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年间有这样一个案子。招讨使李继隆与转运使卢之翰有仇，他总想陷害卢之翰，除掉他，以解自己心头之恨，于是就想了一个奸计。李继隆先给转运司发了一个公文说：“朝廷准备八月份出兵打仗，转运司迅速筹备粮草，以待军需。”转运司相当于现在军队的后勤部门，专门调拨粮草，接到公文后立刻派人调集粮草。筹措齐备不久，李继隆又来文说：“据占卜，八月出师对国家不利，没有取胜的把握，故改在卦相好的十月出兵。”这样，转运司又把筹集到的粮草发散了出去。李继隆得知转运司手中没有粮草了，又发文说：“据探马来报，敌寇已经在搔扰边境，我军必须马上进兵，粮草等军需物资即刻装车运送。”转运司刚把粮草散出去，一时收不上来，做了难。李继隆乘机向皇上奏本，说：“转运使卢之翰失职，军需物资缺乏供应，延误了战机。”
宋太宗看了奏折大怒，当即命人带着他的命令骑快马去取三个转运使的脑袋。宰相吕端，枢密使柴禹锡见太宗如此大怒，都不敢替他们说话。这时，枢密副使钱若水站出来向太宗说：“陛下您先别生气，这件事还是先查一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弄清事件的原委再做处理也不晚呀。”太宗正在气头上，也不理睬钱若水，一甩袖子怒冲冲回后宫去了。吕端和枢密使-见此情景也都各自回家了，只有钱若水留在殿上不肯走。
太宗吃过饭，气稍微消了些，才想起几位大臣还在殿上不知怎么样了，于是派宦臣到殿上看还有谁在。内臣回来禀报说：“有一个细瘦的老者还没走。”太宗知道是钱若水，就出来责备他：“我把你从同州推官升到枢密副使，是因为看你为人贤德，办事得力。现在你不能为我办事，还留在这里干什么？”钱若水回答说：“圣上，假如我按照您的旨意办，诛杀了这三个人，宰相和枢密因为我没有调查事情原委就处置人，要拿我问罪，就是问了死罪，我也在所不惜，因为我应当报答您对我的知遇之恩。可李继隆虽然作为皇亲有尊贵的地位，您如果只凭他的一道奏折，就诛杀三个转运使，您以什么理由向天下人解释呢？明君之举应该是把事实查清楚再做结论，如果他们罪不当赦，那时您下令杀他们，也好使天下信服。”太宗这时怒气已消，认为钱若水说得在理，同时也怕此事处理不当损害皇帝的名誉，于是又召吕端等人上殿商议此事，最后同意了钱若水的做法。调查以后得知三人确实没能按时供应粮草，但又另有原因，于是免除了三人的死罪，罢黜为行军副使。后来又了解到所谓敌人入侵之事根本没有，全是李继隆为害他人编造的。于是罢免了李继隆招讨使的职务，改为秦州知州。
钱若水很会进谏，他的话从宋太宗的利益出发，而丝毫不为自己考虑，这样容易让皇帝接受。他的话语巧妙地暗示太宗如果处理不好这件事，会被天下人耻笑，而皇帝为保全面子采纳了他的建议，从而避免了一起冤案。
臣智君明夺陈复陈
公元前598年，陈国夏征舒杀君主陈灵公，另立新君。南国霸主楚庄王兴师问罪，挥军直逼陈都，不仅杀了夏征舒，又将陈国纳入楚国版图，改称为楚县。楚王班师回朝，下属各国闻讯俱来朝贺，惟有大夫申叔时没有前来表态。楚王因此不悦，派人前去责问：夏征舒杀主，难道不该兴师问罪吗？申叔时求见楚王，当面陈述道：您听说过“蹊牛夺田’的故事吗？有一人为抄近路，牵着牛从别人田中走过，践踏了一些禾苗，田主一气之下将这人的牛夺去。大王若遇此事，您将如何来断？庄王随口应道：牵牛践田之人固然不对，而那田主夺人之牛也太过分了。若让我断，先斥责牵牛践田者，而后将牛还予他。申叔时接话茬说：大王明断。以此理相推，夏征舒杀君有罪，但又立了新主，大王讨其罪杀贼子足矣，可又夺其地盘为我有，是否与夺牛者的性质相同呢？楚王听之顿悟，随后将陈国版图归交于陈。
楚庄王夺陈复陈，固然与他的战略和胸怀有关，但更重要的，显然是申叔时直言进谏的效果。古时，君主具有绝对权威，臣下靠三寸不烂之舌。让君主改变主张，是件不容易的事。而申叔时不仅敢于直言进谏，而且比喻贴切，策略得当。他用一个“蹊田夺牛”的故事，引得楚王回心转意，从而达到了进谏的目的。
深入浅出晓人以理
南宋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皇帝高宗召见刚从抗金前线返京的著名将领岳飞，谈话间问起岳飞近来是否得到什么好马，岳飞回答道：我以前曾有过两匹好马，尽管它们与众不同，胃口很大，每天要吃好几斗上等的豆子，饮十余斗水，还很挑剔，稍微有点不干净的食物就不吃不喝，可的确是本领非凡的良马。记得每次乘它们出去，刚开始出发时速度也就一般，可是越走越快，走到近100里时简直是在飞了。无论上午走出多少里路，到了下午仍可走200多里，到了目的地后，不出汗，不喘粗气，依然精力旺盛，不愧为任重而道远的好马哟，可惜现在它们已都不在了。如今我骑的这匹马，倒是没有特别之处，不计食物的好坏，什么草料都能吃，什么脏水都能喝，吃得也不多，一天也就几升，可是到了行军打仗的时候再看它，不等人坐稳就跑起来，跑上不到100里又没劲了，喘粗气，流大汗，双腿打颤，好像马上要累死了似的。这样的马是好喂养，也好调教，可是有什么大用处呢？不知陛下是否同意臣的这番议论。高宗会意地笑着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你的这番议论是说得好极了。原来岳飞早就想和高宗谈一谈如何选用、培养和爱惜人材的问题，只是没有适当的机会和方式，这次值皇帝问及马，便聪明地利用了比喻之法，恰当地阐述了这一问题，而高宗也迅速地理解了他的喻意。
房玄龄的遗言
公元648年，唐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龄留守在京城，病情加重，太宗亲自把他接到宫中，看到他病情有所好转，便喜形于色，病情加重则忧心忡忡。房玄龄把儿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我蒙受皇上的隆恩，如今天下无事，只有东征高丽一事没有终止，大臣们都不敢劝谏，我明知不对而又不说，真是死有余辜啊！”于是他引用《老子》的话向太宗上表说：“知道满足，不会遭到困辱，知道适可而止，不会遇到危险。陛下所建的功名威德也可以知足了，开拓疆土也应适可而止。而且陛下对将要判死刑的犯人，还要三番五次地复审，这不正是重视人的性命吗？假如高丽不遵守臣属的礼节，我们可以诛伐他们；假如他们侵扰老百姓，我们可以灭掉他们；假如他们已成为中原的祸患，我们可以除掉他们。而今这三条原因都没有，我们怎能驱使无罪的士卒往刀口上送呢？希望陛下停止对高丽的征伐，给他们以悔过自新的机会，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远近归服。我活不长了，如果陛下能够记住将死者的哀鸣，死了也将不朽。”太宗也被房玄龄这种为国分忧的精神所感动了。
高允力劝文成帝
高允喜欢直言相谏，当朝廷内有什么事做得不对时，他就立即请求晋见。文成帝常常屏退左右和他一人商谈，有时一谈就是一整天。高允有时说话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文成帝听不进去，就命侍从把高允搀扶下去，但他始终对高允很好。他对下臣们说：“高允才是地地道道的忠君之臣。朕有了过失，他没有不当面批评的，甚至有些话，朕难以接受，但高允并不回避。朕由此知道了自己的过失，而天下人却不知道，这难道不是忠心吗？”
公元458年，北魏高宗返回平城，兴建太华殿，在给事中郭善明的游说下，又要大肆修筑宫殿。高允劝谏说：“太祖时开始兴建城池街市，他是利用农闲时节，现在，永安前殿足够朝会时使用，宴请、歇息有西堂、温室也足够了，紫楼也足以用来登高远望。况且，既便要扩大建设工程，也应慢慢进行，不可仓猝行事。现在核算一下，要抽调民侠差役2万人，而羸老、病弱供应饭食的，又要增加一倍，如果一个农夫不种田，就会有人挨饿，现在动用4万人，这些劳力和费用是无法计算的。所以这正是您应慎重考虑的事。”文成帝接受了他的劝谏。
古弼选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