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的“剪辫”案实由谣言引起，这件事证明了一个道理，作为谣言，不分形势好坏，只要有人的地方，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王朝末期，都会有谣言。而有时候，太平盛世由于形势大好，人的心理与生理处在一个较为平和的时期，往往会使谣言传播速度与幅度更高。只要产生妖术谣言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没有改变，同类的谣言就会持续出现，因为谣言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的重复性。
石匠·和尚·辫子
1768年，乾隆在位，正是后世所谓“康乾盛世”的鼎盛时期，某一天，江西的一个小县城德清县正在进行一项政府工程。一个叫吴东明的石匠领着大批石匠修理下水城门，工作强度很大，官府给的薪水又低，所以，这些石匠经常在休息时有所抱怨。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官府所交给百姓的工程，大都是让百姓赚不到钱的。但作为吴东明这样的包工头而言，又必须得接受这样的工程。在进行了一个多月后，这个工程队的情绪普遍不满，跟以往一样，吴东明认为可能要有什么事情发生，或者是暴动或者是罢工。但使他想不到的是，的确有事发生，却不是民工的暴动和罢工。
据后来吴东明在官府的供词中所知，正当工程在紧张进行中时，一个叫沈士良的当地农民找到了他。二人并不相识，沈士良之所以找吴石匠，是希望他能帮自己一个忙，他微颤着手将一张纸交给了吴石匠，希望他能将这张纸贴在木桩尖打下去。按当时的风俗和吴石匠这个行业的迷信说法，当在木桩入河，由于水位高，打桩比较吃力的时候，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吴石匠打开纸，发现里面是两个人的名字和两缕头发。
确切地说，沈士良是来帮助吴石匠尽快完成任务的。但吴石匠在问了沈士良几句话后，就觉得此事很是严重。沈士良没有儿子，是有两个侄子，常常欺负他。他一怒之下，不知从哪里听说把仇人的名字和一缕头发放在桩子底下，打入水中，就能使仇人无疾而终。
吴石匠立即将这件事上告，当地知县并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一件正经的案件，但还是依据法律，把沈士良的屁股修理了一下，然后就把沈士良放掉了。
吴石匠也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但仅仅几天后，就有谣言传播开来。谣言的内容是，城桥下桩用人的头发缠桩即可打下，若用女人头发，便害女人脱发，若用黄豆数把缠紧头发，可致小儿痘伤。
谣言的一个神秘性就在于，一个谣言同时会引起另一个谣言，这个谣言还没有在大范围传播开来，另一个谣言再起。谣言的起始点是在德清县慧相寺里，在这座寺庙里，有几个经常吃不饱饭的和尚对附近一座观音殿的吃得很饱的和尚们产生了大嫉妒之心。于是，他们开始散布谣言，说有石匠在观音殿附近“作法埋丧”。这些和尚很是奇怪，本来他们嫉妒观音殿的和尚，但却把石匠们拉了进来，即使是许多年后，我们也不得而知这些和尚这样做的真实目的。但不论如何，两种谣言开始结合在一起，以所编造的歌词的方式传播：“石匠石和尚，你叫你自当，先叫和尚死，后叫石匠亡，早早归家去，自己顶桥梁。”
不知是巧合，还是真的有人刻意为之。在这个谣言传播出去不久，吴石匠们就被官府捉拿，许多石匠回家拿米，都被误认为是剪辫犯而被捉拿。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最严重的是，仅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大清帝国随即便发生数百人的辫子被剪，人心恐惧，剪辫范围包括浙江、山东、直隶、湖北等七省。人们纷纷传说有人欲剪万人发辫，摄魂造桥，用纸剪成人马，粘入发辫，念咒点血，人马便能行走，可以取人财物。
浙江省萧山县发生的事可作为各个省的例证。在该县，四名和尚被控剪人发辫，并于其中一人的行李中发现一缕头发，四人已遭收押。不久，一个十岁的孩子控告几名乞丐偷剪人发辫，几名乞丐立即被捉。接着就是江苏省胥口镇，人们捉到了一个来自湖州府法云庵的净庄和尚及同行七人，他们被被人们打成重伤，又被送到官府。人们打这几个人的理由就是，他们是和尚，因为是和尚，所以想剪别人的辫子。
在山东邹县，一个叫蔡廷章的乞丐供称与和尚通元等人同行，并于途中剪人发辫。当然，他不是主动去衙门招供的，而是被人用木棒打去的。接着就是章丘县，也是一个乞丐，要饭到一个算命先生叫张四儒处，张鼓舞他，要饭没有前途，我们还是跟着玉石和尚去学割人发辫之法术吧，到时候钱大把大把地来。这个乞丐因为有上进的心，就跟着玉石和尚学习法术。但在第一次施法时就被人当场捉住。这一事件终于严重起来，离吴石匠事件已经过去了四个月，山东巡抚富尼汉第一个把这一谣言案件报告给了乾隆皇帝。这位巡抚是满人，深知剪辫对满人意味着甚么，满人入主中原后在辫子上杀了无数人，辫子已经不是简单的只是人身体的一部分而已，它已经具有了象征意义，象征着大清的顺民。如果你把辫子剪了，无疑就等于是造反。该巡抚说自己于五月间听说省城有剪人发辫一事，被剪之人当场昏迷，“臣以为事关邪术迷人，不可不严密查拿”，该巡抚的立场代表了大清官方的立场，官方判定妖术或邪术的标准主要视其是否有叛逆色彩，也就是说，凡是与官府和朝廷对抗的就是妖术。在之前，我们讲过农民起事多采取一些篝火狐鸣，符命图谶等手段。富尼汉正是这样“上纲上线”，所以才得出剪辫之人“恐不仅于图取财物”之意。
我们来看，这谣言传递到山东的时候，就已经被巡抚知道，可见他的传播速度与力度是何等的快与强大。当然，富尼汉把这一民间谣言很慎重地报告给乾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传统看法是，在一个活人的身上同时存在著代表精神之灵的“魂”以及代表躯体之灵的“魄”，当一个人的魂与魄分离之时，他也许会昏迷，生病，最严重的会导致死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因此民间会有所谓的招魂或是离魂仪式，前者让失去的魂得所归宿，后者让离魂者得以见死去的亲人等。但是，一旦分离魂与魄的仪式被用在不正当的用途，无可避免的恐惧就会产生。剪辫谣言（当把辫子剪掉后就会失去魂魄）在民间不可能具有富尼汉所谓的“反叛”性质，但绝对有扰乱社会秩序的可能。
乾隆皇帝在认真地审阅了富尼汉的奏折后，当天就颁布圣旨，令谣言散播的地方之官员留心提防，重点清查乞丐、和尚、道士，尤其是游僧、游道身上，在乾隆看来，“剃发留辫”的国家制度表面上已被汉民所接受。但事实却是，许多汉人的造反，都或多或少地与“剃发留辫”有关。而他之所以不信任游僧游道，是因为这类人不受长期存在和有经济力量的各种村社制度的约束，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是信仰的力量，而集结在信仰麾下的人们是摧毁现存统治的主要力量。所以，当他的命令一下，整部国家机器都开动起来。
当时，从朝廷到省到府到县都开始了清查剪辫犯。虽然在刚开始，许多官员对乾隆皇帝的大怒之原因还不是很明白，但忠诚是美德的观念依旧在这些官员心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对大小官僚来讲，清查剪辫犯并不是保一方平安的事，而是对皇帝忠不忠的问题了。
事实上，当乾隆下令全国清查剪辫犯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要有许多底层人物死掉。这是中华民族最基本的道德之一。因为在地方上所谓剪辫案都是子无虚有的事，但皇上已经下令清查，那么，有与没有已经不是这些官员该思考的问题了。他们该思考的应该是，剪辫犯到底该有多少才算合适。
官府还没有彻底决定付之行动，深受谣言困绕的百姓就开始了反击。先是乞丐纳入了他们的视野，接着就是和尚。乞丐身无一物，四处漂泊，首先就符合了弱者的条件。况且，他们四处乱走，肯定就是剪辫犯。乾隆朝的盛世并没有给和尚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还是需要自己动手从寺庙里走出来去寻找食物，以往的百姓见到这群世外之人，可能还会给他们一点脸色。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有剪辫犯。他们无父无母，和乞丐差不多，也是弱者，并且，他们天天念经，谁知道是念的什么东西呢。按照这种思路，百姓们把他们送进了衙门。
官员们自然是应接无暇，当他们明白剪辫犯已经足够向乾隆表示忠心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剪辫犯从乞丐、和尚这群高危人群开始向大众过渡。许多人因为与他人有怨，一堵气就肯定了对方也是剪辫犯，即使不是剪辫犯，也是预备分子。大家开始了告密，许多人刚把别人告进监狱，自己也跟着进去了。
社会一片恐慌，老实的人不知道剪辫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头上，不老实的人担心自己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人告进监牢。整个中国，在那一年处在了惶恐与不安之中。官员们越是卖力的捉，剪辫犯就越多。乾隆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并不知道剪辫犯为什么会这么多，他以为之所以这么多，是因为官员办案不利。但他不想告诉这些官员，这些剪辫犯的罪过有多大，他们是在反朝廷，反他满人的江山。
因为他明白，一旦这样讲了，就证明了身为满人的自己还在自卑的层面上停滞着呢。大清朝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他不想让人知道自己还是那么自卑。所以，面对着剪辫犯的捉不干净，他再一次大发雷霆，要求官员们对“剪辫案”进行彻底的清剿。
他不知道，自己正在把一些最底层的人向死路上推。根据他大发雷霆的精神和彻底清剿剪辫犯的命令，官员们开始动手。在这种“保护伞”下，一些通过道听途说、捕风捉影再屈打成招罗织成的所谓“剪辫案”纷纷出笼。集中到乾隆那里就成了他考察官员的主要途径。“剪辫案”的范围一波一波扩散，从江南波及华北、川陕。一大批乞丐、僧人等社会最底层的人受尽冤屈折磨直到最后死亡。
但事实上，在最开始的一段时期，各地的官员并没有对乾隆大发雷霆的剪辫案持肯定态度。在最开始乾隆下令追查剪辫案时，地方官员对剪辫的处理与乾隆的态度并不一致。江苏巡抚彰宝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乾隆的圣旨曾到达江苏“前后共计六次”，而彰巡抚在逾一月的时间内在给乾隆的奏折中对剪辫案居然未提及一字。
其他各个地方大员的态度跟彰宝异曲同工，这些人大都采用如下的方法来对付皇帝的督促。第一步就是拖延隐瞒，密不上报，假装不知道自己管辖境内没有任何剪辫分子。可想而知，这一方式肯定不能让乾隆放过他们。当乾隆怒斥他们的不作为时，他们又进行第二步，那就是敷衍说自己正在加紧追查，很快就有结果。“很快”二字用得很好，有点像永远到底有多远的意境。然后就是故意在奏折中大肆渲染有关妖术谣言的荒诞性。比如直隶总督就有奏折声称某妇女半夜在家被割衣襟和发辫，割辫匪徒在门墙留字一事，还有比这更晃荡的，河南巡抚阿思哈奏报彰德府城内纷纷传说被剪辫之人必至身死，即使不死，头也会发晕，并传言用朱砂、雄黄、鸡血等涂抹被剪之处，才会幸免于难。他们试图用荒诞离奇的说法让乾隆相信这只不过是一次民间的“幽默事件”。但乾隆肯定还不能就这样放松，他们就采取第三步，抓几个替罪羊，随便糊弄过去。而捉替罪羊的过程就是我们上面所讲的，百姓参与进来，导致了大批无辜人士的被捉被杀。表面上，我们说得很严重，但实际上，相对于这样一个几乎波及了全国的大案，死的人数远远不能和案件的严重程度相等。至少乾隆是这样认为的。
地方大员到底做的对不对呢，在今天看来，他们的做法显然是“以民为本”的。江苏巡抚彰宝的意见可作为证明。虽然在满清统治时代，头发并不属于个人所有，个人无权处置自己的头发。对清廷而言，剪辫意味着反叛，蓄辫则表示归顺。但地方官吏却认为，剪辫在皇帝眼中虽然隐含着“谋反”的主题，但是地方绅士没有参与，即便游僧是这次剪辫案的主谋，也成不了气候。在中国君主官僚制，尤其是大清的统治架构下，绅士阶层是一个独特的阶层。你可以从中国历史上的民变运动中发现，民变运动的组织者大都是绅士。任何民变的领袖，只有获得绅士的同情和指教，才能达到“日月换青天”的目的，否则，他只能是一个无政治目标的强盗。同样，如果遇到民变，朝廷则会借助地方绅士的威望、社会关系以及才能来镇压他们，并且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
清朝法律规定，知识阶层与群众不能有过多的接触。因为在清朝统治者看来，绅士是官方与人民之间的平衡点，官方借助绅士统治人民，但绝不允许他们掌握人民，最后利用人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清保甲制度规定不允许有功名的绅士担任保长一职，即不允许他们作为基层控制的首领。许多地方大员在调查中都发现，剪辫案中，没有地方绅士的参与，所以，他们认为，剪辫案只是一件普通的造谣案，根本不必要如皇帝所说的那样大张旗鼓。
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剪辫谣言还没有彻底止息的时候，北京又传出了山西方面的一个谣言，说是有异虫吃人，这种异虫很不好发现，一不小心就会它咬上一口，然后死掉。此谣言来势生猛，把大清帝国的内务府都惊动了。内务府的部分官员身边携带辟邪处方一张，结果被某官员查知，上报乾隆。乾隆立即又回到剪辫案上来，他确定，这异虫就是剪辫谣言的衍生物。他强令地方大员查！
最终，回到了原点。江苏巡抚彰宝结案词是这样的：剪辫谣传源于海宁石匠郑元臣、毛天成包揽德清城桥工程不遂，嫉妒德清县石匠吴东明、郭廷秀得以承揽所编造的。
乾隆自然对嫉妒一说不是很相信，在他看来，与剪辫谣言同时发生的湖北荆门孙大有、何佩玉谋反案就是某些人试图用剪辫谣言欲造反的明证。孙大有、何佩玉谋反被诛后，收缴的器械旗清单也正应了乾隆的猜想：
黄布大旗一面，上写：大明朱天子天令号
白绫大旗一杆，上写：西大明天令天号
红绫大旗一面，上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南
红绫大旗一面，上写：见汉不杀
白绫大旗一面，上写：中华明君见汉不杀
黄绫大旗一面，上写：天令正大光明
黄布小旗一面，上写：童邰大明天令
蓝绫大旗一面，上写：恭行天讨原非人事东
从这些旗帜的语言上可以看出，这二人反清复明的决心是相当强的，而二人的谋反又与剪辫发生在同年同月，乾隆怀疑两者之间有某种呼应也是在情在理的事。
可又能怎么办，造反被镇压了，剪辫案中的许多“罪犯”也已经受到惩处，如果乾隆再继续折腾下去，没完没了。那他简直就跟泼妇没有什么区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