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把握集中与分散的"度"。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战斗上,兵力使用上的集中与分散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要防止绝对的集中与分散。在集中兵力于主要战场、战役、战斗时,必须有适当的分散兵力去关照其他与之有关的方向。在主要以分散兵力行动时,亦应保持较大一部分兵力在适当的机动地区,不要绝对平均分散,以应付可能的事变。因此集中兵力并不是集中的数量越多越好,分散兵力也不是越分散越好,总的要求是要从当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及作战态势出发,以有利于达成作战企图为着眼点。从集中兵力来说,由于作战目标、作战企图(歼灭战还是击溃战)、作战地形、作战形式(攻进还是防御、运动之敌还是驻止之敌)的不同,兵力集中到何种程度才能达到优势也是不同的。同时,战争力量不仅是一个兵力对比问题,而包括武器装备、军队士气、指挥能力等在内综合因素。兵力集中的多少,应以在综合力量上占有作战企图要求达到的优势为"度"。分散兵力亦应根据敌情和任务以确定适当的规模。彭德怀在论述红军游击作战中的分散时指出":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过大行动不敏捷,难免不遭意外的硬战;过小则类穿山甲,倘遇挨户团、靖卫队都难抵御,以三四十人一股为适宜。"但"有特殊任务,亦可以有时间性作小的分散工作。如肃反、打土豪等,适宜于一二十人枪为一股,方能行动敏捷迅速。"(三)从客观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兵力的集中与分散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彭德怀就指出":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不宜呆板采用何种方式。"要根据战争进程的发展,当利于集中则集中,利于分散则分散。1940年9月,他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上的报告中,从兵力集中与分散的角度,对百团大战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回顾,深刻阐述了八路军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兵力集中与分散的高超艺术。他指出,百团大战以前,党的军事战略方针曾经过了三个时期:第一战略时期---平型关的胜利到粉碎九路围攻。基本上集中兵力、协同友军打击敌人。基本上是有后方的正面作战。但仍有相当在一部分分散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这个时期是处在整个抗战第一阶段的开始及其进行中,是敌人疯狂进攻的时期。当时我们基本上集中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1)友军缺乏与兵器精良的敌军作战的经验,形成严重混乱与恐慌,尤其是在华北方面被敌截断交通的兵团更甚。因此,我们集中力量协助友军,争取某些战役和战斗的胜利,打击惟武器论和亡国论,提高抗战情绪,减少友军恐慌和混乱情形;特别是要帮助后方被截断的友军,使之安心,不为敌算。
(2)我们要在战争第一阶段(敌进攻我防御阶段)中,尽量削弱敌人,造成第二阶段条件的到来。
(3)在华北长期坚持游击战争,是我们党对八路军确定的任务。协同友军,多削弱敌人,是于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有利的。
第二战略时期---粉碎九路围攻到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这个时期华北敌人有某种程度的削弱,交通破坏亦未完全恢复,敌占据战线亦不巩固,敌需一个时期消除疲劳,补充部队,恢复交通,巩固战线。我八路军全部转入敌后,由正规军分散进行游击战,由集中指挥到分散指挥。但还进行了部分运动战。当时我们基本上是分散作战,根据下列三个理由:(1)利用敌人力量削弱的时机,放手分散,猛烈扩大,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消灭伪军,瓦解会道门和土匪,打下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
(2)在广大敌占区,如不迅速发展游击战争,争取群众,巩固敌后抗日基础,任听敌人安稳占领,则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毒计可能成为事实。
(3)徐州英勇会战、长江两岸坚决抵抗,使敌寇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与打击,华北敌军有部分南调。武汉失守后敌亦有相当严重的疲劳,均有利我放手分散,猛烈发展。
第三战略时期---1939年3月30个团的整军到百团大战的开始。这一时期是敌人占领武汉后,已受到我游击战发展之威胁,虽在疲劳中,仍回师华北,加紧扫荡。同时,国内破坏抗战的分子,亦于此时乘机大肆活动。我分散与集中相对平衡,但在地域与时间上均有所不同。我们当时改为相当集中作战,根据以下两个理由:(1)为着迎击敌人当时的"扫荡"和争取反"扫荡"的胜利,以便更多的吸引敌人,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兵力必须相当集中。
(2)我们在第二阶段开始时,将正规军分散成许多游击军,数量上虽然得到很大发展,质量上却有某种程度的降低。
所以使它分散到一定程度,应集中整理训练,提高军队质量。如果只注意数量的扩大,而不注意质量的提高,就有严重危险存在。
很显然,没有第二时期的上述集中,是不能粉碎敌人一年来的长期反复"扫荡",不能打击投降派对根据地的破坏和对八路军的进攻的,更不会有百团大战的胜利了。
四、计划性与灵活性"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战争舞台上的活力对抗中,这种"预"即表现为作战行动的计划性。纵观古今中外战争历史,无一军事胜利不是精心运筹、周密计划的结果。"不打无准备之仗"是我军重要的作战原则。然而,情况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这是战场上活力对抗的最显著的特征,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即使是重要情况都"计划"进去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取得战争的胜利,还必须有灵活性。只有把计划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来,才能真正做到应付自如。彭德怀正是善于将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大师,他对计划性与灵活性两者辩证关系的把握,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一)制胜的把握产生于周密的计划计划性,就是对战争双方力量的计算、分析,以及对战争进程、结局的预测、准备。它包括战略战术、作战方针、作战方案等。彭德怀强调":战役、战斗前须有确切的计划,周详的准备,严格的检查。切戒粗率行为。"他批评那些虽有决心却无周密计划的人":有些同志常爱说"不完成任务。你杀我的头。"这虽然也表示愿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决心,但仅仅只有这样勇敢的决心是不够的,而必须在勇敢的决心上考虑到如何完成战斗任务。"科学周密的计划来源于对敌我情况的真正掌握。掌握真实可靠与作战有关的各种情况是制定可行性作战计划的客观基础。在作战活动中,作战计划不是指挥员凭空产生的,而是掌握大量客观情况以后,通过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做出的决断。
在战场上,各方面情况若明若暗,真伪并存,要把真实情况弄清楚并非易事。彭德怀指出":因为军事行动敌我双方都有伪装,即"兵不厌诈"。因此必须认真了解对方各方面真实情况,如敌军数量、援军远近、技术装备、训练程度、指挥者的能力、精神状态、内部关系、具体部署。综合这些同自己的具体情况作对比分析,然后决定自己的作战方针。"同时还强调,要充分认识作战情况的动态性,及时掌握情况的变化。在战场,敌对双方的情况无时不处在变化中,不仅敌方情况会变,而且我方情况也会变;不仅有形因素会变,而且无形因素也会变。这就是战场活力对抗的特点。因此在定下作战决心、形成作战计划和展开作战行动时,必须及时了解掌握正在发生的情况变化,及时作出新的分析判断,研究出新的对策。
要善于听取各个方面的意见,依靠集体智慧形成正确的作战方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论多么高明的指挥员,对战场情况的掌握和分析也不可能是十分全面准确的,其决策也难免有误算之处。彭德怀特别强调作战决心、计划、方案的形成必须集中群众的智慧。
(二)灵活性是创造性执行作战计划、完成作战任务的灵魂灵活性是指依据作战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变通、补充、修订以至改变作战计划,以确保作战任务的完成。彭德怀曾提出,一支军队要做到不可战胜,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中的第三条就是"要有机警灵活的指挥"。他认为无论战略上还是战役战斗上,其作战方针的制定和贯彻执行,都必须具有灵活性。作战计划本身不具有灵活性或机械地执行作战计划,缺乏"灵活性"、"主动性"、"自动性",是不可能完成作战任务的。只有依据客观情况,灵活运用作战原则、方针和灵活执行计划、方案,才能克敌制胜。
首先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应该把灵活性考虑在内。这就是说,在制定作战计划方案时,除了依据战争中那些确定性、固定性、必然性的因素之外,还要考虑战争情况的不确实性、流动性和偶然性的因素,体现在计划方案中。就是要有几个方案,几种打算、几手准备。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把可能出现的情况尽可能地想得周全些,以提出不同情况下的应变措施。但即使如此,实际情况也不可能完全像计划中所设想的那样。所以要想把计划搞得太细、太具体也是不可能的和不必要的。作计划时,要给实施计划留有余地。这种余地就是幅度,就是给执行计划留有自由度。只有在制定计划时也把灵活性考虑在内,才能利于计划的实现。
执行计划过程中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修订原来的作战方案。由于战争情况的确实性是有限度的,敌我双方的情况每时每刻都在变动之中,其中有许多不可预料的因素。因此彭德怀指出":当时情况确实有了改变,也就要改变自己的部署,部分改变、甚至全部改变自己的作战计划,切不可固守陈规,企图侥幸。"彭德怀认为,作战指挥中的灵活性还要求"上级指挥员应给下级以较大机动,不要令下级事事都待命令"。在作战中强调作战计划的权威性和执行作战计划的严肃性具体表现为坚持统一指挥。坚持统一指挥,这是统一全军的作战行动,发挥诸军兵种整体威力,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但同时,又必须赋予下级机动权,即通常所说的临机处置权。
彭德怀在《论争取持久抗战胜利的几个先决问题》一文中指出":统一指挥是战胜日寇的重要条件之一。整个的战略方针和战役计划,须在统帅及战区高级指挥官总的意图下进行。但统一指挥,并不应该限制兵团指挥员之机动。相反的,应该发挥兵团指挥员及各级指挥员之机动性。因为前线上的指挥员,常能看破敌人的弱点,了解有利的时机。如果缚束在请命、待命范围内,常易失掉最好的机会。"为此他要求"上级给下级的命令不应过分死板,要给以较大的活动可能。一般的最好给以训令"。"上级对下级因机动专行去消灭敌人而吃了亏时,也不应过分责备,应当鼓励这种自动性"。
作为下级指挥员,则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当出现有利战机或遇到不利敌情时,敢于机断专行。彭德怀将此称之为"自动性"。他指出":一个良好的指挥员必须富于自动性,自动配合友军,自动打击敌人。"好的指挥员不但能够抓住战机,打开战局,主动地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而且在共同作战的友军陷入危险的时候,必须不待命令,自动地驰往应援。他举例说,假如自己当面之敌已经解决,而友军方面正在吃紧,则应自动向炮火、机关枪射击猛烈的方向增援。最好寻求在敌侧后方进行猛烈的突击,与友军协同解决敌人,以求得一个战斗或战役的全部胜利。如果请命、待命,易失良机,甚至丧失应得的胜利。所以拘守待命,毫无机动的指挥员,不能独立打开战局,造成胜利的有利条件,自己也时常陷入被动。因此"一个兵团指挥员只知奉命守法,不图有功,只求无过,这不能说是好的指挥员"。
(三)正确处理指挥权的集中与分散的关系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关系,在组织形式上,则表现为上下之间指挥权集中统一同适当分散之间的关系。彭德怀指出:我军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和指挥关系,应该是高度的统一集中和高度的积极性灵活性相结合。对于高一级的领导机关来说,必须把那些对全局和整体有重大关系的权限坚决地集中起来,防止分散主义;同时又要恰当地考虑和照顾局部具体情况,凡是应当下放的权限,就要坚决地放下去,实行按级负责,避免统得过死和绝对集中主义。对于一切被领导的部队和机关来说,必须坚决地服从整体利益,服从统一的指挥和领导,防止本位主义;同时又要善于依据总的意图,在统一领导的原则下,结合实际情况,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地执行指示和命令。平时工作如此,战时也是这样。情况复杂而且变化很快。这样,一方面,高度的集中指挥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指挥上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性也相对地显得重要。不集中、不统一、不协调、不主动地积极配合,机械执行和等待命令,在战时会丧失战机,在平时要延误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