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中国人占的比率不多不少，共有6人入选。这些人中，既有靠暗地里捞黑钱致富的超级贪官和绅、宋子文、刘谨，也有靠明地里抢劫发财的世界级霸主成吉思汗、忽必烈。依靠正当手段经商致富的人只有一个，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伍秉鉴。
伍秉鉴能成为中国首富，与清朝时期的一大民间特产——广州十三行有着紧密的关系。那么十三行是干什么的呢？字面上看，好像是卖十三香的，其实不然，它的作用在当时的中外贸易中可谓举足轻重。早年由于康熙皇帝认为中国的月亮比西方的圆，打心眼里瞧不上洋人的坛坛罐罐，就下令实行变态的封关锁国政策，关起门里搞建设。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全国上万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只有广东、福建等四个地方可以和外国通商，其他地方一律不许放寸板入海。而十三行就是广东地区负责对外贸易的官方指定机构。所谓十三行实际上是一个习惯上的叫法而已，因为该行会在1686年成立的时候有十三家。但是世上没有不倒的商号，也没有不折本的老板，由此导致十三行并非一直都是十三家，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二三十家，少的时候不到五家。最初，十三行既负责与外商做生意，还兼管征缴关税，权力不是一般的大，油水不是一般的多。到了1757年，清政府实行比以前更加严格的封关锁国政策，只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口岸，十三行完全垄断了中国与西方的贸易，银子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滚滚流入他们手中。在鸦片战争前，十三行已经成为清政府的纳税大户，40%的关税都来源于这几家大财团。十三行也有此得到了一个形象的称呼——天子南库，与京城户部里的国库相提并论。
垄断缔造巨富，十三行因为得天独厚的条件，逐渐成为中国首富的生产车间。譬如潘有度、卢文锦、叶上林等等都是当时数一数二的超级富豪，连山西搞银行的晋商集团都望尘莫及。这里举个例子，1822年，广州十三行突然发生一场大火，存放在商号里的整箱整箱的银子因为无法及时搬出，就在熊熊大火中溶化，汇成了一条银河，“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
十三行中，伍秉鉴掌管的怡和行是最大的一家。他祖籍在泉州安海，原本世世代代是做茶农的。后来举家迁往广东，由农民变成了商人。经过几代人的经营，伍家积攒了不少财富，到其父伍国莹时已经名声在外了。经商经到一定程度，就想求稳，和官方扯上关系，这跟《上海滩》里冯敬尧想做华董是一个道理。于是，伍国莹就于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3年）成立了怡和行，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政府招标，加入了十三行的行列。在伍国莹的精心关心管理下，怡和行做的生意越来越大，所销货物种类逐年增多，成为十三行中的佼佼者，并且在国际上建立了相当大的影响力。难能可贵的是，伍国莹还很有品牌意识，给自己取了个商名“浩官”。他每次和老外做生意时，都要亮出浩官的名号。结果每亮一次，声音就更加响亮一次，在他有生之年，浩官已经成为世界上的知名品牌，亦即中国制造的代名词。
伍秉鉴接受怡和行后，对公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总结起来有三条：国际化、品牌化、多元化。在国际化方面，伍秉鉴坚持走出去的思路，努力向印度、西欧、美国等国际市场拓展，建立庞大的全球商业帝国；在品牌化方面，伍秉鉴采取严进严出的策略，在商品质量上苦下功夫，很快取得了外国客户的一致认可。当时在国际市场上，凡是标有怡和行标记的茶叶，一律可以卖到最好的价钱；在多元化方面，伍秉鉴不仅涉足地产、房产、茶园等传统经济领域，还大胆进军国外证券、保险等市场，成为当时享誉全球的商业巨毋霸。另外，他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最大债主，经常把闲钱借给英国佬，赚取高额利息。最让国人自豪的是，伍秉鉴因为声望抬高，美国19世纪的铁路大王约翰·福布斯还满心欢喜地认他做了干爹！不过这声“干爹”价值50万银元，如果按市论价的话，这大概是历史上最昂贵的“干爹”。约翰·福布斯拿着这笔钱起家，创办了旗昌洋行，日后成为美国铁路业的巨头。在伍秉鉴当家七年后，怡和行已跃居成为十三行中的榜眼。没过几年，他又成为十三行的商会老大，负责管理和协调该商会的发展（洋人最讨厌的数字就是13和5，而清政府这边一个十三行，一个姓“伍”的老大，这不是成心恶心人家吗）。
与扩张速度同步的是他的个人资产，最多的时候高达2600万银元，大致相当于今天的50亿人民币。当时《福布斯》、《财富》之类的富豪排行榜还没诞生，一些西方人惊叹于他的财富，就称他为“天下第一大富翁”。伍秉鉴成了那个时代财富和勇气的象征，毫不夸张的说，他就是19世纪的比尔·盖茨。
有时我在想，伍秉鉴如果不是生在清朝，怡和行一定会成为像美国福特、德国奔驰这样的百年老店。可惜的是，他恰好生在清朝，而且是已经走了好长时间下坡路的清朝。虽然在1820年时，清朝的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世界第一，但那只是个看似美丽的数字而已。就经济质量而言，当时中国以老黄牛为主力的小农经济与英美等国以蒸汽机为主力的工业化经济相比，就如同286与奔四的区别。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清王朝也像老黄牛一样固执、愚昧和因循守旧，这就让伍秉鉴这样的商人生活得异常艰难。
受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影响，伍秉鉴在国内的地位用简单一点的话说就是——财富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他所在的商人队伍备受社会歧视，属于末流的一等。钱财虽能滋润他的生活，却不能抬高他的地位，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所以早年花大价钱买了一顶三品官的帽子（从后来的结果看，还不如省下来多认几个干儿子）。但是，在清朝的官僚看来，商人就是商人，只要不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即使戴上个红斗笠（清朝夏季官帽的形状），也还是不入流。十三行唯一的用处就是他们的银行，手头缺钱了，老娘八十大寿了，珠江泛滥了，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伍秉鉴这些大财主。开始还只是伸手要，到后来伍秉鉴干脆养成了习惯，碰到这些事，没等官府开口，就主动把钱送上门去。在这些日常的敲诈、摊派之外，清政府还特意给伍秉鉴带了个紧箍咒：作为十三行中最大的一户，如果洋商拖欠政府税款，他需要协调其他几家一起负连带责任，替洋人还账。这就是当时有名的“保商制度”。
这就是19世纪全球首富的处境，如果放在英国或是美国，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是清朝，这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与伍秉鉴同样遭遇的还有两淮的盐商和山西的晋商。他们中，如果资产多的还能应付，如果底子薄，光这些乱摊派就够让他们关门的。十三行中一位名叫潘正亨的商人曾经愤怒地说过：“宁为一只狗，不为行商首。”在他们眼里，带着项圈的狗都比做十三行的大富豪快活。
除了头上的林林种种的桎梏，让伍秉鉴的怡和行走上衰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鸦片贸易。在早期的贸易中，中国常年向欧美各国出口大量的茶叶、丝绸和瓷器，而国外能进口给中国的货物量却相对小的多，像他们的皮鞋、丝袜这些玩意儿，中国人就是打死也不会买。由此造成中外贸的严重失衡，清政府每年都要获得相当大的贸易顺差。洋人们绞尽脑汁，终于找到了中国人没买过，但是买过后就会年年买的商品——鸦片。鸦片贸易从清朝中期开始，开始还只是少量流入，经过一百年的市场培育，国内的消费者群体越来越庞大。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老鸨贩卒，只要是能举得动烟枪的，无不成了鸦片的忠实用户。清政府也从贸易顺差的一方变成了贸易逆差的一方，每年都有数百万两的白银外流。流了几十年后，到道光朝时，皇帝就得穷得穿补丁上朝了（据说该补丁价格不菲，花了道光五十两银子）。
皇帝想呀，现在穿补丁，以后还不光屁股，这鸦片得严打。于是清朝政府实行了海关严打，严禁鸦片贸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眼见明的不行，洋人们就来暗的，搞起了走私。他们把鸦片藏在其他货物里，并买通了负责督察的清朝水兵，每年依然可以大批大批地运进广州，然后通过当地的渠道转销国内各地。在清政府眼里，负责和洋人进行直接贸易的十三行就是走私鸦片的帮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伍秉鉴没有少交“罚款”。
我们无法断定伍秉鉴是否参与了鸦片走私，但是与他有贸易往来的英国人“铁头老鼠”颠地等人却是地地道道的鸦片贩子。再加上以前怡和行担保的外商船只中曾经不止一次发现过鸦片，在百姓心中和官府眼里，他和十三行的其他几家老板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大奸商。因此，1939年林则徐到任广州后，伍秉鉴成为重点打击对象。作为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初次见面时，就狠狠地训斥了十三行等一干“奸商大佬”，命令伍秉鉴及其儿子伍绍荣承担起催促洋人缴纳全部鸦片的重任。为了让这对爷俩儿认真办事，林则徐还特地设定了最后期限。
洋人的鸦片也是花大把大把的银子买来的，让他们白白上缴就好比在心头割肉。所以当伍秉鉴说出林则徐的要求时，以颠地为首的鸦片贩子们干脆利索地予以拒绝。林则徐发誓鸦片不清，决不还京，而鸦片贩子们也是坚定决心，死硬到底，夹在中间的伍秉鉴和十三行活得比死了还难受。林则徐曾经口气坚硬地对他说过：“本大臣……要你的脑袋尔！”当时伍秉鉴已年届七十，原本垂垂老已的身心那经得起这样的摧残，健康状况越来越糟糕。
在设定的最后日期到来时，英国人的鸦片还是没有缴出。林则徐失望之余，对伍秉鉴进行了一番羞辱，然后亲自对话颠地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林则徐的强硬是罕见的，压力也是罕见的，这大大出乎英国人的预料。在3月28日，他们最终被迫挂乖乖交出了全部鸦片，向正义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不过，义律和颠地都是很狡猾的人，他们巧妙地把颠地等个人的损失和大英帝国的颜面、通商利益扯在了一起。在他们的四处煽动下，英国政府悍然于1840年6月对清政府宣战，挑起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争打的是钱，连皇帝都穷得穿补丁的清政府为了应付战争的巨额开支，少不了向伍秉鉴这些大财主们乱摊派。于是这位世界首富的资产又缩水了一大笔。然而，这还只是开了个头。经过两年多的战争折磨后，最大的一次灾难才在1843年姗姗降临。当时清政府在第一鸦片战争中惨败，被迫向英国赔偿2000万银元。已此时的清政府的财力要支付如此庞大的一笔款项，全国的官员不知要少发多少工资才能能够数。为此，一些大臣把肚里的坏水倒进了道光耳朵里——何不让十三行的大款们支付一部分呢？道光觉得有理，就下令他们负责解决其中的300万银元。伍秉鉴作为首富，首当其冲支付了100万。最让伍秉鉴揪心的是，《中英南京条约》彻底废除了十三行赖以生存的外贸垄断特权，取而代之的是可以进行直接贸易交往的五个新通商口岸。十三行作为中外贸易中间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让伍秉鉴难以消受，就在这一年，他怀着满心的怨愤病逝于广州。随着这位标志清朝时期中国商业奇迹的巨商的离去，中国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