在瓦凯雷奇亚大街的金匠店，这家店正好对着这个“桶”。雅科博穿着一身黑衣，17岁上下。就是这个雅科博参与了多起猥亵的勾当，只要有人要他进行这种邪恶的事情，他都答应满足他们的需要。这件事他干过多次。换句话说，他为很多人都提供过这种服务，那些人的底细我心里很清楚，现在我列出部分人的名字。这些人鸡奸过上述那个雅科博。我向天发誓句句属实。
告密者随后列出了四位所谓的雅科博的同伴的名字，他们是：巴尔托洛梅奥·迪·帕斯奎诺，金匠，家住瓦凯雷奇亚大街；列奥纳多·迪·塞尔·皮耶罗·达·芬奇，与安德烈亚·德尔·韦罗基奥住在一起；巴奇诺，紧身上衣制造商，家住奥尔桑米开莱教堂附近，住的街上有两家大型剪羊毛的店铺，街的一头是谢尔奇家的凉廊。巴奇诺新开了一家紧身上衣店；列奥纳多·托纳博尼，又名“特里”。
这封信的一份被公证过的副本保存下来，文件在1896年第一次被公开。虽然之前很多人知道达·芬奇被控告过，但却不知道罪名是什么。通过这封文件，很显然，达·芬奇处在了当时所谓的“鸡奸”者的行列。尽管他曾辩称那位男子只是他的模特，最后也被无罪释放，不过那多半是因为同时被控告的一名嫌疑犯的家庭背景十分强大。所以，可以说是权势拯救了达·芬奇。但也有人认为，就算达·芬奇是一位同性恋者，他与那位男子的关系，也许真的只是画家与模特的关系。
达·芬奇的《安加利之战》
不过，达·芬奇一处带有神秘意味的笔记，增加了雅科博充当达芬奇的模特的可能性。这处笔记出现在《大西洋抄本》的一页纸上，后来被他删掉。那页纸应该是写于1505年前后，他这样写道：“我画小基督的时候，你们将我打入监牢；如果现在我画出他的成年像，你们还会变本加厉地惩罚我。”这句话有些晦涩难懂，有可能那张小基督的画像是以雅科博为模特，这件事触犯了教会当局。因为，雅科博被斥为同性恋者，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描绘“成年”基督的画像和雕塑上。
能证明达·芬奇有同性恋倾向的并不只有这个事。据说，他与一位门生贾科莫就维持了这样的关系。这个男孩的绰号叫“萨莱”，意为“恶魔”、“小魔鬼”。在达·芬奇的笔下，他被描述成“小偷、说谎者、倔强、贪婪”。不过，人们却能读出一种又爱又恨的感情。
对达·芬奇来说，这个顽童是颗粗糙的钻石，似乎满足了他的某种需要。这个所谓的“萨莱”是达·芬奇的“小魔鬼”，一个无法无天的精灵。他几乎就是达·芬奇的投影：达·芬奇性格中的这一面——任性、懒惰、爱捉弄人——在顽皮的小贾科莫身上得到了体现。而他因此而解脱出去，投入到更为严谨的工作、研究和实验中去。换言之，小坏蛋贾科莫是列奥纳多那个没有表现出来的自我。
列奥纳多从此开始了他成人生活中最为长久的一段人际关系，萨莱此后一直出现在他的小圈子里，时间长达28年。然而，我们并不清楚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1519年达·芬奇去世时，萨莱并不在他身边。两人最后可能是因为分手而离开对方。即便如此，达·芬奇临终时仍留给他一大笔遗产。
多年前，一位哈佛大学的研究生在神学院做门卫挣钱。工作之余，他在学院资料室里阅览了大量的神学画册，结果他有两大疑惑：一是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画作大多以女性为背景？二是为什么达·芬奇要用4年时间来完成他的最佳女性画作《蒙娜丽莎》？为此，他专门请教了神学院的一名教授。对于第一个困惑，老教授告诉他，文艺复兴运动既是人文主义思想的复活，也是母性关爱的复兴，她们经过中世纪的漫长压抑，从集体记忆的深处醒来，发出会心的微笑。而对于第二个困惑，老教授说，达·芬奇所有的画作都是用长时间完成的，《蒙娜丽莎》并不是用的时间最长的一幅，但达·芬奇却是文艺复兴艺术家中塑造女性最多的。
在他的所有作品里面，每次画的男子的性器官都十分突出，而女子很少画到下半身，就算画到女子性器官也是十分模糊的。他与女人发生的性关系十分少，或者说他厌恶与女人发生那样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