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还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打击敌人”的领导方法,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使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工作制度化。那时,军部发给每个连队一张社会调查表,大体内容是:驻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人数及其比例;各阶层占有土地数目及其比例;群众的斗争情况;当地工价、物价;地方农产品、土特产品;地形特点、河流宽窄、深浅和流速、流量等等。连队要逐日将调查情况汇总上报。每打到一个新区,军队的党帮助建立地方党、地方政权,主力帮助建立地方武装,军队党员、干部还担负就地物色、考察,培养建党、建政的骨干。正是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使粟裕开始觉悟到这样一个真理:打仗是为了建设根据地,建设根据地又是为了打更大的胜仗创造条件。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粟裕通过这一血与火的洗礼,进一步认识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牢固树立了建立根据地思想。他在晚年曾深有感慨地回忆说,当时没有根据地或游击区作依托,有时即使有了战机,大的一些仗也不敢打。到处是反动统治势力,没有群众基础,一仗打下来,伤员无法安置。抬着伤员行军打仗非常困难,一个伤员要两个战士抬,还要一个战士替换,长距离抬下去,就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把伤病员丢了,那是革命军队所绝对不能容许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粟裕把根据地看做是进行革命战争的“战略支撑点”,是红军的“家”。他带领部队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创建根据地作为红军的一项战略任务。他要求部队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每个干部、战士都既要会打游击,又要会做群众工作。他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保留下来的部队,先后在浙江省南部建立了浙西南、浙东、浙南等革命根据地,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红军的火种,在离国民党统治中心不远的地区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一个战略支撑点,“这个战略支撑点,在以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①。他在独立领导苏中抗日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充分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以“把苏中建成基本根据地(不是游击根据地或游击区)”为目标,使苏中抗日根据地成为当时华东最重要的战略基地之一。
在长期游击战的根据地建设中,粟裕把毛泽东根据地建设思想的原理同各个根据地的实际情况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宝贵的具有鲜明特色的经验。其中,有两点尤为值得注意。
第一,因地制宜创建多类型、多层次的根据地。
粟裕创建根据地,从不照搬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是因时因地因敌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创造出多种类型的根据地。
1935年初,挺进师入浙后,经过调查研究,选择了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东西两片地区作为建立第一块游击根据地的基本区域。部队分散到各地,首先将国民党的区、乡武装消灭,区、乡、保长和土豪劣绅被抓获后,按情况区别对待。对罪恶多、民愤大的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坚决镇压,没收其财产,分给贫苦群众。这样就给了阶级敌人以沉重打击,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群众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反动区、乡政权瓦解了,农民、青年、妇女赤卫队等各种革命组织建立起来了。这是浙西南人民规模空前的革命壮举,也是全国革命低潮中一个局部的高潮。一个崭新的红色游击根据地的雏形在浙西南地区出现了。
在第一次反“围剿”中,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粟裕后来在带领“牵制队”(即游击队的主力部队)单独活动的过程中,便产生了这样一个思想:为了长期坚持敌后,形成比较巩固的游击区,并为主力部队提供更多的“落脚点”和“跳板”,不仅要有相对稳定的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而且在较大块的游击根据地周围,还必须建立一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若干的游击基点。每个小块游击根据地由若干个游击基点组成,每个游击基点由几个或十几个村庄组成。这些小块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在你来我往,敌人势力比较强大的地区,还应有“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
于是,粟裕决定把建立游击基点作为牵制队的重要任务之一,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在重要地区,选择条件比较好的村庄开展工作,几个或十几个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连成一片,就成了一个游击基点。离开二三十里又建立一个游击基点,逐步向外发展,使基点不断密集,联系起来便成了一个小块游击根据地。在小块的游击根据地里,政权是游击队掌握的,但形式是秘密的。时间长了,也就成为公开的秘密了。“白皮红心”式的两面政权有两种:一种是争取原来的保、甲长为游击队做事;一种是把秘密共产党员派进去作保、甲长。游击队有广大群众的支持,谁好谁坏都有数,惩办几个经常作恶的保、甲长,大批保、甲长就保持中立,这就孤立了真正坏的。
比如,早在1935年5月至9月,粟裕就率游击队进入浙赣线中段以南的宣(平)遂(昌)汤(溪)地区,打土豪,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并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遂汤区委。罗卓英“围剿”时,游击队主力向浙南转移了。1936年秋冬,粟裕已经有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的想法,派人按新的精神恢复工作,并成立了党的宣遂汤工委,统一领导这一小块游击根据地的建设。
由于执行了新的政策,经济上有一定的发展。中心点金华被群众称为“小上海”,商业繁荣,平原上的客商带来大批布匹、医药等货物,交换山区的特产,使金华也实际上成了游击队的“军需补给基地”。那一带的不少保、甲长是替游击队办事的,区长、乡长往往保持中立。这样,游击队就有了一个小小的但又确实比较稳定的后方。这个后方,在刘建绪的“围剿”期间,成为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基地之一。
由于有了一些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的游击基点为依托,游击队打完仗后一个晚上急行军便可转到游击基点。这里有可靠的群众,消息传不出去。游击队住下来,休整三五天,侦察好敌情,计划好行动部署,再跳出去打击敌人开展工作。这样,既便于出击作战,又可隐蔽休息于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游击队如鱼得水,来去自由多了。
再如,在创建苏中根据地时,粟裕也是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明确提出:只有保持一定范围的、相对稳定的基本区,才能保证在任何严重形势下,对全区实施不间断的指挥;才能有较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战争和积蓄力量;才能相对地集结和训练主力兵团,形成拳头,以保持主动权。他将根据地由西向东、由北向南划分为四个分区,并确定第二分区滨海滩涂地域为基本区,从而使苏中抗日根据地形成有纵深、有层次的战略布局。
第二,从实际出发制定和调整根据地政策。
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同样可以说,政策和策略是党和红军根据地建设的生命。粟裕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对这一点感触尤深。
他在回忆浙西南斗争时曾谈到,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基本上是按照过去中央苏区的做法,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基本政策,并公开发展群众组织,公开建党、建政。在创建游击根据地之初,采取这些基本做法,对发动基本群众和迅速打开局面有决定性作用。但从坚持长期斗争来看,打土豪、分田地,打击面大,不利于团结和争取其他阶层。而且,浙西南红色政权的中心区离铁路不过数十里,这样一个为广大白色政权所包围的小小的公开红色政权,当敌人以强大力量进行“围剿”时,目标非常突出,难以经得起敌人反复持久的打击。事实也是如此,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起初进展比较顺利,后来在几十倍之敌的进攻下遭到血洗,刚刚取得的革命成果受到了严重摧残。因此,他提出,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适当地转变策略,调整政策,团结中间阶层,对上层分子根据其不同表现区别对待,以孤立敌人,并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结合,以增强对敌斗争的力量。
粟裕的这个思想,体现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充满着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其最根本的含义,就是党应当按照实际情况灵活地制定政策和策略,并根据情况的变化适时地进行调整。离开了这一点,政策和策略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可是,当粟裕把上述想法同浙南党的另一位主要负责同志商讨时,却遭到了反对。
粟裕在后来带领“牵制队”建立小的游击根据地和游击基点时,就吸取了浙西南斗争的经验和教训,把调整政策作为工作的一个中心环节。他说:“在游击区内,这种小的游击根据地和分散的游击基点之所以能够存在,除了有力的武装活动外,主要靠政策的威力。”①他针对浙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地主兼工商业者多的特点,对政策作了若干调整,以抗日、反蒋为前提,扩大团结对象,缩小打击目标,改变打土豪的政策,把“没收委员会”改为“征发委员会”,征收“抗日捐”。在民族矛盾日益加深的形势下,这种做法既支持了武装斗争,巩固了根据地,又团结了大多数人,孤立了少数反动分子。
比如,游击队到一个地主家里,如果他家里的人跑了,就给他写个条子,说明北上抗日有了困难,根据情况需要他捐助多少担米、多少衣服和多少钱。假定希望他捐助200元,便说明这次住在他家里,吃了几担米,杀了几头猪,合计该扣除50元,要他再送150元到某个地方去。地主回来看到没有被没收家产,往往就设法把那150元送到指定地点。这样,矛盾不容易激化。
当然也有顽固的,以为奈何他不得,就是不送来,这就需要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有一次,游击队通知一个地主乡长送500元抗日捐来。他是完全可以负担的,但就是不干。游击队警告他说:你拒不缴纳抗日捐,现在要另罚500元,如限期不交,定要惩处。他听了笑笑说:“想惩办我,谅他们没这个本事。”这一天他出门时,游击队的侦察员在半路上把他抓了起来。他吓得要死,回去后立即把捐款和罚款共1000元全数送来,还到处宣传:“红军真厉害呀”此后,周围的一些地主收到条子大都及时认捐交款,从而解决了游击队的经费开支。
浙南游击根据地大多是林木茂密的山区,粟裕相应地制定了支持竹子和山货出口,欢迎平原客商进山的政策,在武装斗争的严酷环境中实现了根据地与敌占区的商品流通,促进了山区经济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因而得到群众拥护,也争取了一批资本家和工商业者。这就使游击队的部分军需用品得到比较适时的供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