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历史人物远比有记载的历史更复杂，要想真正搞清楚谈何容易。以李鸿章为例，这是一个为中国近代化费尽一生心血的人，中国近代化的许多个"第一"由他开端。然而他又是主持中国外交长达二十多年的晚清官员，以一个弱国之臣，周旋于列强之间，欲挽狂澜于未倒，最终多受欺于人，不得不谈判签署了许多个不平等条约，若说李鸿章不是卖国贼，那谁又是卖国贼呢？
"卖国贼"，这个在国人眼中实在是最最不耻的骂名。要说做了亏心事，或是当了败家子，让人骂几句，气量大的倒也容得下；但若被人指为卖国贼，恐无一人能坦然接受。故而卖国贼的殊荣多是在当事人故去后的"追封"。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当作卖国贼而让世人永记的人是不多的。
历史镜场中的爱国与卖国
但在历史上，何谓"卖国"，实在是个不清晰的概念。戊戍六君子之谭嗣同，被誉为近代最最爱国之人，有人说谭嗣同的爱国不同于有些人只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爱到了血液和骨头中去了。光绪变法时，苦于没有资金，无法推动，谭嗣同主动上奏，提出一个解决办法，要皇帝把西藏、新疆、青海、蒙古等地分别卖给英、俄，这样每年可以减省戍边费用几百万两，同时，这四个地方按每平方里50两计，可卖10亿两白银。这笔钱除去偿还马关条约赔款后还会剩余近8亿两，可用于变法。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欲按平方里卖国土的第一人。虽然此奏并未获行，但谭嗣同的主张却是白纸黑字地写在那里，并流传到今天。可今日，又有谁去骂谭嗣同的卖国呢！五四运动时，孙中山接见日本参谋本部参谋长河上勇时表态：如果日本政府肯帮助他完成国民革命，取得政权，他将非常高兴地把满洲的利益转让给日本。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之父，他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热爱，是无人置疑的。可是为了取得政权，你就可以用整个东三省去和日本人做交易吗？谁给你的这个权力？这究竟是不是卖国呢？读历史书，每及于此，大惑不解常常会令人窒息。
其实古人对国家、民族、政权三个概念的理解和今日是有所不同的。
在今天，国家的解放、民族的独立和党的领导三者是一体的，不可抽分的。
而在过去，这三者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是可以分解的。国家是江山，民族是子民，政权是社稷，自有其不同的概念和涵义。晚清光绪变法之时，国内外舆论大噪，盛赞其爱国之举，几致无人敢言不字。在当时，谁要是反对变法，便是卖国，大臣噤若寒蝉，连慈禧老佛爷虽说感觉不对劲，却也奈何不得，总不能不去支持自己侄子的爱国之举吧！倒是满人文悌看出了此中的奥妙，说皇上身边诸章京之爱国，实是爱中华，不爱大清。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慈禧，满汉的矛盾，大清的社稷这才是首要的问题，这成为慈禧之所以下决心镇压变法的关键。由此可见，同为爱国，在不同的背景下，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涵义和内容。
爱国与卖国，原本是清清楚楚，是非分明的事情，为何在历史的镜场中，竟然变得如此的模糊不清呢？这是因为今人的理念与古人不同，以今天的判断和认知去理解古人，实际上是将我们的观念强加给了古人。至于古人当年的价值判断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今天的人们并不了解，也不想去了解。这正是在今天，我们对历史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卖国贼深深不解的原因，同样，也是我们对那些历史伟人为什么会有一些荒谬和怪诞的举措而大惑难解的原因。历史不仅仅代表着空间距离的推移，同时还意味着历史场景的转换。不明白这一点，读史书永远只能是一头雾水。
日前由书店购《民国人物碑传集》一部，书虽新出，但材料却是老的，所涉民国人物有473人，多非显要之员，颇有查索价值。暇时无事，择其熟知者读去，饶有兴趣。
书中载有甲午海战时北洋海军"福龙"号鱼雷艇管带蔡廷干之行状，为其子所撰。后人写自己祖先的传记，多溢美之词，可以想见，亦可以理解，但所述事实应大致不差。然《蔡耀堂行状》则不然，粉饰先人，修改历史，混淆视听，达到惊人的程度，令人难以容忍。兹择其记叙甲午海战一段观之：（光绪）十九年甲午，中日失和，两国海军战于黄海。先严驾左一鱼雷艇，与日舰西京丸激战三次，勇敢奋击，以少困众。日将军司令长桦山中将及西京战士目睹先严之精悍威猛，为之挢舌胆寒。十月，我军退守刘公岛，先严改带福龙艇。明年乙未正月，为日军包围，全军覆没，先严义愤填胸，痛兹大难，遂投海殉节，漂泊半日不沉，为日舰捞救俘之以去，留东京年余。
历史应由谁来写
这里说的是蔡廷干在甲午海战中的两次重要表现，一次是黄海海战；一次是刘公岛保卫战。在这两次重要的作战活动中，蔡廷干的真实表现却与其子的溢美之词相去甚远。
1873年，蔡廷干作为清政府选派的第二批出洋留学的官学生之一，被派往美国学习。归国后在福建水师任职，后调北洋水师，积功至都司。
1894年9月17日中午，中日双方在黄海相逢交手，蔡廷干率"福龙"号鱼雷艇参战。当时载有日本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观察舰"西京丸"，本是列入非战斗行列的，但被北洋海军"定远"和"镇远"击中舰舱客厅和右舷后部，受了重伤。在逃窜时，恰好遇到由大东沟港口赶来参战的"福龙"号鱼雷艇，当时"西京丸"因舵机损坏，仅凭人力舵勉强航行，加之船右舷后部中弹进水，实际上已无战斗力，只好任凭"福龙"号攻击。蔡廷干率"福龙"号驶至"西京丸"正前方，连发两颗鱼雷，由于技艺未精，皆未射中：一颗由"西京丸"右舷越过，第一颗向其左舷射去，由舰底穿过，皆未引发。致使受重伤的"西京丸"得以逃离战场。所谓"以少困众"则是其子的修饰之词，蔡廷干的"福龙"号一对一与受重伤的"西京丸"对阵，尚且不能将其击沉而使其逃脱，更何言"以少困众"了。
如果说在黄海海战中蔡廷干的表现尚属技艺未精而致失误的话，那么在刘公岛保卫战中蔡廷干的临阵脱逃则就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了。
1895年1月底，日军包围威海后，开始进攻刘公岛北洋海军基地。此后北洋海军与日军苦战多日，彼此皆有伤亡，处于相持阶段。就在这万分危急的关头，蔡廷干与"左一"鱼雷艇管带王平密谋逃跑。2月7日清晨，日军向刘公岛发动第五轮进攻，北洋舰队配合刘公岛炮台奋勇反击，击中日舰"松岛"、"桥立"等五艘。就在日军攻击力大为减弱之时，蔡廷干、王平等率"福龙"、"左一"、"左二""左三"、"右一"、"右二"、"右三"、"定一"、"定二"、"镇一"、"镇二"、"中甲"、"中乙"等鱼雷艇，以及"飞霆"、"利顺"二汽船等共15船由刘公岛北口逃出，开足马力向西逃窜。"福龙"号鱼雷艇行驶速度快，本有可能逃脱，但因锅炉管损伤，速度减缓，遂受日舰围击。蔡廷干与其他各舰皆被日军俘虏，只有王平率"左一"号逃到了烟台。蔡廷干等在刘公岛保卫战处于万分紧急的关键时刻，为了个人的安危临阵脱逃，弃岛而去，极大地动摇了军心，打乱了丁汝昌的防御部署，并使北洋舰队一下子损失了15条船，战斗力大为减弱。如果没有蔡廷干等人的临阵脱逃，刘公岛保卫战本来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以待援军，不致迅速崩溃，全军覆没。而这一可耻的逃跑行径，在其子的笔下，竟然成为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先严义愤填胸，痛兹大难，遂投海殉节，漂泊半日不沉，为日舰捞救俘之以去"，简直成了第二个邓世昌。史之曲笔，恐莫过于此。
甲午战后，蔡廷干因逃脱和被俘，受清政府革职处分。如此大罪，受这点微薄处分，且不久又被开复，这与黄海海战中方伯谦临阵脱逃后被军前正法相比，可以说轻到不能再轻了。但是蔡廷干连惊带吓，神色久久不愈。
《蔡耀堂行状》记载了这一情况：先严既经战役劳苦，军败投海，濒于九死，俘羁异国经岁，身体精神俱受重创，……忧伤憔悴，百念俱灰。于是闭门读书，不问世事，尤喜黄老家言，日手《道德经》一遍，覃精澄虑，以窥究竟，盖服膺知之不殆之言，而身体力行，绝意仕途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