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一样的开篇
古人讲天时、地利与人和，说明成就一个人的因素，除了自我，还有某时某地的因缘际会。
于钱钟书而言，说清华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一点也不为过。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些地方，承接着天地之灵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地杰人灵，常年不衰，清华大学就是这样的一个地方。
清朝末年，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清政府派遣留学生留洋，而清华大学作为留洋的预备学校建立起来。到了1925年，经过一系列的发展，清华“大学之基础乃立”。1928年，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了将清华打造成更好的大学，罗家伦一直想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一个非常有志气的人。
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尽管全国有两千多人报考清华大学，可是钱钟书凭借优秀的学习功底，还是考了五十几名。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名次了（钱钟韩考了第二名），可是成绩下来之后钱钟书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数学只考了十五分，不及格。按照当时清华大学的录取规则来看，钱钟书是不可以被录取的。他坐在清华的门口，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慢慢地想，自己小的时候，为什么不多听大人的话，好好学学数学呢？——偏科对一个学生心理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只是在学习期间。
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心理也在钱钟书的心中萌发。自己的国文和英文都是学生中的翘楚，清华会不会因此而接受自己呢？钱钟书是一个善于自己寻找希望的人，他认为这希望并不是荒诞不经的。无论面对什么，生活总归要继续，他去吃了午饭，随后在校园里溜达。
钱钟书的这种状态，就是所谓的“无为”之态。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为所欲为，胡作非为。江河中的一滴水，无需挂念自己的处境，会一直随着潮流走向大海。钱钟书当时就以这种比喻自嘲，不然的话，回家？那岂是大丈夫的行径？
古人科举，尚且要在京城呆上好几个月，钱钟书愿意在这里等待奇迹。不过，走后门绝对是自己所不齿的事情，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心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如此一来，他就释然了。
“钱钟书，校长找你。”一个声音在他背后说道。钱钟书猛然一惊，回头，发现是个跟自己一样大的男生，留着分头，眼睛十分有神采。可他觉得这人很面生，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呢？钱钟书满腹狐疑，也不好多问，便说道：“校长在哪儿呢？”那人边离开边说道：“校长室。”好像是迫不及待地着急去做其他事。钱钟书暗想，难道我还不知道去校长室么？算了，自己去找吧，行政楼应该不难找。他很快找到了校长室，敲门，进，眼前是一位十分斯文的老师，衣着朴素。
“钱钟书，好，好。”眼前这位肯定就是校长，他在对照材料上的照片，当确认自己眼前站的这位就是钱钟书的时候，他哈哈大笑起来。当时的校长正是罗家伦，他在这里当校长的第二年，钱钟书就考来了。
钱钟书心中毫不紧张，他觉得自己站在这里，不外乎面对两种情况：一、自己被破格录取了，校长专门找自己谈话；二、自己成绩算是优异，却因数学落榜，校长在消遣自己。显然前一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大一些，于是钱钟书一阵莫名的狂喜和颤栗。
“坐吧”，听言，钱钟书便毫不客气地坐在罗家伦对面。“老实说，你的数学成绩实在不敢恭维，也有人说不能坏了学校的规矩，你不能被录取，只是……你国文和英文水平实在太高了，我对你肃然起敬，你被破格录取了。”
一位校长对学生表达自己肃然起敬，天下很少发生这种事。况且是当着学生的面，十分诚恳地说出来。这里面有一位求贤若渴的长者对一个天赋异禀的学生的信赖与欣赏。
钱钟书暗自欣喜，自己果然没有猜错。他站起来说：“谢谢您！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罗家伦点点头，他心想，这么一位中英文俱佳的天才，肯定会给清华增光添彩的。
走出校长室，外面阳光明媚，在钱钟书的感觉记忆里，那天的阳光是径直照射在自己心里的。它迅速地，洞彻了自己，他感觉浑身上下，所有地方无不舒坦。
走到清华的门口，他忽然想起来，得马上告诉父亲这件事情。于是他找到纸笔，在凉亭里摊开，先写自己从家中坐车到北京的经历。他不着急写自己被录取的事情，这叫读书人的“沉稳”，这同样是父亲教的。然后写自己对家乡和北京差别的感想，最后写自己考试的经历，以及刚认识的一些同学。
如果他们身上有什么明显的特点，钱钟书就会很形象地形容出来。然后他写到了自己的成绩，国文和英文都是名列前茅，可是数学不及格，只考了十五分。他没有立即跟父亲说自己被破格录取的事情，这叫设置悬念。等信写得差不多了，他才把校长专门找自己，破格录取的事情写出来。
信是用文言文写的，十分典雅，但很幽默风趣，颇有《围城》的模样。钱钟书想，父亲见到这封信的时候，肯定会不由自主地失态——笑出声来吧。
过渡阶段，钱钟书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但过渡从来不是单向的，它的另一面，就是融会贯通。钱钟书曾说，要百家贯通，东西贯通。刚考入清华的他，不仅在中文跟英文之间搭上了桥梁，在通俗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也开始逐渐融会贯通。比如他看杂志挨打的那次，尽管最后以悲催的结尾收场，可是世俗文学对他的影响力已经开始形成。
他知道“习有雅郑”，但他都不偏废。习雅，可以让人气质正派，不胡作非为，做到自律。习郑，会让人热爱生活，不死板。这两样都有好处，为什么古代的一些大儒，偏偏只注重雅呢？
莫名的惆怅和欢喜，本是青春的专属，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则是大志者的归宿。钱钟书已经不是十四五岁那种懵懂的状态了，在古文与英文上，他的造诣已经逐渐成熟，可以基本达到圆通的状态，举一反三，信手拈来。他的青春已经接近尾声，而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永远不急躁，因为他十分相信一个吃葡萄的事例（在《围城》中也有提及）。一串葡萄，有两种吃法，第一种是专门挑当中最好的那个吃，第二种是专门挑最不好的那个吃。照例说来，第一种人应该比第二种人幸福，以为他每次吃的都是一串葡萄中最好的那颗，第二种人每次吃的都是一串葡萄当中最差的那颗。事实上却相反，第一种人比第二种悲观得多，因为他只有回忆，而第二种人，永远有希望。
真的是这个道理吗？或许我们应该说，道理是对的，但这不符合人生。一串葡萄的味道，在吃之前，怎么能确定呢？有的看似丑陋，味道却极好。有的看起来很饱满，却味道平平。就算在吃之前，那一颗葡萄的味道更好能够确定，那么，一串几十粒甚至上百粒的葡萄，大部分的味道应差不多吧。这就是哲学跟生活的差别，也是哲学的局限。
当然，如果信奉一个道理，而这个道理会让人积极生活的话，没有比这更好的事了。道理总是形而上的，而生活确是形而下的。道主器，积极的人生观总是没有错。
2.生长力量
世界太大，人太渺小。每人身上都可以绽放出生长的力量，但需要时间，需要经历，也需要在适当的时机里，他人眼光里的光芒绽放。
有一句话说得好，白头如新，倾盖如故。钱钟书和罗家伦的感情就可以这么来形容。钱钟书是一个外表洒脱、内心缜密的人，他十分明白罗家伦对自己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有人成为钱钟书第一任敬服的学者的话，那肯定就是罗家伦了。
因为破格录取，钱钟书就此和罗家伦产生了知遇之情。一方面，钱钟书对罗家伦的赏识感激至极，他深知什么叫“深明大义”。如果不是罗家伦，自己哪里会有机会到清华读书呢？清华的藏书是最丰富的，那里是他一生的向往。而另一方面，罗家伦也对钱钟书抱有极大的期望，他见过的学生何止千万，但像钱钟书这样，有较好的家学，又有很好的外文基础的，则是很少见，他十分敏锐地感觉到，二十世纪的中国，必然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为主的时期，中西贯通的学者必然会成为时代的先驱。
二十世纪的文人戏称，罗家伦在清华的真正贡献并不是非常多，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一是决定清华招收女生，二是破格录取到了钱钟书。
只可惜罗家伦最终没有和钱钟书继续近距离的师生情谊。1930年5月，罗家伦被调离了清华大学，二人现存有书信来往。其中一次是罗家伦写的一首诗，他自己十分得意，便用毛笔书写了，寄给钱钟书。
有句话叫做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那的确是一首好诗，就算对极有水平的诗人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钱钟书对罗家伦的文采与书法表达了深切的敬服，他写信回答说（此用白话文翻译）：您的诗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喷珠漱玉，您的字可以称得上是脱兔惊鸿，我以前听说过您的诗与字号称双绝，今天得以见到，心中十分快慰，老师你寄给我这首诗，了却了我多年的心愿，我将马上好好保存起来，我也想做几首诗来跟您应和，可我还是没有十分的勇气……
心中那种恭敬而感谢之情，溢于言表，除此之外，钱钟书也会把自己的诗抄写寄给恩师，罗家伦为此非常高兴。
事实证明，罗家伦的选择没有错，钱钟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名满清华园，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天才，中英文俱佳，不仅如此，钱钟书读书之刻苦，也是校园里的一个传说。
据当时钱钟书的同学回忆，钱钟书读书的方法很是特别。他按照东西方文学分类研读的方法，一周换一次，每周四五本书，日夜津津有味地读。每逢周末，他都会抱着自己看过的书去图书馆还，成为清华十分亮丽的一道风景。一天，他将几本评论莎士比亚的英文学术著作看完，认认真真地做好札记后，抱着去还书，在林荫道上忽然碰到一位非常面熟的老人。
老人看见是钱钟书，也停下了脚步，走过来，翻了翻钱钟书手中的书，面露遗憾。钱钟书猛然想起，这位老人就是大诗人陈衍啊，于是他毕恭毕敬地问道：“先生对晚生有什么难以说明的事情吗？”
老人上下打量了钱钟书一番，见他剑眉星眼，直鼻权腮，神采飞扬，潇洒倜傥，便自言自语道：“果然是一表人才，只是可惜啊，你为什么只看那些洋字母呢，咱们中国又不是没有汉字，经史子集，那一样不够人研究一辈子的啊？”
钱钟书一听，心里暗自觉得好笑。他自认国文水平是不低于英文的，便昂首说道：“东西方的文化都是人类文化，不存在谁高谁低的问题，不瞒老先生说，我同样认为咱们中华的文化在博大精深上是高于西洋文化的，不过西洋文化之逻辑性，系统性，也是跟我们的文化有共通之处的……"”
钱钟书很少跟人滔滔不绝地讲话，更何况是德高望重的老师，只不过陈衍触碰到了钱钟书一直以来都在默默思考的问题——东西方文化到底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它们的魅力分别集中在哪一方面，这样的说话其实是自言自语，而陈衍却丝毫不认为钱钟书无理。他静静地听着，不发一语。钱钟书讲得差不多了，才发现自己这么大放厥词实在是太无理了。没想到老先生却笑眯眯地说：“人家都说你上课功夫好，这么看来你课下的功夫是更好的了，你说的学贯中西，的确有道理。”
没想到老先生如此通情理，让钱钟书感觉到分外地温暖。其实老先生哪里知道，钱钟书不仅修英文课程，拉丁语、德语、法语他也都已经开始接触了，并且收获很多。他善于多种语言共同学习，凭借自己绝佳的记忆力，一次次攀登上语言的高峰。
此后二人便成了莫逆之交。陈衍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在年龄上比钱钟书大了四五十岁，可他丝毫没有好为人师的样子。在钱钟书面前，他认为二人是平等的，并且经常对钱钟书的独到见解表示出十分的赞赏，有时候竟然会击节叫好。
不过老人的思维总是固执的，陈衍对西方文学的误解始终存在。为了给陈衍老先生解释明白自己的所学，钱钟书玩了聪明的一招，他将陈衍的好朋友林琴南拿出来说事。他说，自己最初接触西方文学，就是林前辈翻译的，林前辈的翻译非常有味道，自己也因而喜欢上了西方的小说。钱钟书还说，西方小说的那种系统性是值得东方的作家学习的。中国的作品就比如水浒、三国，在结构上也都有不系统的地方或者可能。
没想到往常非常和气的陈衍先生听钱钟书这么一说反应极大。他横了眼，做出一个不再听的表情，说道：“你知道他要是听说你是因为这样喜欢上西方文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他会非常遗憾的！你既然喜欢他，就应该更加注重他的古文。
钱钟书十分诧异地哦了一声，难道还有这回事？
陈衍说道：“秦南是最讨厌别人恭维他的翻译和画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的翻译好，是因为抓住了中华语言的精髓，而他的画嘛……我曾经当面夸赞过，可他却大为恼火，日后他跟我说，如果别人只注重他的画，而不注重他的品性，那还有什么意思呢？瞧吧，他也是个怪人。”
钱钟书哈哈大笑，名人自有名人的怪脾气，这话还真的不假。
“不过，您倒是我所见过的名士当中比较开明的一位了。”钱钟书说的话不假，陈衍是戊戌变法前辈的后人，思想的确比较开明。他曾经评论过科举制度，说科举因为上层要选几个为自己办事的人，就不惜耗散大多数读书人的大半辈子时光，实在是得不偿失的。“以前的人，只有当上进士之后，才有精力进行科研，做做学问，或者致力于文章，而在种进士之前，就只能死背四书五经，忙于策论八股，其实以前人们做的那些文章，就我看来，现在的高才之士写的文章，比他们并不差的。”钱钟书听了，认为非常正确。
全面的博览，使得钱钟书有着异于常人的全面眼光。在他的著作《管锥编》中，他明确提出了“打通"”的观点：东西打通，南北打通，他认为，凡是针对文学上某一观点的讨论，每一个门派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凡自称一派，肯定有自己的风格，派别之间不应该存有藩篱，而应该凭着宽容的态度，互相借鉴，互相包容，这样才能取得进步，为了将繁荣世界文学，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也不应该隔绝，而是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管锥编·序》中，钱钟书提到了郑玄的一个观点——旁行以观，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多做周围的工作，但注意力始终要集中到自己的目标上，有句话说的非常好，善吟者功在诗外，文艺的道理是具有极大的相通性的，只有将自己的内心充实化，才能做到触类旁通。
可以说，旁行以观用非常形象的笔触阐释了真正做学问怎样避免狭隘眼光的问题，而大学时期的钱钟书便已经注意到了这一方面。他将自己的知识融会贯通，在论述一个问题的时候信手拈来，又是那么的恰到好处，让人不能不佩服。
有人说，中国二十世纪有两个百科全书式学者，一个是鲁迅，另一个就是钱钟书。他们两个不仅对中国传统的正宗文化有着深厚的学习底蕴，而且对于佛家、农家、医家、商家，甚至旁门野史，鬼怪趣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比之于鲁迅的斗争性，在浏览量方面钱钟书可以说是更胜一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