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屡次接到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初二日手谕，敬悉一切。
男前所以招勇往江南杀贼者，以江岷樵麾下人少，必须万人一气，诸将一心，而后渠可以指挥如意，所向无前。故八月三十日寄书与岷樵，言陆续训练，交渠统带，此男练勇往江南之说也。王璞山因闻七月二十四日江西之役谢、易四人殉难、乡勇八十人阵亡，因大发义愤，欲招湘勇二千前往两江杀贼，为易、谢诸人报仇，此璞山之意也。男系为大局起见，璞山系为复仇起见；男兼招宝庆、湘乡及各州县之勇，璞山则专招湘乡一县之勇；男系添六千人，合在江西之宝勇、湘勇足成万人，概归岷樵统带；璞山则招二千人，由渠统带。男与璞山大指虽同，中间亦有参差不合之处。恐家书及传言但云招勇往江南，其中细微分合之故，未能尽陈于大人之前也。
自九月以来，闻岷樵本县之勇皆溃散回楚，而男之初计为之一变。闻贼匪退出江西，回窜上游，攻破田家镇，逼近湖北，而男之计又一变。而璞山则自前次招勇报仇之说通禀抚藩各宪，上宪皆嘉其志而壮其才。昨璞山往省，抚藩命其急招勇三千赴省救援。闻近日在涟滨开局，大招壮勇，即日晋省。器械未齐，训练未精，此则不特非男之意，亦并非璞山之初志也。事势之推移有不自知而出于此，若非人力所能自主耳。
季弟之归，乃弟之意，男不敢强留。昨奉大人手示，严切责以大义，不特弟不敢言归，男亦何敢稍存私见，使胞弟迹近规避，导诸勇以退缩之路。现今季弟仍认（评点者按：此处原件缺数行字）不可为，且见专用本地人之有时而不可恃也。男现在专思办水战之法，拟簰与船并用。湘潭驻扎，男与树堂亦尝熟思之。办船等事，宜离贼踪略远，恐未曾办成之际，遽尔蜂拥而来，则前功尽弃。
朱石翁已至湖北，刻难遽回。余湘勇留江西吴城者，男已专人去调矣。江岷樵闻亦已到湖北省城。谨此奉闻。男办理一切，自知谨慎，求大人不必挂心。
男谨禀
评点：由侍郎变为湘军统帅
此时的曾氏已不再是一个在籍守制的前礼部侍郎，而是驻扎在湖南省城的团练大臣了。由文而武，由政事而军事，曾氏的身份，几乎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因此，很有必要将这个转变的过程说一说。
咸丰二年十月底，太平军在围攻长沙八十余天不能下之后，半夜渡湘江，取道宁乡、岳州北去。湖南巡抚张亮基担心太平军随时杀回马枪，遂留下江忠源的楚勇二千人驻扎长沙，又命罗泽南与他的弟子王錱在湘乡招募湘勇千人进入省垣防守。
江忠源三次会试未中后，被大挑至浙江秀水县去做知县。咸丰元年，丁内忧回新宁原籍，恰遇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江忠源带着他所招募的楚勇在湘桂交界处的全州蓑衣渡打了一场胜仗，南王冯云山便死于此役。这是太平军起事来遇到的一个大挫折，也是清朝廷军队对太平军所取得的第一场胜仗，虽然没能阻止住太平军的进入湖南，但江忠源及其楚军却因此仗获得了“善战”的称誉，并因此受到朝廷的重视。
勇，是清代对地方上临时招募的兵卒的称呼。它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秩序，故又称为乡勇。乡勇平日皆为农民，遇到紧急事态才拿起刀枪出来组团成军，事态平息后又回家种田。嘉庆初，傅鼐在湘西做同知时便利用这种乡勇平定苗民起义。傅鼐的做法得到朝廷嘉奖，并将它推行到全国各地。同时，湖南也因此而在民间培植了一股尚武的风气，此风代代相传，造成了湖南乡勇的广泛群众基础。在上封信里，曾氏说“曾家人人皆习武艺，外姓亦多善打”，说的正是这种风尚。为什么后来唯独湖南湘军能够成事而别的省的勇丁大多没有战斗力，其原因就在于此。
江忠源在新宁招募的勇丁号为楚勇，在其他县，也有地方上的头面人物出面做这种事的。在湘乡县，由学界名流罗泽南牵头，也拉起了一支队伍。这些勇丁都是湘乡人，故社会上称之为湘勇。罗泽南手下有两个能干的学生，一个名叫李续宾，另一个就是信中所说的王錱，字璞山。湖南招募湘勇防守地方对抗太平军的做法，引起朝廷的重视，朝廷决定在江南各省立即予以推广。从咸丰二年十一月起，短短的两三个月内，朝廷在这些省内委派了四十三个帮办团练大臣，命令他们协助所在省的行政官员组织乡勇，维持社会治安。钦命团练大臣的第一道谕旨，便是发到湖南巡抚衙门，钦命的对象便是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命曾国藩“帮助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
这年十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老家收到巡抚张亮基转来的上谕。但曾氏未奉旨，他拟了一道《恳请在家终制折》，请张代为奏报。前面已说过，只有二品以上的大员才有向皇帝上折子的权力，在地方上，文职只有总督、巡抚、布政使才属于此列。曾国藩在籍守制，就不再是二品官了，他已没有上折的资格，他的折子只能请督、抚、藩代递。
曾国藩不奉旨，除开他所打出的公开理由——在籍终制外，也还有其他的一些缘故。据笔者猜测，不外乎这样几条：身为文人，不习军旅；太平军势力强大，省内土匪强盗众多，难以对付；社会秩序业已混乱，维持起来很困难。除开这些原因外，湖南官场风气败坏，在这种环境中难以成就大事，可能也是曾氏不愿出山的一个重要原因。咸丰帝登基这一两年来，多次严厉批评湖南的吏治恶劣，贪污营私舞弊等等都比其他省严重，巡抚、布政使等一批高官都因此撤职查办。人虽换了几个，但风气已成，扭转就难了。
曾国藩拟出奏稿，反复修改，又将它以小楷誊正。正欲派专人送到长沙时，恰好张亮基又打发人送到亲笔函。张亮基信上说，近日武汉三镇失守，巡抚常大淳殉难，省城人心惶惶，请早日奉旨来长沙商办大事。次日，好友郭嵩焘又特地从湘阴老家赶来。郭嵩焘道光二十七年中翰林，与他同科的还有曾氏的及门弟子李鸿章。在京时，郭就住在曾家附近，每日三餐在曾家吃饭，与曾氏关系甚是密切。郭嵩焘劝曾氏以桑梓安全为重，丢开一切顾虑，又说古往今来墨绖办公事的人多得很，不必过于拘泥。郭又说动了曾氏的父亲。曾父也以大义规劝儿子，要儿子移孝作忠。于是，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这天，曾氏在母亲的墓前焚烧已誊好的奏折，带着最小的弟弟国葆离开湘乡黄金堂老家；二十一日抵达长沙城，将行辕设在巡抚衙门旁边的一个名叫鱼塘口的街上，正式做起湖南省帮办团练大臣来。
第二天，曾氏就上奏，请求批准在长沙立一大团，将各县曾经训练之乡勇招募来省，扎实训练，一可防守省城，二可随时派遣到各县剿捕土匪。朝廷即刻批准。这时罗泽南所招的三营共一千人的湘乡勇丁已到长沙，于是曾氏以此为基础建立大团，以明代名将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编练，又亲手制定训练章程。这三营人马便是湘军的基本队伍。
不久，张亮基赴武昌署理湖广总督，江忠源升湖北按察使，其留在长沙的楚勇交其弟江忠济及刘长佑统领。楚勇、湘勇及由辰州来省的辰勇等，均归曾氏节制。时各地土匪活动频繁，曾氏常调遣这批勇丁分赴出事地点予以弹压。
咸丰三年三月，江忠源将留在湖南的楚勇全部带赴江南，又奏请再招练楚勇三千，朝廷允准。这时湖南巡抚一职由骆秉章担任。骆秉章老于仕宦，既支持曾氏以重典治匪，从严治军，又对湖南官场及绿营采取姑息容忍态度。曾氏参劾玩忽职守的长沙协副将德清，又破格保举参将塔齐布等人，因此而埋下了与湖南绿营的仇隙。绿营兵常常伺机欺负湘勇，塔齐布险些被绿营兵戕杀。为避免内讧，曾氏不得不退让，八月下旬由长沙移防衡州府。
上个月，支援江西的一支湘勇在南昌与太平军作战大败，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四人及勇丁八十余人死于战场。王錱欲借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乃以报仇为名回湘乡招募三千人。曾氏训练湘勇，是为了给江忠源提供兵源，与王錱自招自将的做法不同。两人因此有了分歧。王錱虽是书生出身，却善于用兵，打仗勇猛直前，有“老虎”之称，但私心较重，急于自立山头，与曾氏不协。曾氏一直不重用王錱。第二年，王錱自率一军赴广西单独发展；咸丰七年率部援江西，不久死在江西战场上。
曾氏与王錱不和的消息传到湘乡，曾麟书去信询问儿子。曾氏此信讲的即是这桩事。曾氏的话虽说得委婉，但对王錱的不满情绪仍可看得出来。他说王錱招募的人马“器械未齐，训练未精”，背后的隐语显然是：如此急欲出兵，必不可奏效。
信里说“现在专思办水战之法”，讲的是他到衡州府所办的另一件大事：筹建湘勇水师。
太平军在攻下岳州后，俘获大批船只及船民，由此组建了太平军的水师。仗着这支水师，太平军顺利渡过洞庭湖，打下武汉三镇。在武汉又将这支水师扩大，然后百万雄师尽皆乘船，浮江东下，畅通无阻，以至顺利夺取江宁城。曾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知道今后要与太平军角逐，水师是绝不可少的。
衡州府地处蒸水与湘水交汇处，历来水运发达，更有为数不少的船民。他们世代以此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水上技艺。水师招兵旗一树，便有数千人从东南西北四乡奔来，这支队伍很快便聚集起来了。曾氏慧眼识人，为水师选拔了两位营官。一个是杨载福。杨为善化人，排工出身，此时只是湘勇中的低级军官。一个是彭玉麟。彭为衡阳秀才，此时正潦倒家居。曾氏从微末中将他们识拔，委以营官重任。杨、彭二人感激曾氏的知遇之恩，以后一直对他忠心耿耿。水师在杨、彭的统率下，日渐壮大，为湘军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关于这些，以后在相关书信中再来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