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点类似于钱钟书所说的，在后面，他将唐诗和宋诗拿出来比较：“有唐诗做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摩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价值所在。”
钱钟书在序言中写道遴选宋诗标准：押韵的文件不选；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的把戏也不选；大模大样的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把前人的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旧货充新也不选；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当时传诵而现在看不出好处的也不选。这几个标准实在是太实用了，学问的展览和典故成语，没有大用，只是说理的一种小手段，不堪大用。所以钱钟书不选这样的诗，大模大样仿照前人的假古董不选，这一条是非常需要勇气的。因为这需要选诗的人有极强的辨别能力和鉴赏力。第三，把词意改头换面而绝无增进的诗，这类是比较容易选出来的，但对学者的见识又很大啊挑战，有的诗在此处看来很恰当，很可能是剽窃前人的，其实作者本人未必有什么才华，让这样的人名垂千古，简直是对学问的侮辱。有好的句子，却没有整体美感的作品同样不选，每个人都有灵感，能写出好一点的句子，可最终一首诗的好坏是从全篇来说的。最后一个，我觉得是钱钟书稍微有些无奈的做法。
有句话说教学相长，钱钟书自从调离清华，就没有教书。很多在课堂上才能悟到的东西他得不到了，但是他的思想并不穷匮。因为他已经到了自己领悟的年纪，他有了异于常人的经验，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对于学生而言没有钱钟书的课堂是一大损失和遗憾；对于他本人可能也是一种遗憾，但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当时可能因为一句不经意的话就会惹来“批斗”之祸。尤其钱钟书个性耿直，心直口快，偏好一些臧否人物，在学校这样一个环境下，很容易被捉到小辫子。
《宋诗选注》与1957年春编完。当时钱钟书的父亲被批斗，所有的日记、文件等被毁。不久，其父生病住院，在武汉。钱钟书在去看望的途中赋诗《赴鄂道中》五首。这些诗可以反映出其当时的心情，兹录如下：
路滑霜浓唤起前，老来离绪尚缠绵。
别般滋味分明是，旧梦勾回二十年。
晨书暝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
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
白沙弥望咽黄流，留得长桥阅世休。
心自摇摇车兀兀，三年五度过卢沟。
弈棋转烛事多端，饮水差知等暖寒。
如膜妄心应褪净，夜来无梦过邯郸。
驻车清旷小徘徊，隐隐遥空碾懑雷。
脱叶犹飞风不定，啼鸠忽噤雨将来。
3.峥嵘微露
不是每一件好的事物，都能在适当的时候引起大众的共鸣，这造就了文人的失落，也促成了文人的坚守。
钱钟书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东西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承认，《宋诗选注》出版后在中国遭到批判，遭到批判的原因是因为钱钟书没有用唯物史观来解释缘由，其实钱钟书在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审美主义之间已经做出了极大的协调，至于最后的定稿，他还是倾向于中国传统的审美理念，他说自己拿出很多人来做例证，做对比，就已经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了，可是给他加这顶帽子的人丝毫不留情，不听他的争辩，对这本书大加贬斥，钱钟书非常伤心，但他忍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才用颤巍巍的手把已经出版的《宋诗选注》拿出来，亲切地摩挲，这是他心血的结晶啊。
幸好有杨绛在，她知道丈夫的委屈与无可奈何，她对钱钟书说道：“无论他们怎么看，我是知道你的，这本书我也看过，比什么历史唯物主义强多了。”钱钟书点点头，他知道杨绛始终是了解自己的，他对这件事情从没做过任何评价，在心底，他认为这就是命运的悲哀，世界上的哲学多得很，世界上的道理也多得很，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其中的一种，他很清楚，自己不会被一种思想莫名地奴隶。
这种强烈的人格自觉，让钱钟书摆脱了，当代很多知识分子的悲哀，他们或是为政治大唱赞歌，或是在阶级斗争的泥淖中不可自拔，没有一个完整的自我，十分痛苦，与之相比，钱钟书不知道要强多少。
杨绛说：“世界是不可知的，你认为呢？”
钱钟书说：“如果确定世界是不可知的，就说明世界是可知的，如果不确定，那还是说明世界是不可知的，确定与不确定的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世界是不可知的。”在这种情况下钱钟书都能拿事来说笑，杨绛对他的说法深以为然。
宋诗选注没有得到大部分人认同，但一些有名的外国学者则对这本书大加称赞。比如在日本，吉川幸次郎和小川环树对于这本书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尽管日本人的思想保守，有的时候甚至违背常理，他们的学术不如中国。但在对钱钟书这本书的评价上，他们都给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赞美，“毫无疑问，中国应该以钱钟书为骄傲。这本书里体现出的作者的广阔的研究视野与通俗的风格，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这本书填补来了宋诗研究的很多空白，尤其是是比较文学的阐发上面，钱先生的才力是我们日本人万万不及的。”这话说得非常谦虚，但多半都属实。
编撰完《宋诗选注》之后，钱钟书还写了二三篇学术论文。其中有一篇较为出色且体现其高素养，这说明即使自己不受最高层文化的认同。钱钟书依然有坚决的创作力，他将自己的论文给父亲看了，钱基博非常欣赏。尽管已经不是因为父亲夸奖就高兴一整天的孩童，但钱钟书依然很高兴。
另外值得一提的时期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林琴南是反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是同道中人。对于文言文的坚守使得他们名气大增，又显得那么不识时务，只不过但是他们的关系并不好，有时会十分激烈。有一年本拟钱基博去北京师范大学执教，但是林琴南在其中作祟，导致钱基博没有去成。钱基博非常恼怒，但也无可奈何。
另外，钱基博的著作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刊布，但也因为林琴南而作罢。钱钟书的另外一篇论文《林纾的翻译》，一点没有不平之处，也没有因其得罪父亲而公报私仇。钱钟书说这“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也并非因为林对其父亲的不公而去研究林，甚至于去“找茬”。他自己说是林翻译的小说让他感兴趣，让他有读原著的欲望。
他说：“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而且林在翻译的作品里的不忠实的地方他却认为并非其语言文化程度低，相反却有着能够表达狄更斯的风趣。他始终认为即使在今日，林译的小说还是很值得一读。
钱钟书对林写过这样的评语，他说：“译者运用‘归宿语言’的本领超过原作者运用‘出发语言’的本领，或译本在文笔上优于原作，都有可能性。最讲究文笔的斐德就嫌爱伦·坡的短篇小说词句凡俗，只肯看波德莱亚翻译的法文本；法郎士说一个唯美派的少年告诉他《冰雪因缘》在法译本里尚堪一读。虽然歌德没有承认过纳梵尔法译《浮士德》比原作明畅，只是旁人附会传讹，但也却有处于作者亲口的事例。惠特曼并不否认弗莱里格拉德德译《草叶集》里的诗也许胜过自己的英语原作。博尔赫斯甚至赞美伊巴拉把他的诗译成法语，远胜西班牙语原作。惠特曼当然未必能辨识德语的好歹，博尔赫斯对法语下判断却有资格的。哈葛德小说的林译颇可列入这类事例里。”
各种忙碌过后，剩下的，就是自己咀嚼自己的经历了。让钱钟书始料不及的是，尽管自己喜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但名声在外，身不由己。他的《宋诗选注》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感与独到的见解没有让人承认，但这让钱钟书静谧的心思起了波澜。
他再一次回到了“大地”上，这本书使他自己很得意，而其中涉及意识形态的一些问题，竟然也带来了不少苦恼。或许人生就是这样的可遇不可求，很多东西本来已经确定了的，但不知何时何样的一个变故，就会将所有的一切翻过来，人生的奇妙与无可奈何都是这样。
4.沙漠不荒凉
让钱钟书没有想到的是，生活的无奈才刚刚开始。
不久，轰轰烈烈的文革开始了，这次中华文明的灾难将一大批博学多识的知识分子推向了深远，钱钟书和杨绛同样没有能够幸免，据杨绛《我们仨》回忆：
我和钟书先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革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父母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身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缝。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缝，为妈妈做一套睡衣；因为要比一比衣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缝完末后几针，把衣裤叠好，放在我身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藏入书包，免得革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妻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干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强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之后自己的女儿来照顾钱钟书和杨绛。这种对知识分子的残酷剥削竟然升级到了如此的程度，而更为让人惊心动魄的还在后面。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日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内“批林批孔”，运动正值高潮。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内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内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衣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血管都渗出血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入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吸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性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身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午夜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床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一家三口，居家食粥，但这样也没能够将二人的情感疏散，在那种黑暗的日子里，钱钟书的健康，全落在杨绛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是哮喘，更要格外留心，一不注意就可能引发大的后果，杨绛十分担心，可是她不知道，正是因为她对钱钟书的好，差点让自己掉进无底的深渊。
当时钱钟书被人扣上一顶帽子——污蔑毛主席，这在当时是死罪一条，比得罪了皇帝还严重，于是钱钟书被人剃了光头，游街，钱钟书和杨绛都觉得自己冤枉，但是有冤无处诉，只能忍着。最后杨绛想出一个办法，在批斗钱钟书的大字报下面贴上了一张小字报，为钱钟书辩护。结果这个行为被革命小将抓到，杨绛被剃了一个不伦不类的阴阳头，二人经常带着帽子四处游行，受尽了折磨。最严重的时候钱钟书因为受了风寒，哮喘发作，差点就喘不过来气了，多亏认识一位医生，打了几针才好。
在生死边缘，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杨绛和钱钟书从没改变过自己的初衷。夫妻情深，在当时风声鹤唳的文革年代，这是非常难得的。而更为难的是，他们的女儿钱瑗始终不离开二人。
阿瑗在革命阵营里是“拉入党内的白尖子”，任何革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全国大串联，她就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在文革中，她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没做一件亏心事，这是钱钟书和杨绛喜欢看到的，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坚定而善良的人格。
在那场暴风雨中，中国大地上演了很多黑色的悲剧故事。在这其中，钱钟书一家的命运，并不算悲惨。但是身处困境，他们更加体会到彼此的温暖，也更加期盼，明天的太阳升起。
