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3月,在"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失利。毛泽东提出向赣东北方向发展,以求在赣江以东,闽浙沿海以西,长江以南,五岭山脉以北的广大农村建立苏区,发展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的主张遭到苏区中央局的拒绝,命令中央红军主力兵团分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并夺取两岸城市。
其时,毛泽东已在中央领导集团中受到排挤。他随一军团和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在赣江东岸活动。林彪和聂荣臻分别任中路军的总指挥和政治委员。走到半路,毛泽东与林彪、聂荣臻商量,认为部队应将行动方向改为向东发展,趁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敌人暂时无力组织新的进攻的空隙,乘红军大胜利的余威,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林聂二人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向中革军委提出了建议,后改称东路军入闽作战。
3月30日,毛泽东致电苏区中央局,建议以东路军夺取漳州,指出":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苏区中央局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
4月3日,第一、第五两军团分别向龙岩、漳州前进。10日,第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当天占领龙岩,歼灭敌张贞部一个多团。
4月11日,在龙岩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军团师长,师政委以上的干部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计划。会上,大家认为,张贞四十九师共有九个团,龙岩一仗仅消灭他一个多团,他不会轻易撤退,一定会在闽南某地集中兵力与我决战。因此,一军团索性在龙岩休息,让敌集中,待五军团赶到,东路军主力会合后再向集中之敌进攻。
后来得知张贞的部队已全部退守漳州。毛泽东决心首先歼灭漳州外围之敌,尔后乘胜夺取漳州。林彪和聂荣臻对战斗作了具体部署。4月19日晨,我军主力向漳州之敌发起进攻,第四军首先突破了敌人主阵地,其余各军协同作战,迅速占领天宝、南靖,乘胜向漳州市区进击,于20日占领漳州。
漳州战役,敌四十九师大部被歼,俘敌1600余人,张贞的主力基本被歼,残部大部分逃往闽粤交界地区,长期未能恢复战斗力。
聂荣臻后来在回忆录中谈了漳州战役胜利的原因,是战役决心正确,部队行动神速,部署周密,选择了恰当的主攻方向。这些正是毛泽东与东路军领导者共同筹划的结果。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漳州战役是他第一次与毛泽东合作打仗,他概括了毛泽东的指挥特点,认为毛泽东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注意出敌不意和集中兵力,并且,毛泽东"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在党和红军面临重要政治军事抉择的历史关头,毛泽东十分注意借重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问题。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带着无比抑郁、愤懑的心情离开了自己用血汗浇灌的红色土地。他感到必须改变红军在政治上、军事上所执行的错误路线,而在当时,靠他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踏上突围西征途程的时候,毛泽东邀请张闻天、王稼祥一路行军,一起宿营,张闻天立即欣然同意。那时,毛王二人,一病一伤。毛泽东恶性疟疾刚制住,体虚血亏,走不动路。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他们两人都坐担架。张闻天身体好些,基本上是骑马行军。
长征开始时的这种特定环境,给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个人提供了一个共同商讨谋划的机会。这个筹划后来曾被幽默地称作"担架上的阴谋"。张闻天向毛泽东、王稼祥谈从福建事变到广昌战役自己同博古的种种争论,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上分兵把口、拼命主义等做法很不满意。毛泽东则就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过程,同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对比,详细地分析李德、博古军事领导上采用单纯防御路线,否定运动战战法的错误。
张闻天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在1934年11月底的湘江战役中,红军损失惨重,由突围西征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两个多月的突围行动,又一次证明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不行。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一起开始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一路就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与博古、李德反复争论。最终他们认为,必须设法撤换李德等人的军事领导职务。于是,王稼祥又分别与彭德怀、刘伯承、聂荣臻等几位将领交换意见。最后,大家都赞成开一个会议,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遵义会议上,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人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的思想为主导的。这个报告的内容后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反映出来。
张闻天曾深刻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他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一。第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第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第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这个会议的功绩,当然属于毛泽东同志,我不过是一个配角而已。"毛泽东却对这些"配角"的作用作了充分的肯定。他在1945年中共七大时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别的好多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
可见,遵义会议这样一个标志重大历史转折的会议,正是党的集体领导者共筹帷幄的结果。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在作战指挥上实行战略上的高度集中,战役战术上的分散指导原则。1947年3月26日,毛泽东及其中央领导机关撤出延安后,在绥德以南的清涧县枣林沟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工作;刘少奇、朱德、董必武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
在转战陕北的日子里,毛泽东和中央前委的军事指挥主要依靠电报传递。在战役准备阶段,特别是一些重要战役的准备阶段,毛泽东总是很少休息,经常长时间的深思,通宵达旦地工作。每一次战役前,都要征求前方指挥员的意见,毛泽东总是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有时以个人的名义,发电报与他们商讨。正确的意见及时采纳,不妥的意见予以说服,并从全局的观念出发,帮助前方指挥员认清战略全局,从更开阔的视野上来看待和处理当面敌情和组织战役。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前委书记周恩来、任弼时的意见。遇事找他们商量,发给前方的电报,总是先送周恩来、任弼时阅后再送电台拍发。建国后,毛泽东曾说过":胡宗南进攻延安以后,在陕北,我和周恩来、任弼时同志在两个窑洞指挥了全国的战争。"周恩来也说":我们领导革命战争时,在全国、在中央决定问题的只有三个人。当时中央书记处共有五个人,分散在两个地方:一个地方是刘少奇同志和朱德同志,他们领导全国土改,搞根据地;在中央只有三个人,毛泽东、周恩来与任弼时同志。所谓中央,就是这三个人嘛!"当时,周恩来是毛泽东不可缺少的助手。他们不仅共同指挥着陕北战场的作战,而且指挥着全国战场的作战。周恩来成立了一个军事组,有5、6个参谋主管作战方面的工作,直接受周恩来指挥。当时担任作战参谋的张清化后来回忆说:周恩来"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军事组织者和指挥者。当时他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深得党中央、毛主席的称赞和全军的拥戴。
凡是党中央研究,毛主席下了决心以后,具体的组织布置和如何执行等都是周副主席具体来抓的。无论前方或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或部队调动,总离不开他的具体的组织指挥。"周恩来还对毛泽东的身体健康关怀备至。前线发来的战况报告,如有新出现的情况和地名,他总是亲自加上注释、附上小图,再送毛泽东阅示,尽量减轻毛泽东的工作负担,使他能够集中精力考虑战略决策。在那些战斗频繁的日子里,周恩来还帮助毛泽东起草了不少致前线各将领的指示电报。
在他们的共同指挥下,人民解放军无论在陕甘宁边区、山东战场,还是在全国其他战场都接连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中央书记处的另外两名书记朱德、刘少奇也在为毛泽东分担重担,密切注视全国战情,为中央的军事指挥和部署出谋划策。
1948年3月5日,朱德、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提出将绥远地区划作晋察冀野战军机动作战的范围。他们指出,因为傅作义主力现在集中于平、津、保及张家口地区,每当发现我军主力所在方向,即集中3、4个军的兵力和我周旋,常形成顶牛形势,于我不利,而其绥远后方极为空虚。因此,晋察冀野战军拟以一两个纵队向绥远方向行动,打击傅作义后方,破坏平绥路两段,调动分散敌人,以便求得战机歼灭敌人。毛泽东采纳了朱刘的提议。3月14日致电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等人,指出:你们只有在宽大机动中大量歼灭敌人,迫使敌人分散配备,才能克服你们遇到的敌人大量集中不利我军歼击的困难问题。你们机动的范围:第一是整个平绥线包括绥远全省在内,第二是北宁线,第三是平承线,第四是平保线。上述部署,不仅有效地调动了傅作义集团,将其分散孤立于平绥、北宁一线,有力地牵制了傅作义集团的动作,支援了辽沈战役的顺利展开,而且为最终分割包围直至全部解决傅作义集团创造了条件。
临汾战役是晋冀鲁豫军区初次进行较大城市的攻坚战。在战役筹备阶段,朱德、刘少奇致电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副政治委员薄一波,详细提出了他们对于攻城技术的具体意见。电报指出:攻打临汾可采用攻打石家庄的经验,首先是"炮炸协同,击开突破口",即以大量重迫击炮、榴弹炮及野炮,集中打一点,并利用挖好的坑道,用1000公斤至5000公斤黄色炸药进行爆破,必能炸开突破口。大量炸药爆炸后,敌守兵在十数分钟内,均聋哑不能行动。趁此时以步兵冲进,再以大量手榴弹及少量炸药,就可占稳突破口,再向两面发展。请徐、薄必须充分准备炸药5万到10万斤,炮弹须有5万到10万发。临汾战役基本上如法炮制。我攻城部队于1948年4月17日发起总攻,坑道爆破首先成功,城墙被炸开宽近40公尺的缺口,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乘爆破烟雾迅速突入城内,经过激烈巷战,于当日全歼守敌,解放临汾。6月1日,毛泽东在给东北野战军领导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临汾战役的经验,认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大胜利"。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阶段以后,朱德十分注意研究城市攻坚战的战法,并且在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提出重要的战术建议。
1948年6月1日,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询问是否有可能两个月内夺取长春,林彪、罗荣桓等复电":我们对此战局无最后的确定见解。拟待侦察地形后,才可通过其他条件,得出较有把握的意见。"6月3日,朱德就攻打长春问题致电毛泽东。他指出:"长春还是可能打下的条件多。1.敌人正规军不到6万,其他警察、宪兵、自卫志愿兵等2.8万人,正规军中只有两个师比较坚强的,志愿兵中政治上要拼命,军事上是混杂的,比较差的,督战虽严,打混乱时即不生效。2.援军很远,我军可以打援,即围城打援亦有利。3.敌守孤城,粮弹、人的补充均靠飞机,不能持久。4.我军兵力优势,后方接济便利,部队技术有相当的学习,有相当攻坚经验,有相当的家务,如果现有20万发山野炮以上的主炮弹及重、轻迫击炮弹,炸药30万斤,手榴弹200万个,即可能打开。"朱德的电报提出了解决长春问题的两个方案,即强攻与长围。所谓长围,指"在一定的圈子内,围死他,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
同日,毛泽东致电林彪等人,请他们对朱德司令所提意见给以回答。毛泽东在电报中询问":两种打法是否可能:甲、能强攻则用强攻办法;乙、不能强攻,即攻占一半或三分之一之后,改用长围构筑坚阵,以一部围困该敌,主力休整待机。"后来,经过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领导的反复磋商,至7月22日,始决定围困长春,以主力南下。朱德的意见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后期突破攻坚战大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争取在5年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会议以后,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战幕拉开了。为了集中指挥伟大的战略决战,中共中央书记处开始集体办公。每天晚上8时,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办公。
太行山麓、滹沱河畔的小山村里,灯火,彻夜不熄,五位书记经常通宵达旦地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发出电令。战争在他们的指挥下奇迹般地发展着,几个月的时间,三大战役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大地迎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周恩来曾说":毛主席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这个最小的司令部里,凝聚着集体的非凡才智,发挥出最优秀的战争指挥艺术,真可谓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三、上下沟通 从善如流
毛泽东在战争指挥中不仅注意听取军委集体领导人的建议和意见,而且十分重视下级指挥员的意见和建议。"群策群力"、"集思广益"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民主决策方法,在战争决策中也不例外。只有认真考虑战场指挥员的意见,采取广纳众言的方法,才能真正做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因此,倾听战场、战役指挥员的呼声,上下沟通,从善如流也是毛泽东的统将艺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