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看看大明朝的七次下西洋的排场吧，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前提下，200艘大船在世界南方海域编队航行。去的时候，像节日里隆重的游行，带着大量的装备与礼品；回来的时候，像个庞大的杂技团，装满了各种奇禽异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书算手、医士、水手、各类匠人，每次下西洋都有两万七八千人随行。宝船、战船、粮船、水船，船队乘船总在两百艘左右。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记郑和七下西洋28年间，南京区手工业的匠户锐减达四分之三以上。
当大明朝的船队不在海上撑排场时，历史上发生了两件伟大的事。第一件是1492年，哥伦布率领3艘三桅帆船航行在海上，他发现了新大陆。五年后，第二件事发生，达伽马发现好望角和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路。似乎与此同时，欧洲人就利用这两条新航路打开了美洲和亚洲市场，西方开始赶超东方。
我们不仅要问，明朝既然可以派出上万人的船队最远抵达非洲红海，为什么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丝的实质性利益。这缘由就在我们上面讲述的内容中，郑和的远航旨在建立一种朝贡贸易制度，而哥伦布、达伽马却是在寻找商业市场。
如果说，哥伦布和达伽马是两个淘金者的话，那么，郑和就是慈善家。当淘金者超过慈善家后，倒霉的肯定是慈善家，而真正给功利主义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永远是淘金者。
事实上，明朝的皇帝也担心，这样的排场还能坚持多久，或者说，他们认为这种排场到底起到了多少作用。成祖皇帝就担心，许多异邦远国贡使来朝到底是“慕义”而来还是“慕利”而来，动机与效果十分值得怀疑。即使在海道清宁、四方来朝的太平盛世，皇帝的心里也不踏实：“凡诸番使臣来者，皆以礼待之；我视诸国不薄，未知诸国心若何。”
这种自问完全可以转化成反问，如果得不到答案，就直接诉诸武力。但是，中国人在对外上，往往都把儒家的仁义道德从语言武装到行动上。对外，他们太仁义了。
现在看来，郑和轰轰烈烈的远航并未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反而寓示着曾经无比辉煌的东方文明称雄天下的时代已经结束。因为西方在扩张，而郑和却在听着皇帝的命令在招摇炫耀。当然，这种炫耀是有实力做基础的。在12世纪至15世纪的4个世纪间，中国的确拥有绝对的海上优势，而郑和远航则以近乎疯狂的形式将这种优势推向瞬间的高峰，然后突然往下落，一直落，最快速度的落。突然停止。
也许，我们在这个时候发出感慨，似乎有些杞人忧天。因为郑和的六次远航后，毕竟在十年后还发生了第七次。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明朝的远航活动继续下去，总有一天，明朝的皇帝会改变慈善家的面孔，换成淘金者的身份。因为欧洲人正在慢慢变强大，在不停地与其他国家交流中，明朝必会感到一种危机，这种危机感就足以让一个毫无进取心的人奋发图强。
我多么不希望，郑和的七次后就是一个永恒的终点。我又是多么希望，明朝的船队能第八次出现在海上，哪怕带回来的不是飞禽走兽，而是“天朝上国不如他人”的羞辱信息。
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事实上是，这一切很可能发生，却被一个叫刘大夏的人给毁了。
宣德十年（1435），英宗朱祁镇登基，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各船厂停止造船。在郑和第一次航海时，明朝的强大水师拥有3500艘各型船只，仅浙江一省，就拥有超过700只船组成的船队。至正统五年（1440），浙江的船只数量已下降到不到原来的一半。到15世纪中叶，该省船队仅为原来的一小部分。孝宗弘治十三年（1500），皇帝下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嘉靖四年（1525），朝廷又下一道圣旨，“将沿海军民私造双桅大船尽行拆卸，如有仍前撑驾者即使擒拿”，嘉靖三十年（1551），连当年郑和船队宝船的数据都不存在了。
英宗朱祁镇为什么要这样做，可能跟当时北方仍旧很活跃的蒙古有关，蒙古在退出中原后，虽然经过成祖的打击已经实力大损，但并没有销声匿迹。英宗朱祁镇后来就是被蒙古人掠去当了俘虏，后来好不容易才把皇位从弟弟手中抢了回来。
也就是在英宗朱祁镇下达取消造船的40年后，成化十三年（1477），宦官汪直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试图重燃中国人扬帆海上的热情。时任兵部尚书的项忠入库查检旧案，发现关于郑和船队的所有档案居然不翼而飞。
项忠大怒不已，主管档案官员的屁股险些没有开花，打完屁股后，又责令他三天之内找到遗失文档。此时，一个叫刘大夏的官员站了出来。
刘大夏字时雍，自号东山先生，二十岁时举乡试第一，明天顺八年（1464）中进士，先后辅佐英、宪、孝、武4位皇帝，是德高望重的四朝元老。其人做事果敢，在宫廷的改革和黄河的治水方面建立了不少功勋，深得朝野称誉。
他当时就对项忠说：“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这话说起来真是深明大义，由不得项忠顶嘴。于是，这件事就仅由刘大夏把航海资料藏起来而不了了之了。明朝和中国也就不了了之了。
刘大夏当时代表了一大批人的意见，作为儒家思想的修行者，他们的确能做到为百姓着想的层面。刘大夏藏起航海资料的理由是是航海太花钱，对百姓负担太重。由于郑和下西洋，并不象其他欧洲国家航海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向其他国家显示中华的威仪，因此浪费了许多钱。这当然是事实。
但他们没有看出航海可能带来的经济利益，也许，作为黄土地上产生的儒家学说，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海洋，也没有为黄土之外的一切布局进行过设计。所以，在刘大夏这些明朝的士大夫眼中，黄土之外，甚至是长城之外的一切都不应干涉。儒家的条框已经彻底把他圈住了。我们今天评判刘大夏，从为官为民上来讲，他的确可以让我们钦佩。
刘本人似乎是个永远都替天下苍生着想的好官。成化十七年（1481），安南王黎灏侵略老挝，兵败。明朝廷握有大权的太监汪直欲以边功求宠，要兵部找出以前安南的文牍（军事册籍和航海地图），准备灭了安南国。刘大夏反对这种侵略战争，将其藏匿，不肯交出。他对兵部尚书余子俊说，兵衅一开，西南糜烂，死的人将何止千万！这场战争也正是他的藏匿文牍而没有开始。
但是，他永远不知道，在自己深以为荣的为国为民的背后，却是明目张胆的愚蠢。他岂止是藏了一份资料，简直就是藏起了中国的眼睛。
许多人都在试图寻找中国处于清朝时期，由强盛走向衰弱的转折点。那么，有一处是我们绝对无法回避的，那就是刘大夏在和项忠沾沾自喜地说藏匿郑和航海资料的时刻。
但在当时，像刘大夏这样的人自然不会意识到他的举动在三个多世纪后引起的恶果，那时他正沉浸在维护王朝利益的责任感中。在他身后，作为传统的海上强国的中国最终完成了内陆化的转型。当中国军队把全部注意力用于防犯蒙古人的进攻，毁灭性的打击却来自海上。自1840年，中国受到外国军队的海上侵犯共达84次。
戚继光之所以让我们中国人呼唤为民族英雄，很大一部分原因都是刘大夏这样反对航海的士大夫所赐。而明朝，也因为刘大夏，由以前的龟缩在长城内演进到龟缩在黄土地中。他们就像是一群旱鸭子，见到海洋就会发出呱呱而焦急的喊声。
明朝倒数第二位皇帝朱由校在位时，一切事情都委托给大太监魏忠贤。自己把所有的聪明才智运用到了手工艺品的制作上。这位聪明的皇帝创制了“木傀儡戏”，他最喜欢表演的节目就是《三宝太监下西洋》。据说他为这个节目设计了精巧的布景，喷水机关能让水势逆飞，如同瀑布泻下，又直冲上去，可以凭水势托起一个镀金木球，盘旋不落。
读《明史》到这里，我们不仅感到悲哀，原本可以永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一页的下西洋篇章，居然被一个瘪三皇帝当成了游戏。如果说，刘大夏的藏匿资料给中国无缘大海打上了一个“勾”的话，那么，朱由校制作的布景该算作是这一残忍现实的一个纪念。
可惜的是，这种纪念是无心的，自然，也就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